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文化理论研究与实践初探

程厚林

时下，在经济全球化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大背景下，文化经济、知识经济已经成为经济领域重要组成部分和主要增长点。习近平同志提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并强调“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我们加强档案文化理论研究，就是为了提升档案文化建设水平，促进中国文化自信。只有进一步加深对档案文化属性和文化定位，以及档案与历史文化关系的认识和理解，扎实推进档案文化理论研究与实践，才能有效促进档案文化事业蓬勃发展，为中国文化自信注入不竭的动力源泉。

1.档案的文化属性和文化定位

中华文化上下五千年，是世界上众多古文明中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文明和文化都是社会实践的产物，是人类在认识和改造自然、认识和改造人类自身过程中形成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的表征。档案与文化具有相同属性特征，即可追溯性、知识性和科学性。档案承载着数千年来国家机构和社会组织，以及个人在从事相关活动过程中最原始、最真实的记录，这些记录无不蕴含文化、宣示文化、弘扬文化，由此可以说档案本身就是文化。

2.档案与文化、历史的关系

文化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文化是指人类在社会实践过程中所获得的物质、精神的生产能力和创造的物质、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的文化是指精神生产能力和精神产品，包括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社会意识形态等一切社会意识形式。前者涵盖了所有一切的一切，后者是指人类的认知和人类所认知的一切。我们人类在对大自然及人类本身的不断认识和改造中，形成与积淀文化的过程是人类文化发展史，人类文化发展史也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人类文化发展史、文明发展史就是历史。

历史是过去发生的一切，即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不过，人们通常所说的历史仅指人类社会文明的发展过程，以及对这一过程有系统的记录、诠释和研究。档案素有“历史记忆”之誉，更有先哲们“今世赖之以知古，后世赖之以知今”的高度肯定，其记录各个时期政治、经济、文化和民众生活等发展进步的过程，是文化，也是历史。因此，我们档案记录的是中国历史、承载的是民族文化、彰显的是中华文明。

3.档案文化的涵义以及与文化的关系

档案文化是指档案和档案工作所构成文化的合体，具体分为档案承载的文化和档案工作形成的文化两个方面。档案承载的文化包括档案记载内容所明示的文化，以及记载内容所蕴含而需要挖掘的文化；档案工作形成的文化包括档案工作活动中的一切思想、观念、技术、方法、社会影响所形成的文化，以及档案通过利用对社会所发挥的作用和产生的效益等而衍生的文化。

档案文化是文化的一个分支或者一个门类，是包含在文化之中的一种文化，这是两者关系的基准。当然，在档案文化理论研究过程中，我们又不能忽视或不关注档案文化与文化的区别和内在联系。通过文化的概念，不难看出文化既凝结在物质之中又游离于物质之外，并且可以被传承与发扬。档案的承载和利用是文化实现传承与发扬的最主要途径，文化经由档案传承与发扬又形成档案文化或新的文化。由此可见，档案承载文化和衍生文化是档案文化，档案文化既归属于文化又在某种意义上涵盖文化。我们在确定档案文化是文化这个基准关系的前提下，要充分认识和把握两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作用、互为促进的关系，从而使档案文化理论研究和档案文化在中华民族文化大发展中不断发展。

4.档案文化性的体现及弘扬与发展

原始、真实、唯一的记录性是档案的本质特性，记录历史、承载文化、传递文明的历史性、知识性、信息性、教育性、价值性是档案的文化属性。在我国，几千年的档案发展史，铸就了中国特色的档案文化基本特征。档案文化作为中华文明和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世代相袭、连绵不断，积淀了非常浓厚而深刻的文化蕴藏，呈现出丰富又多彩的文化现象。鉴于“档案就是文化”，其记录的直观可见的显性内容所传递的文化信息浩如烟海，无可赘述，略而不谈。在此，笔者谨以所在单位厦门市自然资源和不动产权属档案中心（以下简称档案中心）为切入点，仅就档案文化性在档案管理工作中的具体体现及部分应用实践，粗述浅论，冀希有益于推进档案文化理论研究，有助于促进档案文化建设。

4.1.档案载体的文化性彰显

中国档案在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其载体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改变，从最初的甲骨到钟鼎，从简牍到缣帛，再从纸质到电子，历经多次历史性、革命性变迁。不同的载体，不同的理化属性，致使档案在制作、管理、利用服务、传播交流，以及耐用性、存久性等方面都存在一定的差异，因此，档案载体的变迁其实就是一个革新改良过程，同时，也从侧面反映了社会文明水平和文化发展的不断进步。档案中心现藏近200万卷档案中，有明清两朝及民国时期的房地产契约契证三万多件，时间跨度400多年。这些契约契证具有丰富的文化底蕴和厚重的历史承载，尤其在契约文化和地域文化研究方面价值不菲，十分珍贵。为弘扬厦门地方历史人文，彰显档案的文化属性，该中心精选了部分契约契证，从契约的源流入笔，结合不同时期不同的档案载体，以结绳刻契、甲骨记事、青铜铭文（格伯簋）、牍片简文（居延汉简）、

质剂傅莂及纸契合同等各种载体的房地产契约为素材，编撰了《厦门房地产契约契证》一书，并于2013年获福建省档案局优秀档案编研成果一等奖。该书系统地介绍了我国古代房地产契约的形成和演变历程，全面展示了厦门独特的房地产文化和闽南地域文化。

4.2.档案名称的文化性诠释

在我国，汉语中的“档案”一词，始于清初顺治年间的官府文书，初见于杨宾的《柳边纪略》一书，该书大约成书于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在此之前，档案没有一个明确而统一的称谓，大多与文典和史料并论。我国最早的档案工作者是商代承担祭祀和占卜活动的神职人员，称“史官”。档案馆在古代通常以档案存放地为名，如周代的天府、汉代的石渠阁和兰台、唐朝的甲库、宋朝的架阁库、明朝的黄册库等都是当时的“档案馆”。不过，在这些众多的“档案馆”中，最具代表性、承继性的是“兰台”。“兰台”，始于汉代，当时宫廷的史料、文卷存放的场所叫兰台，朝廷委任一位御史负责管理，时间久了同僚们便戏称该御史为“兰台御史”；东汉时，朝廷索性将负责撰史、管理典籍的官员定称为“兰台令史”；到了唐朝，一度又将专职撰史、文秘的“秘书省”改称为“兰台省”。至此，“兰台”完成了由地名而职名、由职名而机构名的转变，这也是人们将档案、档案工作和档案部门称为“兰台”的缘故。在当代，档案工作者常常以“兰台”自诩，以“兰台”示人，就是对档案名称历史和文化蕴涵的宣示。档案中心为成立20周年编纂的《兰台芬芳20年》一书，以及“兰台风采”“兰台姐妹”等宣传、征文活动，都冠以“兰台”，都是对档案文化性的诠释和档案文化的精彩呈现。

4.3.档案基础业务的文化性体现

档案管理八大环节中有六个环节为基础性业务，是档案工作的核心。古往今来，坚守“石库冷门”，兢兢业业、默默无闻是档案基础业务工作的真实写照。兰台人共同铸就了“清平、淡泊、奉献、敬业”的优秀品质和崇高精神，形成了“严谨细致、精益求精、甘为人梯、奋发有为”的行业文化，为世人称道。档案文化性在基础业务每个环节都有体现，如收集环节的档案征集和资源整合，鉴定环节的地域人文和时势背景，保管环节的设备研发和技术革新，检索环节的分类规则和排序逻辑等等，无不充盈着探索精神和文化气息。在档案中心现藏档案中，有978张绘制于20世纪20年代末的房地平面图，因其以英尺为长度单位，故称为“英制图”。该图分类检索是以《千字文》中“天、地、元、黄、宇、宙、洪、荒”编排次序，每一个字代表一个片区；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几年间，厦门的房地产登记申请档案均以历法“天干”中的“甲、乙、丙、丁、戊、己”加上阿拉伯数字进行编号，每一个“天干”代表一个市属行政区。此类房地产登记申请档案共300多卷，涉及两万多户；1981年至1986年形成的3000多卷房地产登记档案，分别以历法“地支”中的“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与阿拉伯数字组合排序检索。无论是兰台品质、档案精神，还是朗朗上口、脍炙人口的《千字文》和耳熟能详、津津乐道的“天干地支”，都是中华民族的智慧结晶和文化瑰宝。厦门房地产档案巧妙应用《千字文》和传统历法“天干地支”，既是对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弘扬，也是档案文化的创新与发展。

4.4.档案利用的文化性呈现

档案利用是档案实现价值和发挥作用的基本途径，也是展现档案文化性的有效手段。档案利用相伴档案而生，没有利用就无所谓档案，商代管理档案的“史官”既写史、管史，也用史，集档案形成者、保管者、利用者于一身。春秋时期，“士子”的出现，逐渐形成了“知识分子”这个新的社会阶层，最具代表性的是孔子及诸子百家。他们设馆授徒，建立私学，开展各种亲近百姓的文化活动，在民间广泛传播史料档案。同时，他们还继承与发展先秦文化，赋予思想，著书立说，为传承与弘扬民族文化做出了历史性贡献。至此，档案从统治者手中“百官以治”的工具，变成了“万民以察”的文化资源。“史官”以档案服务于官而用于“治”，“士子”利用档案文化服务于民而用于“察”，两个不同的阶层，在运用和传播档案方面，用途不同形成了各自的文化观念。因此，档案文化是“史官”和“士子”两股文化洪流汇聚而成，并在历史巨轮行进中逐步发展起来的。在当代，档案工作“服务大局、服务民生”的服务宗旨和实现“两个转变”的服务意识，相对于“史官”与“士子”、“百官以治”与“万民以察”，是古今档案文化思想的契合，更是档案文化建设和服务理念的历史性创新和跨时代发展。无论是服务中心大局，还是服务社会民生，档案利用都发挥着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鉴此，档案中心于2019年，从历年撰写的200多篇档案利用实例中，精选了70篇编成《听，档案讲故事》一书，广泛宣传档案利用成效，全面展示和弘扬档案文化，引发相关单位、部门和社会民众的普遍赞誉与强烈反响。

4.5.档案编研的文化性释放

档案编研和档案利用一样，是档案管理八大环节中属于档案开发利用业务的一个重要环节。档案编研是根据社会利用需求确定编研课题，在既注重实用又有所创意的基础上，深入研究档案内容，向社会推出可供广泛应用和传播的档案文化产品——档案编研成果。档案编研客观上也是档案利用，但比档案一般利用更加深入、主动，更具文化性，是开发性、创新性的利用。档案编研成果既有显性文化的相互联系，也有内在蕴涵的深度释放，是可供二次利用的档案文化信息资源。编研“编”是形式，“研”才是根本，就是要通过编研，把档案显性内容背后的、蕴涵的文化信息，以及社会公众难以接触到的档案信息和档案文化信息进行公开传播。档案中心充分利用现藏的一些古代契约、家谱、监照等历史档案，推出了《档案史探之黄帝纪元》《古代昭穆制度概述》《监照、户部执照详考》等一批编研成果；针对“郑成功嫡孙郑克圻卖地契”中“汉军公”“佐领郑府”“二次焚毁”“奉旨清还”等特殊称谓和敏感用词，档案中心经过深入研究和考证，形成编研成果《解读郑成功嫡孙卖地契，展现三百年前悲壮历史》，让人们可以直观了解郑克圻卖地契所涉及的时代背景、历史事件，以及不为人知的秘闻轶事。该卖地契丰富的地域文化和厚重的历史底蕴，深受文史专家、社会公众的青睐和关注，并与档案中心另外一份历史档案一同被评为首批“福建省珍贵档案”，收入《福建省珍贵档案文献名录》。

总而言之，加强档案文化理论研究是推进档案文化事业发展的需要，是促进我国文化自信的重要动力源。我们一定要深刻理解和全面认识档案、档案文化与历史、文化的关系，在档案实践中，紧密联系实际，把档案文化理论和档案文化融入档案管理各个环节，从而使档案文化理论研究、档案文化建设和档案管理工作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参考文献：

朱艳梅.浅议档案的文化性[J].机电兵船档案.20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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