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蜀文化旅游走廊旅游-交通-经济耦合协调发展研究

黄倩

摘要：通过构建旅游-交通-经济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综合发展评价模型和耦合协调模型，以巴蜀文化旅游走廊16地市为研究对象，对其2011-2020年旅游、交通与经济系统的耦合协调状况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巴蜀文化旅游走廊旅游、交通和经济三个系统整体发展程度均属中游，发展比较协调；各城市的耦合协调度总体是稳定增长态势，但仅有重庆市和成都市处于协调状态，虹吸效应明显。

关键词：旅游产业；交通；区域经济；耦合协调

1研究区范围

本文以巴蜀文化旅游走廊16个地市为研究对象，范围包括重庆市的中心城区及万州、涪陵、綦江区等27个区（县）以及开州、云阳的部分地区，四川省的成都、自贡、资阳等15个市，总面积18.5万平方公里。

2指标选取与研究方法

2.1指标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遵循了科学性、合理性等原则，选取14项评价指标构建了评价指标体系[3,4,5]，见表1。数据来源于四川省各市和重庆市的统计年鉴数据以及相关统计公报。

表1 耦合协调评价指标体系

子系统	准则层	指标层	单位	性质	权重
旅游系统	旅游市场	国内旅游收入	亿元	正向	0.0923
		外汇收入	万美元	正向	0.0497
		国内游客	万人次	正向	0.0844
		入境游客	万人次	正向	0.0457
	旅游服务	星级饭店数	个	正向	0.0733
		A级景区数	个	正向	0.0637
交通网络	路网规模	公路里程	公里	正向	0.0795
		铁路里程	公里	正向	0.0841
	客运规模	公路客运量	万人次	正向	0.0512
		公路旅客周转量	万人/公里	正向	0.0576
经济系统	经济规模	GDP	亿元	正向	0.0943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亿元	正向	0.0974
	经济效率	人均GDP	元	正向	0.1103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元	正向	0.0721

2.2研究方法

通过熵权法对旅游、交通和区域经济系统进行指标权重的确认，利用综合发展评价模型和耦合协调度模型计算出各系统的发展水平指数以及耦合协调度[6,7]。

划分标准采用廖重斌对协调度的等级评价及划分标准[8]，划分10个等级：0～0.09极度失调，0.10～0.19严重失调，0.20～0.29中度失调，0.30～0.39轻度失调，0.40～0.49濒临失调，0.50～0.59勉强协调，0.60～0.69初级协调，0.70～0.79中级协调，0.80～0.89良好协调，0.90～1.00优质协调。

3结果分析

3.1旅游-交通-经济系统发展水平分析

图1 旅游-交通-经济系统综合评价指数

由图1看，重庆市和成都市综合发展指数一直处于上层位置，与其余城市相差较大；除个别年份外，所有城市的综合发展水平都随着时间的变化呈现上升趋势，均在2020年都达到了0.3以上，时间演化趋势明显；从发展态势看，重庆市和成都市与其他城市之间发展差异的局面仍将长期维持。

3.2三大系统耦合协调时空特征分析  

3.2.1耦合协调度时间变化分析

巴蜀文化旅游走廊的耦合协调度呈稳定增长态势，但协调水平具有显著的地域差异。由图2看，2011年重庆市和成都市均处于初级协调，另外14地市均是严重失调或中度失调。经过10年发展，重庆市和成都市均达到优质协调状态，其余城市虽然没有达到协调状态，但旅游、交通和经济的关系得到了进一步优化。因此应从提升巴蜀文化旅游走廊整体竞争力出发，利用各地市的相对优势，强化协同发展。

图2 巴蜀文化旅游走廊耦合协调度

3.2.2耦合协调度空间演化分析

本文计算出巴蜀文化旅游走廊旅游-交通-经济系统2011-2020年耦合协调平均值，可看出耦合协调发展情况。由图3看，仅重庆市和成都市呈现深色，属于协调状态。除此之外，绵阳市和宜宾市协调耦合度均值最高，但仍是轻度失调，说明随着时空演变，重庆市和成都市的核心地位并未发生变化，其余各地市三个子系统之间的耦合协调水平偏低，虹吸效应明显，在未来仍需重庆市和成都市的辐射带动协同发展。

图3 2011-2020年耦合协调度均值分布图

结论

本文从耦合协调视角出发，通过构建旅游-交通-经济系统评价体系和耦合协调度模型，研究巴蜀文化旅游走廊三大系统发展水平和耦合协调关系，得出结论：（1）巴蜀文化旅游走廊综合系统整体发展水平呈现明显的分层现象，不同年份发展格局有所不同，重庆市和成都市发展指数远远高于其他城市。（2）时间上，耦合协调度总体呈稳定上升的发展态势，但耦合协调水平存在着显著的差异；空间上，仅有重庆市和成都市处于协调状态，虽然能带动周边各大城市的发展，但所产生的虹吸效应使得周边各大城市与中心城市之间存在着较大的落差。

参考文献

[1]霍远,朱陆露.科技金融、科技创新与区域经济耦合协调发展研究——以“丝绸之路经济带”9省为例[J].武汉金融,2018,No.225(09):57-62.

[2]余菲菲,胡文海,荣慧芳.中小城市旅游经济与交通耦合协调发展研究——以池州市为例[J].地理科学,2015,35(09):1116-1122.DOI:10.13249/j.cnki.sgs.2015.09.007.

[3]周博,马林兵,韦佳艺,梁满平.交通优势度和经济发展的耦合协调关系研究——以广东省为例[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8,50(03):85-93.

[4]刘国锋,琚望静,冶建明等.资源利用—生态环境—经济增长耦合协调发展分析与预测——以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省份为例[J].生态经济,2021,37(11):191-200.

[5]李二玲,崔之珍.中国区域创新能力与经济发展水平的耦合协调分析[J].地理科学,2018,38(09):1412-1421.DOI:10.13249/j.cnki.sgs.2018.09.003.

[6]廖重斌.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定量评判及其分类体系——以珠江三角洲城市群为例[J].热带地理,1999(02):76-82.

第1页（共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