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白蕉信札书法为例探析其书法风格

以白蕉信札书法为例探析其书法风格

西安美术学院，陕西西安710000

摘要：白蕉先生作为海派书家中振兴帖学、延续二王书法风格的重要代表人物，其书法充满浓厚的文人气息与书卷气，至今对中国书法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从白蕉先生的学书经历、信札书法等方面剖析其书法风格。

一、白蕉生平简介

白蕉，近现代著名书法家、画家，出生于1907年，辞世于1969年，上海人。其本名何法治，名馥，字远香，号旭如，又名白蕉，别署云间居士、济庐复生、等。白蕉精于书法，篆刻，擅长画兰花，其诗作也极其精彩。他自认为诗词最好，书法次之，绘画第三，是诗书画文学修养各方面很全面的书法家、画家。

二十世纪初的中国是风云际会的时代，沿袭上千年的科举制度被废除，辛亥革命兴起，清朝统治结束。此时期书法成为了一门与绘画、音乐一样的艺术门类，以上海为中心更是形成了令人瞩目的海派书家群，白蕉先生则成为了海派书家中的代表人物，他提倡新文化，具有强烈的民族气概和爱国情怀。

二、白蕉的学书经历

学书从楷书入门基本上是唐宋以后人们的共识，白蕉自然也是从唐楷入门的。白蕉在欧阳询楷书上面用功至勤，但却并未收到馆阁体的影响，这是由于其取法较为高古。

白蕉早年学书，似乎和很多古人走的是同样的路线，由唐人入手，但值得一提的是白蕉虽是学习唐人，却没有受时风的影响去选择程式化现象严重的唐楷。魏晋时期最为中国书法艺术的黄金时期，书体演进皆以完备。此时期更是涌现出了众多在后世著名的书法家，而魏晋时期也是中国书法史上一座不可逾越的高峰，王氏一门作为此时期的典型代表被后人广为学习。白蕉先生正是选择了这种具有鲜明风格，尚有王氏书风遗存的初唐时期进行学习。在那时，标志性的唐楷还没有形法风格成为了大家学习的标杆。

而白蕉除了直接师法二王，其对于历代二王体系的大家，诸如唐虞世南、褚遂良、陆柬之，五代杨凝式，宋代的米芾，明代的董其昌、王宠等等，都悉心观摹，汲取营养。在白蕉的书法中，我们可以感受到虞世南的笔致圆融冲和及外柔内刚；褚遂良的丰采流丽，韵致婉逸；陆柬之的飘逸流畅；也可以领略到董其昌率意中得秀色，分行布白的流宕洒脱；还有王宠疏宕逸笔的沉静。

在一般人眼里，白蕉死守帖学，是排斥尊碑的。但其实在碑与帖的问题上，白蕉先生的认识是十分中肯的。他认为有清以来尊碑派与尊帖派两者相互攻讦，实在毫无意义。他说；“碑与帖，如鸟之两翼，车之两轮”。“碑沉着、端厚而重点画，帖稳秀、清洁而重使转。碑宏肆，帖潇散。宏肆务去粗犷，潇散务去侧媚。书法宏肆而潇散，乃见神采”。因此，白蕉在书法实践中，并非一味临帖，他也学碑，吸收碑刻中的滋养。

三、白蕉的信札书法

白蕉的书法观念力求实用，他曾说：“姑且不谈篆、隶、分、草，因为我们先要讲实用。”“学书既因实用，而以楷书为尚，何必一定要大兜圈子呢？”“本人为一般的旨趣，实用为尚。”可见白蕉确实认为书法贵在实用，而在白蕉所处的时代，信息通讯技术并不像当今社会如此发达，文人墨客之间也多用书信往来，书信便是当时最实用的通信手段。现如今我们看到的白蕉书法作品，有许多都是其与友人的信札。

透过白蕉先生的信札书法，不似其他书法作品那般书写严谨，其与友人之间的书信往来，我们可发现信札书写自然、流畅，这样的随意书写则可以更好的表达白蕉先生本身的书法面貌。

白蕉先生笔法精到，气息醇正，为近现代王体书风的典范，他的书法无论具体点画还是整体布局，都显现出深厚的功力和精湛的技巧。点画圆转润良明，舒展大方，结体疏密有致，匀称妥贴。刚柔并济，外观柔美，内现力度；润枯合宜，润而不肥，枯而不燥；稳险得体，稳得脱俗，险不怪诞。字形方整且稍显纵长，下笔清晰，瞬间发力，如斩钉截铁一般，这正是是源于欧阳询的精髓。并且他的字形虽长却不瘦硬，反而稍有外撑之势，下笔之处，虽然锋利，却没有刀锋版的杀气，反倒是略有含蓄的意味，这又是源于虞世南之法。欧、虞两位在初唐风格截然不同的书家，在白蕉的笔下，得到了有机的融合。欧阳询的挺拔、俊朗、飒爽英姿；虞世南的含蓄、飘逸、萧散之风的结合孕育出了新的样式。然而在此，白蕉并没有停止书法道路上的探索，反而是顺流而上，直取魏晋尺牍，也就是是王羲之的行草书，完成了他由唐入晋的书法道路。

在他的笔下，大小参差，正奇相生，章法极具条理，看似苦心经营，却又能在其中看出白蕉书法的自然意趣。这些所谓的“自然意趣”当然是白蕉学晋人尺牍中得来。而且，白蕉学书，并非只图其形似，重在神韵和情感上的表达。他曾说：“写尺牍与其他闲文及写稿，不像写碑版那样认认真真、规规矩矩，因为毫不矜持，所以能自自然然，天机流露，恰到好处”。

此外，白蕉先生对于笔墨纸的要求都极高，力求佳品，他常在作品中提及纸与墨的问题，如在《行书杂书题兰旧句》中写道：“我书不佳，君家隔壁孔老之纸故不恶也。”“纸粗而用墨不能见韵，甚以为恨。”白蕉先生尤其钟情于好墨，自号“仇纸恩墨废寝忘食人”，他在与友人的书信中说：“乾隆庚子三生石诗墨是精品，胡子卿制，小品，虽近绝无，因爱出极高代价。我于黑墨白米之间，每相为短长，言之亦可发笑。然此亦一癖，无可奈何。”对于白蕉而言，精良的笔墨工具最能传达他所向往的晋人韵味，我们透过其信札书法也可发现，其用纸大多为制作精良，有底纹印花图案之纸。

综上所述，清朝中后期，碑学兴起，直到清末乃至民国都深受其害。新文化运动之后，这种现象才慢慢改观。一代高僧弘一法师，以及沈伊默等人都以他们出碑入帖的理论和实践，给当时的书坛注入了新的血液和活力。而白蕉，正是这个时期的重要人物，在他和潘伯鹰等人的共同倡导和努力下，终于结束了书法南北分派、碑帖分流的局面。而在那个出碑入帖的时代，白蕉可谓是振兴帖学的中流砥柱。无论是自己的书法创作、书法理论，还是在书法普及教育上，都是不可替代的人物，加上当时的上海经济繁荣，海派艺术圈几乎是统领了大半个中国。而白蕉也正是海派书家中的杰出代表，所以说，白蕉的成功，是那个时代艺术走向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