简介：特朗普执政对美国政治的冲击，以及马克龙当选法国总统后对欧盟改革的影响，成为2017年西方思想界关注的焦点。欧美社会的政治极化再次引发学者探究民主的危机。对中国“锐实力”的焦虑反映出西方意识形态的防御趋势。反性侵运动的兴起也激发了女性主义内部的争议。

简介：支遁般若思想包涵般若空智与即色空。《大小品对比要钞序》论及般若智的“无”不同于道家玄学之有无相对的“无”，而是超越有无相对而自成其无的“无”。般若空智是超越一切世俗智的最高智慧，是证道成佛断灭死生的要津，契证般若智的至人之心寂然不动而感通众生。考察吉藏的相关论述，对比支遁即色义文献与僧肇《不真空论》对于即色宗的批评，可以判定僧肇所破之即色宗非支遁即色义。支遁即色义有三层逻辑严密的意涵：为即色空提出原因、根据，严格确定即色空是何种意义上的空，即色空区分于断灭空和恶趣空。支遁先于僧肇解入般若空义。

简介：明末高僧蕅益智旭的《周易禅解》是＂以佛解易,易佛融通＂的集大成著作。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学人开始从多角度研究其易学思想。有从文本解读角度进行的研究;有从易佛、儒佛融通视角进行的研究;有从三教关系上进行的研究;有从思想史、哲学史角度进行的研究;还有从纯粹佛家角度进行的研究。这三十多年来,海内外的研究成果颇为宏富,但也到了瓶颈期,亟需一个总结。只有从整体上把握这些研究成果,才能在智旭易学思想研究以及佛学易研究上找到新的突破点。

简介：本文通过与朱熹理气论进行对比考察，确认了林罗山理气论的思想特色。即：元和六年（1620）以前林罗山曾在朱子学式的思想和阳明学式的思想之间摇摆不定，自元和七、八年以后，林氏在原理层面上接受了朱熹的理气学说并大力加以宣扬，而在应对现实问题即在应用层面上林罗山没有充分贯彻朱子学的理气论。

简介：杨简认为＂易本占筮之书＂,而＂易＂本质上为一,＂易＂所言万事万物及其变化、以及变化之道均是通而为＂一＂,从彻底的方面而言乾坤之道也为一,这涉及到一多关系问题;而卦爻辞在于＂明人之道心＂,并以＂人之本心或道心＂来界定＂己＂,性形不二,道心本质上就是道自身。故＂易者,己也＂另一深层表达是＂人心即道＂和＂天人本一＂,其核心是以易为己、以心释易,蕴含着心物关系问题。他以＂意＂作为区分道心和人心的标准,善恶之分与心意关系有内在性关联。笃信孔子的毋意论,杨简提出了与《大学》诚意论不同的以＂不起意＂为主旨的工夫论路径。

简介：中国哲学史学会中医哲学专业委员会是在一个非常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成立的。十年前，面对着网上万人签名要求取消中医，中医学界和中国哲学史界的一些朋友们，与热爱中医和中国文化的广大干部群众一样，心情都很不平静，感到很受压抑。他们在一起商量：应该怎么应对？我们怎样发声？

简介：《鬼谷子》作为先秦纵横家唯一的一部子书，许多教育思想在其中鲜活地存在。研究《鬼谷子》的教育思想和他对“生命自觉”的重视，这既是服务教育学研究中国性的需要，也有益于在教育实践中“育生命自觉”之人。其育“生命自觉”之“圣人”的教育目标、育“生命自觉”的教育内容、育“生命自觉”的教育方式，对理解“教育关系”中的生命自觉、《鬼谷子》教育思想的核心：生命自觉的价值取向、教育要满足个体生命自觉的正当需求具有重要的启示。

简介：张九成提出＂念动于中,事形于外＂,认为内心念虑能够影响外界事物,造成祥瑞灾异及种种自然现象。与汉代天人感应说相比,张九成思想一方面消解了＂天＂的人格神意味,一方面把灾异的根源归诸人心念虑,从而将天人感应融入到心学体系中。张九成基于心学的天人感应论以气论为基础,认为天地之间一气流行,人内心的念虑会形成和气或恶气,进而影响万物。通过内心—气—事物的结构,他将自然界纳入到以人为中心的世界之中,人是世界变化运动的枢纽。这一建构,使天人感应在宋代心学思想中获得了新的内涵和价值。

简介：“自”类语词可分为一般观念性与观念-思想化两类。前诸子时期观念-思想化“自”类语词具有重要的思想内涵，却乏人问津，亟待从观念史、思想史的视域进行研究。殷商时期，盘庚使用否定性与肯定性“自”类语词，反思、批判人的存在状态，并要求人充分且合理地行事；西周时期，周人尤其是周公主要使用否定性“自”类语词，从消极方面限制自我、主体性，提示出存在状态、生命活动的转向，周人也使用肯定性“自”类语词，在积极方面的限制下将自我、主体性充分展开；春秋时期，语词趋于成熟，更加注重对人的种种限制，“自-他”关系、自我反思与克制、实现转向等内容较以往更加明确；前诸子时期“自”类语词的特例反映了拟人的思维与观念以及言说方式。要之，前诸子时期观念-思想化“自”类语词乃是先贤们对人的存在状态的认识、反思、批判的结晶，其追求合理性，体现了人的理性精神。

简介：《荀子·性恶》篇是苟学派作品，未必是荀子作。该篇提出“性恶”说，可是在政教问题论述中，却相信人易于教化，愿意向善，与儒家主流人性观一致。“性恶”其实只是立说．并非思想。《性恶》篇的来源，有墨家《尚同》篇到秦法家的初始人性判断，儒家传统的教化乐观主义，以及荀子性、为相分说和情欲界定人性说，在诸子人性思想脉络流变中，可看出“性恶”说的特点。《性恶》篇是古代唯一“性恶”论，却不是对人性恶真有认知的学说。墨、法、道、儒诸家对人性之内在问题和危险各有洞见。

简介：刘秀作为中国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在其长期的经国治军实践活动中，积累了丰富的军事经验，并形成了柔武制胜的军事思想特色。从四个方面论述了刘秀柔武思想对《孙子》兵学理论发展的贡献：宽仁恤民，注重教化，发展了《孙子》的道胜思想；远交近攻，不战屈人，完美诠释《孙子》的全胜思想；以智克力，以谋胜敌，灵活运用《孙子》战术思想；“文吏典军”，“泛爱容众”，补充完善《孙子》治军思想。

简介：荀子思想中蕴含着深刻的生命伦理内容,且富有独具的理论特色。荀子认为人的生命本质与人的先天之性并没有内在的自然联系,人之为人并不取决于人的先天之性,而在于人拥有一种反制其性的能力。＂性不足以独立而治＂,必以礼义治之,人方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这是荀子阐说生命问题的基本理路。在这一理路下,荀子深刻揭示了礼义之于人的生命的重大意义,即：礼义对于人的生命并非仅具规范意义,它更是人的生命本质和主体性得以显证的基本方式。礼义与人的生命本质和生存意志存在高度的同一性,其实质是人基于主体的精神自觉而建构出来的合乎人的生命意志的规范,是人的精神存在的客体形式。因之,荀子才将对礼义的恪守视为养护生命的根本方式。这些构成了荀子生命伦理思想的主要内容,也体现出荀子生命伦理思想的独特意义。

简介：1903年5月，约瑟夫.张伯伦发表《伯明翰宣言》，主张英国必须改变现有的自由贸易制度，以帝国为单位设立关税，共同对抗来自外部的压力，史称关税改革运动。提倡特惠思想的经济-历史学派同张伯伦及其领导的关税运动之间建立了重要的联系。历史学派为关税改革运动提供了合理性论证，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张伯伦本人帝国特惠思想的形成；反过来，张伯伦为历史学派提供宣传平台，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这种思想的发展。

简介：《管子》四篇并非专门注解《老子》的著作,只是为建构自己的哲学体系而解读、发挥老子思想、注解《老子》文本.《管子》四篇的“《老子》注”不是独立的存在,而是分散于《管子》四篇.并且,主要是对《老子》“道经”的部分内容的注解.而且,其注解《老子》具有主观性.这种主观性构成了其注解《老子》的特色,也是其注解《老子》新意之所在.从《管子》四篇注解《老子》的文字,并结合《管子》四篇对老子思想的阐发来看,《管子》四篇认为老子思想包括道、圣人、人生修持等方面.这些,大体不谬.《管子》四篇把老子道之无为解读为“道贵因”,以“因”释“无为”,是其《老子》注的最大特色.

简介：儒家以忠恕为仁体的道德基石，忠者尽己，恕者推己，程明道以“扩充得去”为恕，以“天地变化草木蕃”之生生不息表述仁体扩充得去意象。儒家精神，欲使人本其爱亲敬兄之良知良能，扩而充之，由一己小家推及万物，及至全人类，进而至于大同，正是孟子“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的思想精髓。由博爱万物进至万物一体之大同，必以其爱亲敬兄之良知良能为始基，故日“孝弟为仁之本”。明道思想之“仁者，浑然与物同体”，“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最能透悟全体，彻悟儒家万物一体的思想进路。

简介：《黄帝四经》在肯定人性“自为”的基础上创建了“以情释性”的人性理论，将趋利避害的好恶之情作为人之本性，对内“宁心安性”，对外“因性制法”，将“心术”和“王术”相结合，实现了内在心性与外在法治的有机统一，初步建构了黄老道家人性论体系。《黄帝四经》不仅为黄老道家人性论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最初的理论基础，同时丰富了先秦道家人性学说的理论形态，也对儒家和法家的人性学说产生深远影响，具有重要的思想史意义。

简介：从法哲学视域，通过对“为学”与“为道”的诠释和对《管子》“四篇”与《老子》的比较发现：二者均以自然之道为规制人生和社会的根本依据：二者所论之道有可知可得可效法之同和可言说与不可言说之异；由此形成二者法哲学思想致思取向“为学”与“为道”的不同。《管子》“四篇”规制人生和社会的目标是通过对礼法的改革和完善，在现实世界中彰显和实现道，其致思取向是“为学”；《老子》规制人生和社会的目标在于回归道，其致思取向是“为道”。在一致崇尚自然之道的同时，对人为的礼法，《管子》“四篇”建设多于否定，《老子》否定多于建设。

简介：学术界关于道家与荀子关系的研究颇多，对其中荀子的“道法自然”观研究则相对匮乏。“道法自然”观作为一种哲学思维方式，对荀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荀子的“道法自然”观由他的“道”论和“自然观”组成，体现出“道法本身的自然”特点，并以此来指导他的人性论和政治思想。荀子的“道法自然”观突出人为因素，并用儒家修养方法和“礼法并举”的思想改造自然人性和“无为”政治，是一种以道释儒的过程。荀子“以道释儒”使“道法自然”观与儒家思想体系更加契合，对汉代儒道融合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