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对中国东北政策的研究（1945—1949）

杨敬溶 吴平香 宋碧荣 张浩文 拓鑫宇

摘要：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由中日民族矛盾转变为中国人民同美帝国主义支持的国民党反动派的矛盾。在中国东北地区,国共斗争与美苏对抗交织在一起。美国通过对当时中国局势的分析，虽然认识到了中国共产党的力量，但出于国家利益需要，仍坚持认为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是解决中国当下危机的最佳选择，并在东北解放战争期间大规模援助国民党。然而，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美国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调整了对华政策，但由于其扶蒋反共的本质并未改变，在离间中苏关系失败后，不得不关闭了其在东北的外交机构，美国对中国东北的政策宣告失败。

关键词：中美关系 东北政策 解放战争

一、抗战胜利前夕美国中国局势的判断

1944 年后，世界反法西斯各大战场胜利在即，中国的抗日战争也逐见曙光。维护美国自身利益的需要，美国开始将关注的重点放在战后东北亚的战略布局，而研究美国战后的对华政策的制定，则须分析在中国抗战胜利前夕美国对中国局势的判断。

政治方面，美国政府认为，这一时期中国内部呈政治分裂状态，其中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尽管其效力因管理不善、战争影响、民众不满和政治反对而逐渐变弱，但仍控制着中国绝大部分地区；共产党在根据地进行土地改革和“民主”改革，并在日本后方的华北地区建立了有效的行政机构；持不同政见者包括民盟和“四川、云南、广西的某些中国军国主义者，还有半独立的青海、西康省（现川西和西藏东部地区）、宁夏的军事统治者”，他们皆反对国民党控制国民政府[1]。美国注意到了此时期中国内部的不统一，并认为在短时期内此情况会导致中国民党军队事实力削弱，无法最大限度地牵制日本兵力，这将会增加美国在太平洋战场上的压力；从长期来看， 一旦国共公开决裂，苏联可能会公开支持中国共产党，在远东地区建立一个独立的亲苏国家， 这将严重威胁美国在远东的利益。

军事方面，中国军队问题严重，战斗力低下。根据美国调查显示，军队中存在很多问题，包括“滥用征兵、忽视训练和纪律、领导无能、工资过低、令人震惊的营养不良和缺乏医疗保健、有缺陷和混乱的组织、个人忠诚、裙带关系、贪污、走私、压迫人民、疾病和士气低落”[2]。军队问题的揭露引起了猛烈的批评。新任命的中国战区美军司令魏德迈以及纳尔逊使团与蒋介石政府积极接触，就精简军队、薪水和食物的供给展开了一系列合作。中国军队的士气以及战斗力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升。美方认为苏联和美国给予中国援助，有利于中国军事力量的发展，从而推进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进程。

经济方面，美国认为，由于中国的不完全统一，政府的调控能力不足，加上长期战争的阻碍，中国经济处于岌岌可危的状态。这一时期，中国通货膨胀严重，1944年底的纸币发行量约为1900亿张，而1937年的发行量约为18亿张。过度发行货币造成了严重的通货膨胀，这加重了中国人民的负担，严重影响了人民抗战的积极性，并加剧了中国所面临的政治与军事困难。[3]

美国判定这一时期中国的局势不容乐观，蒋介石政府领导下的中国在政治、经济、军事上都存在严重危机，而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表现则较为良好。在美国看来，中国共产党是不可忽视的一支力量，其控制着中国大约9000万人的领土，已经形成了一个相当民主的政府体系，中国共产党内部团结，党派内部未分裂出敌对派系。但考虑到国家利益及意识形态，美国选择仅为共产党提供有限的帮助，而非大力支持，并坚持认为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是解决中国当下危机的最好选择，因此其选择继续加强与国民政府的合作，同时试图推进联合政府的建立。

二、内战全面爆发前后美国对中国东北政策

在重庆谈判期间，美国政府虽一再对外表示自己不会参与到国共的冲突中去，但却利用其第七舰队将国民党军队源源不断地运送到华北地区，并从美国手中顺利接收了华北地区的大城市和港口，美国对国民党提供支持的行为，实际上就是在帮国民党抢夺抗战胜利果实。

而国共两党争夺的重点即是东北地区。在中国共产党的战略谋划中，东北地区长期受外国势力侵占，国民党势力较为薄弱，且东北地区背靠苏联受苏联影响较大，民众的政治立场更偏向于共产党，在必要时刻还可以寻求苏联的援助，可以作为共产党率先争取的地区之一。毛主席在1945年中国共产党七大召开时就表明，“从我们党来说，从最近中国革命的前途来看，东北尤其重要。如果我们现有的根据地全部丧失，只要有东北，那么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根基。”中国共产党利用美苏和国民党之间的矛盾，占得了进军东北的先机，这也为日后解放战争的胜利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美国对中国东北地区觊觎良久，早在1942年，美英等西方国家就主张将东北主权归还给中国，但前提是在中国建立起亲美的政权。美国认为苏联对外蒙和新疆地区的渗透都是苏联想要扶持共产党建立亲苏政权的预兆。美国担心“苏联如果控制东北，将会极大地加强其在远东和太平洋地区的地位”，因此，美国极力主张将东北归还给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党政府。

[4]1943年6月24日，驻华使馆二等秘书戴维斯（John Paton Davies）在一份备忘录中建议美国政府向共产党控制区派遣观察团，并提到中国共产党在这一带活动，苏联在抗日过程中可能也进入过东北地区。因此，这个地区可能变成中国共产党和苏联之间建立新联系的基础。美国必须防备苏联势力，建议重新派遣观察组前往中国延安地区，对共产党进行考察。1944年，罗斯福采纳了戴维斯的建议，在7月22日派遣迪克西使团前往延安接触中国共产党。这是二战后，中国共产党与美国政府的首次接触。[5]这次接触，使美国意识到中国共产党也是中国的主要抗日力量，而就目前来看，国共双方无法达成妥协，一旦两党开战，苏联就可能出兵东北，给中国共产党以助力，从而控制中国的华北和东北地区，在中国内部造成分裂。因此，美国确立了只承认蒋介石国民党、不承认共产党的政策。

所以，当苏联对日本关东军的作战取得重大胜利时，美国便不甘心东北由苏联控制，亦不愿看到苏联支持中国共产党，于是便频繁对苏联发动外交攻势，企图插手、干涉东北的事务。美国总统杜鲁门曾表示称：“美国政府准备援助中国发展适度武装，以维护国内和平与安全，并承担有效控制包括满洲和台湾在内的中国解放区”。同时，美国也发现蒋介石政府的懦弱无能，并害怕共产党的实力会逐渐强大，竟然建议蒋介石靠日本军队来阻击共产党。“如果我们让日本人马上放下武器，走到海边，那么整个中国就会被共产党拿走。因此，我们必须采取不同寻常的方式，以敌为守。这种动用日军的方法，是国防部和国务院共同决定，经我批准的。”杜鲁门还告知国务院，“应规定敦促投降的条件：不得将日本人的武器交由共产党的军队所使用”。美国扶植国民党政府的政策，让苏联政府方面非常重视。苏联领导人一边向美国政府妥协，一边对美国势力渗透中国东北地区保持警惕。因此，苏军对共产党挺进东北的部队给予了不公开的支持，默许这些部队进入东北，并对一些中小城市进行控制，还将部分缴获的日军武器提供给了共产党军队。

此外，美苏两国在东北地区也进行了大量的间接对抗，美国特使魏德迈在其发回国内的报告中称，“美苏在东北和华北地区争夺实力地位的斗争已经展开，中国实际上已成为美苏两个大国的角斗场。”但是，美方的战略利益大部分仍然在欧洲，美方也不会冒着与苏联军事对抗的风险而深度介入东北地区事务。

此时，苏军已经准备沿北宁路、中长路的大城市交给蒋介石的接收。中共中央最终决定避免与苏美和国民党军队起正面冲突。而国民党军队在美国的支援下从秦皇岛登陆，先攻占山海关，后又向北宁路猛进，不久便占领了锦州。尽管之后的国共斗争表明共产党决定“让开大路，占领两厢”是完全正确的。但是中国共产党在美国的压力下还是放弃了一部分利益。与此同时，蒋介石的主力部队多在西南华南地区，故派宋子文前往美国寻求援助。美国与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目的一致，故宋子文的援助请求被白宫认可。杜聿明也奉蒋介石之命赴秦皇岛寻求美国的庇护。美军第七舰队司令金凯德也非常“慷慨”地表示，美国军队远赴东亚就是为了支持中国收回领土。美国的第七舰队已经做好准备。[6]1945年9月下旬，美国开始帮助国民党向东北运兵。据记载，从1945年10月开始，国民党多达25万精锐部队相继在美军帮助下运抵东北。[7]11月国民党军攻占山海关，打开了东北的大门，又夺取了锦州等要地。美国此举严重损害了中国共产党利益，违反了马歇尔调停过程中签订的协议，致使马歇尔调停最终失败，中国共产党与美国的关系也降至谷底。

1948年初，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冬季攻势中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美国认为国民党在东北的军队已经损失惨重，所以一再建议蒋介石放弃东北，把剩下的国民党军队撤回关内。2月17日，美国驻华大使馆向美国政府报告：“在满洲，少数几个主要城市仍然在被包围之中，而由山东经海路运到葫芦岛的那支强大的和装备极佳的援军，又一直无法打通该港与沈阳地区的陆上交通。”所以，除了“以撤退来解救目前陷入在该处的政府军队外，就别无他途可寻。”[8]三月初，美国驻华军事顾问团团长巴达维将军在一份报告中也认为，估计当前的形势“使我深信继续据守被孤立的满洲城市是徒劳无益的……在一个缺乏现金信用的国家中——足以导致经济上的灾难，另一方面，空运对于供应上，仅能做无效的帮助。”[9]此时东北的解放军已经对长春形成了包围，长春成为一座孤岛。美国驻华军事顾问巴达维命令国民党军队退守沈阳，放弃长春。长春与沈阳地理位置相隔很远，而蒋介石的主力部队却在沈阳到锦州这片地带。但蒋介石仍不同意放弃长春，认为长春地理位置至关重要，称长春为“伪满洲国的都城”，放弃长春意味着放弃了国民党军队在国际上的威望，并宣称“没有任何情况会促使他考虑这样一个计划”。

美国逐渐意识到全力支持国民党军队是一件极其冒险的事情，于是美国开始筹划“脱身”的政策，与蒋介石政府拉开了距离。加之当时美国的战略重点始终在欧洲，于是，在中国内战局势逐渐明朗的情况下，美国撤回了常驻中国的军事顾问团，在远东地区则偏重于战略防守。同时美国对日政策也随之发生变化，由扶持国民政府开始转向扶持日本。

三、东北解放后美国在东北的行动

美国亲眼目睹了国民党丧失东北的过程，认识到此时必须及时停止给予国民党援助。据当时沈阳的美方情报人员描述，沈阳人民对懦弱、贪婪、残暴无能的国民党人十分厌恶，却热烈的欢迎中共军队的入驻[10]。在此情况之下美国给国民党再多的援助都是没用的。12月15日，中央情报局在一份给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备忘录中也提到：“美国继续支持一个不受拥护的政府并延长内战，将会加强中国人对美国的敌对情绪，将会使美国在面对一个新上台的中国共产党控制的政府时更为困难，并可能将损害美国在其他亚洲国家的威信，而在这些国家里尚存在着反共成功的机会”[11]。美国此时已经认识到其对华政策需要做出相应的改变。

美国总是把对华政策当作对苏关系来考虑，尤其是在美国制定其中国东北政策时，苏联成为其考量的主要因素[12]。1948年铁托事件的发生，使美国认识到国际共产主义必将走向分裂，中苏关系也有可能破裂。因此美方指出“美国应该通过适当的政治、心理和经济手段，利用中国共产党与苏联之间、中国的斯大林主义者与其他派别之间出现的任何分歧，同时应谨慎地避免直接干预。在适当的场合，应利用一切公开的和隐蔽的手段来实现这些目标”。[13]为了实现此目标，美国留下了其在东北各区的驻华领事馆，并致力于恢复日本与中国东北的贸易关系。此时的美国已经认为通过扶持国民党来稳定其在东亚地位的政策已经失败，并及时调整了对华政策。

美国企图通过一系列手段在中苏之间插入一枚“楔子”以摧毁其关系，以此来遏制苏联的扩张。美国的楔子计划具体表现：政治上，1949年的美国驻华使领馆奉命留守东北。在美方看来，随着美苏对抗的加剧，东北是美国了解苏联情况的重要地区，可以就近观察中苏关系以便美国及时做出政策调整。经济上，1949年3月美国对华贸易纲领性文件出台，文件指出中美两国将恢复贸易关系，但文件也对贸易的物资做了限制，禁止交易军事用途的货物。在该文件的推动和中共的回应下，日本与中国东北由此展开了短暂的经济贸易。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冷战格局的加剧，杜鲁门政府开始实施严格的对华经济遏制政策，强化对中国的贸易管制，日本与中国东北之间的贸易也随之结束[14]。

“楔子”计划在实施过程中相关方针政策的出台与实施，使美国认识到同中共政权打交道是不可避免的。但美国并不承认这种往来是对中国共产党政权合理性的承认。宣称其是“在尚未被承认的政权控制的地区内继续行使领事馆的功能，而派领事官去这样的地区，这件事本身并不意味着承认”。为了避免误会，美国国务院甚至提出了具体的做法。1948年11月2日，美国驻沈阳总领事瓦尔德受到上级指示，选择适当时机拜访当地官员，通知他们领事馆留下来“只是为了行事领事职能，帮助和保护美国公民和财产”，“同当地官员的关系应尽可能保持在非正式的、私人的基础范围内”[15]。然而瓦尔德不久即因从事间谍活动被逮捕，在解决该事件的过程中，中美双方关系再次恶化。面对美国左右摇摆的态度，中国共产党决定实行“一边倒”的外交决策[16]。对此，美国国务院于1949年8月5日发布了《中美关系白皮书》，回顾美国对华政策，以此为其辩解。与此同时，美国政府决定逐步关闭其对华领事馆，1949年10月19日，美国驻大连领事馆关闭。10月21日，帕多克等人离开大连[17]。至此，美国在东北的领事馆全部关闭。美国企图通过东北监视苏联动态的对华政策也由此走向失败，“楔子”战略指导下的对华方针更多的停留在政策层面，未取得实际的效果，并加快了美国退出了东北历史舞台的步伐。

结论

抗日战争后期，美国出于国家利益及战后遏制苏联的需要，开始重视苏联在中国东北地区的势力扩张，并逐步形成了其对东北地区的政策。美国虽然认识到了中国共产党的力量，但出于国家利益需要，仍坚持认为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是解决中国问题的最佳选择。由调停国共内战到“扶蒋反共”，在整个东北解放战争期间，美国作为国民党的主要支持者，既是战争的旁观者，又是战争的参与者，其对华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战争的进程乃至中国历史的走向。当中国共产党逐渐在东北取得胜利之时，美国又希望通过“楔子”计划离间中苏关系，但在其反共政策的本质无根本变化的情况下，美国对中国东北的政策不可避免地走向失败。

注:本文为2022年大连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省级）“美国视角下的东北解放战争”（S20221125801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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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Memorandum Concerning United States Post-War Military Policies With Respect to China，April 3, Papers Relating to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以下简称FRUS），1945，The Far East, China, Volume VII，Washington D.C.: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69，p.76.

[2] Memorandum by the Assistant Chief of the pision of Chinese Affairs (Chase)，March 1，FRUS, 1945, The Far East, China, Volume VII，p.71.

[3] Memorandum by the Assistant Chief of the pision of Chinese Affairs (Chase)，March 1，FRUS, 1945, The Far East, China, Volume VII. p.63.

[4] John W. Garver, Chinese-Soviet Relations, 1937-1945: The Diplomacy of Chinese Nationalis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p.198.

[5] D. 包瑞德：《美军观察组在延安》，万高潮、卫大匡等译，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第24页。

[6] 朱悦鹏、张文荣、刘道新：《东北解放战争纪实》，北京：长征出版社2012年，第55页。

[7] 汪朝光：《中华民国史·第三编·第五卷：从抗战胜利到内战爆发前后》，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450页。

[8]徐树增：《解放战争》（下），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第2—3页。

[9]徐树增：《解放战争》（下），第3页。

[10] The Acting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Ambassador in China (Stuart), November 7, FRUS, 1948, The Far East: China, Volume VII, Washington D.C.: GPO, 1973, p. 545.

[11] 总统秘书档案，第249盒，1945－1948年卷宗，中央情报局备忘录，1948年12月15日。转引自华庆昭：《从雅尔塔到板门店》，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153页。

[12] 王惠宇：《1945-1949年美国的中国东北政策》，吉林大学2010年博士学位论文，第137-139页。

[13]The Posi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With Respect to Asia, December 30, 1949, FRUS, 1949, The Far East and Australasia, Volume VII, Part 2, Washington D.C.: GPO, 1976, p. 1219.

[14] 王惠宇：《1945-1949年美国的中国东北政策》，吉林大学2010年博士学位论文，第159-160页。

[15]The Acting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Consul General at Mukden (Ward), November 2, FRUS, 1948, The Far East: China, Volume VII, p. 826.

[16]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66页。

[17] 王惠宇：《1945-1949年美国的中国东北政策》，吉林大学2010年博士学位论文，第16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