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摘要目的研究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大流行期间长期居家学习的不同年龄和性别儿童青少年的心理行为问题特点及影响因素,为今后进行更有针对性的心理干预和社会支持提供科学依据。方法横断面研究。采用网络问卷调查的方式,对我国的地理区域北部(北京)、东部(上海)、西部(重庆)、南部(广州)和中部(武汉)的5个不同地域的代表性城市中6~16岁儿童和青少年在长期居家学习期间的社会行为和心理问题进行多维度调查,以任一维度阳性作为存在心理行为问题,采用Logistic 回归分析心理行为问题的危险因素,并对混杂因素进行逐级校正。结果共收到有效问卷6 906份。其中男3 592人、女3 314人,6~11岁组3 626人,12~16岁组3 280人。心理行为问题的总阳性检出率为13.0%(900/6 906),男童为9.6%(344/3 592)、女童为16.8%(556/3 314);其中6~11岁组男童为7.3%(142/1 946)、女童为14.0%(235/1 680);12~16岁组男童为12.3%(202/1 646)、女童为19.6%(321/1 634)。心理行为问题阳性组在性别、亲子冲突、好朋友数量、家庭收入变化、久坐时间、家庭作业时间、屏幕暴露时间、体育活动时间、饮食问题(χ²=78.851、285.264、52.839、26.284、22.778、11.024、10.688、36.814、70.982,均P<0.001)等方面与阴性组间存在明显差异。不同年龄和性别儿童与青少年组心理行为问题表现不同,6~11岁男孩为强迫性、分裂样和抑郁;6~11岁女孩为分裂强迫、多动和社交退缩;12~16岁男孩为多动、强迫性和攻击性;12~16岁女孩为分裂样、焦虑强迫和抑郁退缩。多因素校正及分析发现,不同年龄组除了共性的风险因素外,作业时间、网课时间是6~11岁组的危险因素[男童OR(95%CI)分别为 1.750(1.32~2.32)、1.214(1.00~1.47),女童OR(95%CI)分别为 1.579(1.25~1.99)、1.222(1.05~1.42),P均<0.05],电子游戏时间是12~16岁组的危险因素[男童OR(95%CI)为2.237(1.60~3.13),女童OR(95%CI)为1.272(1.00~1.61),P均<0.05]。结论长期居家学习期间部分儿童青少年可能会产生心理行为问题,不同年龄和性别组的异常表现和影响因素并不完全相同。学校、家庭和专科医生应针对不同年龄性别特点和相应的风险因素积极给予更精准的心理支持和综合干预策略。
简介:摘要目的对比分析高危孤独症谱系障碍(HR-ASD)婴幼儿与正常发育(TD)婴幼儿探索性行为的差异,并探讨其与ASD症状严重程度的关系。方法回顾性选取2019年1月至2020年8月在南京医科大学附属脑科医院儿童门诊就诊的31例6~23月龄HR-ASD婴幼儿为HR-ASD组及南京地区年龄、性别相匹配的TD婴幼儿37例为对照组(TD组),采用《Gesell发育量表》评价2组发育水平,并在自由游戏情境下测量探索性行为的深度及广度。使用《孤独症诊断观察量表》(ADOS)评估HR-ASD组的症状严重程度,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及χ2检验分析2组间探索性行为的差异;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探讨HR-ASD组探索性行为与症状严重程度之间的相关性;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探索性行为在鉴别2组中的区分效能。结果与TD组相比,HR-ASD组的探索性行为的深度及广度显著降低(55.06±25.73比132.78±44.69、4.42±2.20比8.78±3.28),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8.95、-6.53,均P<0.01);非典型探索性行为及回避退缩性行为显著增加[18例(58.06%)比6例(16.22%)、10例(32.26%)比3例(8.11%)],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2=15.30、6.36,均P<0.05)。HR-ASD组内的物体探索、环境探索、社会探索的频率和时长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3比0比0、45比0比0)(均P<0.01)。Pearson相关分析显示,HR-ASD组物体探索性行为的频率与ADOS游戏维度呈正相关(r=0.40,P<0.05);物体探索性行为的持续时间、物体探索性行为的复杂性及探索性行为的深度与CARS分数呈负相关(r=-0.45、-0.47、-0.42,均P<0.05);探索性行为的深度与ADOS刻板维度呈负相关(r=-0.40,P<0.05)。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探索性行为的深度具有区分效能(P<0.01)。结论HR-ASD婴幼儿探索性行为的多种特征存在异常,特别是探索性行为的深度具有区分效能,可作为ASD早期筛查的候选行为学指标。
简介:摘要目的探讨共情及执行功能指标对孤独症谱系障碍(autism spectrum disorder,ASD)与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ADHD)诊断分类的意义。方法依据DSM-Ⅴ诊断标准入组33名ASD儿童,30名ADHD儿童以及39名正常发育(typical development,TD)儿童青少年为研究对象,对比分析共情与执行功能特征,基于共情及执行功能指标用机器学习方法对三组被试进行诊断分类。结果三组被试在格里菲斯共情测验父母版(GEM)量表总分[ASD组:(0.67±0.64)分,ADHD组:(1.00±0.79)分,TD组:(0.98±0.73)分]及各因子得分(F=3.595~10.363,均P<0.05)、执行功能行为评定量表(BRIEF)量表总分[ASD组:(62.79±7.45)分,ADHD组:(59.47±8.77)分,TD组:(49.08±7.91)分]及各因子得分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6.557~33.205,均P<0.01)。其中ASD、ADHD组在共情与执行功能得分普遍高于TD儿童(均P<0.05),联合BRIEF量表及GEM量表所有子成分指标时,三组被试分类准确率达62.75%。结论ASD与ADHD儿童在共情与执行功能上均存在损伤,联合共情与执行功能指标比单一指标更有助于诊断分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