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普惠金融与共同富裕

李瑞

党的二十大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在全面分析国际国内形势和我国发展水平的基础上，提出到2035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发展”的目标，实现共同富裕是人民群众的共同期盼。普惠金融是由联合国在2005年提出的，是指为有金融服务需求的群体提供有效的金融服务，且服务成本是各阶层均可负担的。发展普惠金融，有利于促进社会公平和社会和谐。普惠金融降低了金融服务的门槛，扩大了金融服务的范围，能够消除一定程度的金融排除，进而缩小收入差距，达到人民共享发展成果、实现共同富裕的终极目标。在数字技术的赋能下，数字普惠金融降低了金融服务的门槛，扩大了金融服务的范围，能够消除一定程度的金融排除，进而缩小收入差距，达到人民共享发展成果、实现共同富裕的终极目标。

互联网技术赋能下的数字普惠金融，成本更低，覆盖范围更广，能推动普惠金融“最后一公里”的建设，从而推动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从现有研究来看，数字普惠金融能够促进居民消费和就业、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促进区域金融发展等。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两方面：

（一）数字普惠金融的普及性提升共同富裕的共同度

1.数字普惠金融扩大了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覆盖面

日益丰富的物质财富是共同富裕的基础（刘培林等，2021），而发展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扩大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覆盖面，使全体人民更快实现一定的物质基础。在大数据、区块链等互联网技术的赋能下，数字普惠金融有效地降低了金融服务的门槛，提升了金融服务的质效，扩大了金融服务供给的范围（巴曙松等，2020）。数字普惠金融利用数字化技术缓解了信息不对称，拓展了金融服务的边界，使得更多低收入群体、小微企业获得金融服务。一方面，数字普惠金融通过碎片化场景进行用户信用画像，降低信用风险，将被排除之外的弱势群体重新纳入金融体系，为其提供便捷、可负担的金融服务（吴雨等，2021）；另一方面，数字普惠金融以数字化方式提供普惠性金融服务，只要有互联网及移动终端设备，即可享受同质的金融服务，改变了传统金融服务的途径和方式，提供了更多发展机遇。

2.数字普惠金融提高了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

弱势群体由于分布散、规模小、信息少、抵押资产缺乏等原因，被排斥在传统正规金融服务体系之外，只能依赖民间融资，导致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不利于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金融服务在我国依然存在城乡二元性，农村居民作为弱势群体，缺乏金融服务是制约其发展的问题之一。而数字普惠金融的数字化方式打破了地区、时间等方面的限制，提高了金融渗透率（黄益平和黄卓，2018）。数字普惠金融促进金融服务的平等获取，使得贫困人群、小微企业等的资金需求得到满足，充分发挥其自身生产能动性，降低中小企业参与生产价值链的门槛，重塑产业利润分配格局。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用户可以获得支付、转账、理财产品等服务，进一步落实普惠金融服务，提升正规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数字技术与普惠金融相结合，衍生出新的金融产品，以弥补传统金融的不足。

（二）数字普惠金融的惠及性提升共同富裕的富裕度

1.数字普惠金融降低了金融服务成本

传统金融模式下，农户及小微企业是金融服务的长尾群体，由于农户群体分散、资质差别大、单笔融资金额小，所以融资的边际成本相对较高；受融资规模小、资质担保差、经营与信用记录不完善、信息不对称等因素限制，中小企业融资问题难以解决（梁榜和张建华，2018）。一方面，金融机构为降低自身风险，会对弱势群体进行严格审查，审查的费用最终会转嫁给弱势群体，间接增加了弱势群体的金融服务成本；另一方面，传统金融机构提供的金融服务，主要通过营业网点实现，人工服务等成本相对较高。但数字普惠金融改变了传统金融提供服务的方式，以信贷为例，通过互联网提供信贷服务更加便捷、服务成本显著降低。蚂蚁金服发布的数据表明，云计算成本仅为传统服务成本的十分之一，可见数字普惠金融能显著降低金融服务的成本，解决信息不对称导致的外部融资成本过高问题，缓解弱势群体融资约束，使之充分利用数字红利，促进共同富裕的实现。

2.数字普惠金融提供了个性化金融服务

激发居民的创业活力，发挥民营经济在经济中重要的作用，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路径（张金林等，2022），创业不仅可以带动经济长期增长，还能提供大量就业岗位,但制约居民创业的最大问题在于得不到充足的金融支持（谢绚丽等，2018）。而数字普惠金融能够通过数字技术对业务模式进行创新，对客户群体进行细分，为不同的客户提供精准、多样的个性化金融服务，满足各阶层各群体的生产生活需求，使得共同富裕的实现充满可能性。另一方面，金融服务在我国存在城乡二元性，城乡居民需要的金融服务存在一定差异，数字普惠金融的普惠性有效解决了农村居民的金融服务可获得性，扩大了农村居民的资金来源，缓解了农村居民贫困问题（潘爽等，2020）。与城市居民相对比，数字普惠金融能显著促进农村居民的创业和收入，能够改善收入分配格局（张碧琼和吴婉婷，2021），有助于推动全民共同富裕。

参考文献：

[1]刘培林、钱滔、黄先海和董雪兵，2021，《共同富裕的内涵、实现路径与测度方法》，《管理世界》第8期，第117～129页。

[2]巴曙松、白海峰和胡文韬，2020，《金融科技创新、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与经济增长——基于新结构经济学视角》，《财经问题研究》第1期,第46～53页。

[3]吴雨、李晓、李洁和周利，2021，《数字金融发展与家庭金融资产组合有效性》，《管理世界》第7期,第92～104页。

[4]黄益平和黄卓，2018，《中国的数字金融发展:现在与未来》，《经济学(季刊)》第4期,第1489～1502页。

[5]梁榜和张建华，2018，《中国普惠金融创新能否缓解中小企业的融资约束》，《中国科技论坛》第11期,第94～105页。

[6]潘爽、魏建国和胡绍波，2020，《互联网金融与家庭正规信贷约束缓解——基于风险偏好异质性的检验》，《经济评论》第3期,第149～162页。

[7]张金林、董小凡和李健，2022，《数字普惠金融能否推进共同富裕？——基于微观家庭数据的经验研究》，《财经研究》第7期，第4～17页。

[8]张碧琼和吴琬婷，2021，《数字普惠金融、创业与收入分配——基于中国城乡差异视角的实证研究》，《金融评论》第2期,第31～44页。

[9]谢绚丽、沈艳、张皓星和郭峰，2018，《数字金融能促进创业吗?——来自中国的证据》，《经济学(季刊)》第4期,第1557～158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