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时期党的军事人才培养优良传统回顾

1.王桐君，2.张 ,娜，3.金 ,川，

2.国防科技大学信息通信学院科研学术处参谋 ，湖北，武汉430035

3.西部战区政治工作部干事，四川成都610031

中国共产党历来善于历史思维，一贯主张从历史和传统中汲取前进的经验和力量。在建党百年之际，回望人民军队建立之初，红军时期那个党尚年幼、军队始创、斗争异常艰苦的十年（1927年8月至1937年7月），党培养军事人才的实践探索，开局启新，奠基立业，经验弥足珍贵，形成的优良传统“富矿”在新时代仍需深挖和赓续。

一、遵循“建军必建校”基本规律，灵活形式，广开育才之路

南昌起义后，红军始终面临国民党军队围追堵截，战斗非常频繁，部队伤亡很大，加之红军中农民居多，打仗经验不足，军事人才特别是一线带兵打仗人才紧缺问题十分棘手。徐向前、曾中生曾向中央报告红四军情况称：“我们的军事人才太缺乏了”“这的确是目前扩大革命战争时期一大严重问题”。残酷的斗争使红军深刻认识到：军事实力核心是人才实力，打仗一定要有数量可观的人才作支撑；必须兴办学校培养人才，不办学校就会吃败仗；必须立足现有条件，有什么条件办什么学校。1931年10月，毛泽东在红一方面军总部对有关同志讲：“我们是人民的军队，虽有人民的支持和参加，但为战胜敌人，也需要办校、治军，学习战略战术，培养自己的建军人才。”这个时期，红军因地制宜灵活办学，为革命火种延续壮大培养了大批有用之才。一是随营灵活办学。这是红军最早的人才培训方法，早期以教导队形式出现、短期培训为主，随军行动，随战随教，快学速成。随营学校适应游击战争边打边走特点，较好解决了红军减员太快需要随补随战，以及根据地不固定、办学条件差等现实困难，虽多数存在时间较短，却为红军及时培养了大批指挥人才和战斗骨干。二是创办正规军校。随着根据地扩大和部队壮大，红军积极筹划创办各类军校。1929年初起，各根据地相继创办了一批办学地点相对固定的军官学校。1931年底，中央苏区创办了“中国工农红军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标志着院校教育开始迈向正规化。1933年10月，红军时期最高学府——红军大学成立，与此同时，红军彭杨步兵学校、红军特科学校、红军通信学校、地方武装干部学校等一批正规军校遍地开花，初步形成了多层次、多学科、规范统一的军事教育体系。三是敌后秘密办班。源于革命形势和斗争需要，党在诞生早期秘密创办了湖南自修大学、工人夜校、农民运动讲习所等，这为红军培养人才提供了经验。南昌起义后，军政人才、技术人才紧缺，党在白区建立秘密工作网点，任务之一就是展开敌后人才培养。周恩来、聂荣臻等在上海举办了多期党务干部、军事干部和无线电报务员秘密训练班，特别是1929年5月秘密开办的高级军政干部训练班，为开展兵运工作做了较好人才准备。四是外派军事留学。红军不仅注重自力更生培养人才，也特别注意借助外力育才。中共六大最早正式提出向国外派遣军事留学生。六大《军事工作决议案》明确：“关于红军官长的造就，现在即应开始派人至国外由兄弟党办理。”在苏联红军的帮助下，苏联部分军事院校专门为中国红军预留了军事留学生名额，刘伯承、聂荣臻、左权等一批红军指挥员最早被派往深造，有效提高了红军指挥员的军事指挥能力。

二、依据“军事服从政治”内在要求，军政并重，突出政治性

早在1928年7月，党的六大形成的《政治决议案》即提出“党员军事化”问题，指出党的任务之一是“训练党的军事人才，造成最可靠的工人和党员军官”。1929年12月，毛泽东在古田会议上作政治报告时，把红四军的“政治训练”作为一个重要问题进行分析阐述，探索出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光辉道路。红军学校首先是党的学校，必须坚持“军政并重”，注重政治在人才培养中的领率作用；红军培养的人才首先是党的人才，是为党实现政治目标服务的，必须强化党的政治引领。这些都是红军时期军事教育的宝贵经验。一是在军事教育思想上，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这是人民军队教育训练性质宗旨的体现，是党领导军事教育的基本经验。建军之初，针对“单纯军事观点”“流寇思想”等非无产阶级思想及其危害，毛泽东提出实行“无产阶级思想领导”，指出“红军党内最迫切的问题，要算是教育的问题。为了红军的健全与扩大，为了斗争任务之能够负荷，都要从党内教育做起”。军事院校始终坚持正确办学方向，通过加强政治理论武装、政治思想教育纯正教育生态、改造学员思想，保证了人才培养正确方向。二是在人才素质标准上，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1930年3月，中央军委下发《征调军事人才事》通知，要求各地统计“有无军事人才、军医人才、交通人才、修理枪械人才以及政治工作人才等等”，特别指出军事人才首先要“在政治上及组织上没有问题”。1937年5月，党的苏区代表会议在延安召开，毛泽东发表报告《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指出：

“我们党的组织要向全国发展，要自觉地造就成万数的干部，要有几百个最好的群众领袖。这些干部和领袖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政治远见，有工作能力，富于牺牲精神，能独立解决问题，在困难中不动摇，忠心耿耿地为民族、为阶级、为党而工作”。这个时期虽未明确提出“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人才标准，实际上已就军事人才的德与才提出明确要求。三是在教学内容设置上，坚持军政并重，政治为魂。在对抗大的指示中，毛泽东明确提出“军事与政治并重”要求，将其作为军事教育和院校教学的一条重要原则，还从军队的性质宗旨、院校的使命任务高度，指出在教学上，既要反对“单纯军事观点”又要防止轻视军事的“空头政治家”，发挥政治教育在整个军事教育中的灵魂作用，引导官兵明白为谁而战、为谁而练、为谁而学。这些，为处理军事教育同其它内容、特别是政治教育之间的关系，提供了重要遵循。

三、采取“从战争中学习战争”培养方法，战教合一，以战教战

红军诞生后一个时期，常态处于敌强我弱、被动应战状态，迫于敌情、自身条件和战场环境限制，有意避开一些战斗让部队休整喘息已属不易，成系统地抓教学培训很难实施。此时的红军学校、教导队缺教员、缺教材、缺经费等问题突出，教学容量非常有限，客观上决定了红军必须借助战争实践培养军事人才。对此，毛泽东鲜明提出：“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从战争中学习战争——这是我们的主要方法，没有进学校机会的人，仍然可以学习战争，就是从战争中学习。”刘伯承指示部队：“必须实行‘以战教战’的办法”“一面战斗，一面教育，求得战教合一，学用一致”。一方面，官兵全程融入实战学研。由于战斗情势瞬息万变，谁能更快更好应变，谁往往能取得战斗的主动权。因此红军更多进行带作战背景的应急式、融入式学训研练，在提高部队反应能力和实战水平的同时培养打仗人才。战前，各级广泛召开“诸葛亮会”“想办法会”等，集思广益研究作战区域、作战对手等，进行实案研练；战中，利用战斗间隙见缝插针式地召集各级负责同志开军事会议，分析战场情况，查摆困难障碍，研讨对敌战术，调整训练方法；战后，及时评指挥、评战术、评得失，总结经验教训。这种融入实地实景的教学方式，目的明确，方法实用，见效极快，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另一方面，教员学员直接参战体验。红军的教育机构自诞生之日起就有鲜明的“亦战亦教”特征，它既是培养军事人才的学校，以教学为主；又是战斗预备队，随时准备参战。每当需要打硬仗、恶仗的时候，红军学校又是一支重要的突击力量。这种办学模式，既是作战需要，也是育才捷径。例如，红军大学成立后，经常指派学校领导、教员和学员到前线交流、轮换或代职，直接参与指挥战斗，直至战斗结束或接任者到任。通过参战，熟悉了战场和对手，了解了作战需求，锤炼了战斗精神，达到了战教相长、“打一仗进一步”的目的。

四、秉持“质效为本”办学理念，荟萃优质资源，创新教学方法

为保证教学活动向战为战、富有成效，红军不少指挥员、战斗员走上讲台给学员传经送宝，有的将斗争经验系统化、理论化，写入教材供教学使用，一些部队还总结推广实在管用的教学方法，提高了教育质量。一是优秀指战员上讲台。红军时期，党和军队很多高级领导都到院校担任过专职教员、兼职教员或“特约教员”，亲自给干部、教员、学员授课、演讲、作报告。毛泽东兼任过随营学校、军官分校、抗大的党代表、政治委员或教育委员会主席等职务，周恩来作过《把敌人消灭在我们面前，瓦解在他们心间》报告，朱德将“游击战术”讲授得浅显易懂、生动活泼，深受学员喜欢，刘伯承、陈毅、叶剑英等也都担任过随营学校、教导队或红军学校领导。学员们在这种师承式的直接经验传授中逐渐成长成熟了起来。二是斗争经验进教材。一些将领撰写了《游击战争的要诀》《与“剿赤军”作战要诀》《与川军作战要点》《步兵基本动作》等文章，既丰富了红军作战理论，又培训了官兵。特别是毛泽东的著作《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及时教育全党全军认清了革命的形势和红军的任务，拨开了官兵思想迷雾，统一了思想认识。三是注重启发式抓教育。红军教育最忌灌输式，倡导启发式。古田会议上，毛泽东总结红军教育经验教训，提出著名的十大教学法，即“1、启发式（废止注入式）；2、由近及远；3、由浅入深；4、说话通俗化（新名词要释俗）；5、说话要明白；6、说话要有趣味；7、以姿势助说话；8、后次复习前次的概念；9、要提纲；10、干部班要用讨论式。”这种启发式、讨论式、渐入式教育方法，遵循了教育规律，提高了教学质效。

五、树立“环境创造人”科学育才观，归正教育导向，营造育人环境

由于红军大多为农民，文化层次低，抓教意识弱，一些指战员聊打仗眉飞色舞，谈学习抓耳挠腮；一些教员情愿上战场打仗，不愿去院校教书。针对这些问题，红军注重从树导向、正秩序、促比拼抓起，改善育人环境。一是营造尊师重教风尚

。毛泽东认为“教员是教育干部的干部”，必须素质过硬，加强培养，在各方面给予优待。在龙江书院，他亲自为教导队选定教员，经常过问他们的工作生活情况。战事吃紧时，一些教员静不下心搞教学，要求去前线打仗，红军领导人悉心教导，端正他们对教育的态度和对教员的认识，尊师重教蔚然成风。二是规范教育训练秩序。从严治校成为军事院校办学的一条铁律，源于红军学校的办学经验。以红军大学为例，该校采取军事化的日常管理模式，严格作息制度，要求学员“一律过战士一样的生活”。更名为抗大后，进一步要求教职员工不论职务、资历和历史贡献，都必须从我做起，遵规守纪，从严从难学习训练。三是浓厚比学赶超氛围。注意克服以往练兵中存在的强制和单纯惩办方法，通过组织竞赛、表扬先进、树立典型，调动学员积极性主动性，达到正向激励目的。例如，大力倡导“能者为师”，广泛开展“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活动，“从士兵中发现能手（练兵英雄），教育士兵群众”，形成了先进帮后进、后进赶先进、你追我赶、不甘落后的群众性自我教育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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