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领导地位的形成过程

常成

毛泽东领导地位的确立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先后经历了几个重大的转折点，例如遵义会议、六届六中全会、七大等，最终在七大上，从组织上和思想上完全确立了领导地位。

一、遵义会议开始确立毛泽东领导地位

1932年10月，中共苏区中央局在江西宁都召开全体会议。会议贯彻执行临时中央“左”倾冒险主义进攻路线，对毛泽东在红军中实行的战略方针和战术原则进行了批评和指责。毛泽东鉴于不能取得中央局的完全信任，坚决不赞成由他“负指挥战争全责”。会议批准毛泽东暂时请病假，必要时到前方。10月12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根据中共苏区中央局决定发布命令：“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兼政治委员毛泽东同志，为了苏维埃工作的需要，暂回中央政府主持一切工作。”毛泽东被迫离开了红军的领导岗位。1934年1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由于王明的“左”倾错误，1934年10月，中共中央率领中央红军开始长征。此时的毛泽东被剥夺了军事领导权，只保留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的职务，他被编在由中革军委、红军总司令部和总政治部及其直属队编成的第一野战纵队的中央队。1935年1月1日，中央政治局在瓮安县猴场召开会议。会议重申了毛泽东提出并经中央政治局黎平会议同意的在川黔边地区建立新根据地的主张，作出了《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会议决定立即北进，强渡乌江天险，占领遵义城。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为遵义会议的成功召开和确立毛泽东在全党和全军的领导地位起到了酝酿和准备作用。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召开遵义会议。会议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着重纠正了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博古及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在军事上的错误，重新肯定了毛泽东根据战争实践经验总结出来的一系列正确的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会议决定：1、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2、指定洛甫（张闻天）起草会议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讨论;3、常委中再进行分工；4、取消三人团，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决定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为党内委托的在军事指挥方面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遵义会议是在中国革命关键关头召开的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它在关键时刻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毛泽东成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一，进入了党中央最高决策核心，领导地位开始确立。

1935年2月5日，在云南威信县水田寨花房子村，中央政治局常委进行分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张闻天代替博古负中央总的责任（习惯上也称总书记），博古还留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任红军总政治部代主任。在此次会议上，毛泽东被委任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成为党内最高军事指挥的帮助者，参与中央军事指挥。

1935年3月4日，为了加强和统一作战起见，保证军事上的集中、机动和前方指挥的有效性，由张闻天提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组成遵义战役前敌司令部，朱德为前敌司令员，毛泽东为前敌政治委员。接着，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致电各军团，要求“各兵团一到集中地即受前敌司令部指挥”。这是1932年10月宁都会议后，毛泽东首次获得公开直接指挥红军的权利。

1935年3月12日，张闻天在贵州苟坝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考虑到指挥作战权利必须高度集中，不能靠许多人开会集体研究决策，中共中央决定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三人军事指挥小组，亦称 “新三人团”，全权负责指挥军事，使红军有了一个精干、有力的领导核心。在当时战争的环境下，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是中共中央最重要的军事领导和决策机构，代表中央行使军事指挥决策权。毛泽东进入党中央军事指挥决策核心。

红军四渡赤水，顺利渡过金沙江，摆脱了国民党数十万军队的围追堵截，到达四川会理地区。部队由于连续作战，十分疲劳，某些基层指战员有些怨言。此时，林彪甚至提出要改变中央军事领导，要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随军主持大计，由彭德怀任前敌指挥。1935年5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会理县城郊召开扩大会议。会议批评了林彪提出的改变军事领导的意见，要求维护遵义会议确立的政治领导和军事领导的团结，决定立即北上，同红四方面军会合。会议统一了认识，维护了党和红军的团结，巩固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的领导地位。1936年6月，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反对党中央确定的北上方针，率领部队南下，并另立中央，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对抗。后经过党中央和红军广大指战员的斗争，战胜了张国焘的右倾分裂主义。

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1936年12月7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团转发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关于扩大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组织的命令: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国焘、彭德怀、任弼时、贺龙等七人组成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团，毛泽东为主席。毛泽东成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从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到前敌司令部政治委员，从党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成员到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不仅在名义上，而且在实际上，逐步确立了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

二、中共六届六中全会进一步确立毛泽东领导地位

1937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洛川会议，制定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确定了八路军实行独立自主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为在新形势下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担任主席，成为党的最高军事领导人。

1937年11月，王明从苏联回国，他以共产国际派来的“钦差大臣”自居，凌驾于党中央之上，提议召开政治局会议。12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王明作了题为《如何继续全国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呢》的报告，强调要“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反对洛川会议以来党坚持的统一战线独立自主的方针政策，并不点名批评了毛泽东。毛泽东曾说：“十二月会议我是孤立的，我只是对持久战，游击战为主，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原则是坚持到底的。”

1938年3月政治局会议后，党中央派任弼时去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中国共产党和抗日战争情况，并向共产国际递交了《中国抗日战争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和任务》的书面报告，还向共产国际书记处书记季米特洛夫单独作了汇报，使共产国际对中国的实际情况有了较多的了解。共产国际专门开会研究了中国革命的情况，认为：中共一年来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共在复杂环境和困难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列主义。

中共中央决定任弼时接替王稼祥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8月，王稼祥回国前，共产国际书记处书记季米特洛夫接见了他和任弼时。王稼祥回忆：季米特洛夫说了一番语重心长的话，他说：“应该告诉全党，应该支持毛泽东同志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他是在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领袖，其他人如王明，不要再争当领导人了。”王稼祥当时很高兴，感到毛泽东的威信已使共产国际的最高领导人信服了。

王稼祥回国后，给在武汉的王明拍电报，要王明回延安参加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听取传达共产国际的文件。王明拒不服从，反而提出到武汉或西安召开六届六中全会。王稼祥又拍了电报，告诉他速来延安，听取传达共产国际季米特洛夫同志的重要意见，应服从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否则后果由你自己负责。王明这才回延安。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共中央召开六届六中全会。在六届六中全会上，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季米特洛夫的意见。毛泽东代表中央政治局作了《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提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科学命题。会议通过了《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批准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的政治路线，克服了王明右倾错误对党的工作的干扰。毛泽东从抗战以来一直坚持的正确主张，在这次会上得到绝大多数人的理解和支持。彭德怀在会上发言说：“领袖是长期斗争经验总结的，是长期斗争中产生的。毛泽东的领导地位是由正确的领导取得的。”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进一步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统一了全党的思想，从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为实现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奠定了基础。六届六中全会后，毛泽东实际上主持中共中央的工作，党的一切重大问题已由毛泽东作出决断。

三、中共七大完全确立毛泽东领导地位

1943年3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决定指出：“在两次中央全会之间，中央政治局担负领导整个党的工作，有权决定一切重大问题。政治局推定毛泽东同志为主席”。“凡重大的思想、政治、军事、政策和组织问题，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讨论通过”。“书记处是根据政治局所决定的方针处理日常工作的办事机关”“书记处重新决定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三同志组成之，泽东同志为主席”。书记处“会议中所讨论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权”。毛泽东在组织上正式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主席。

1944年5月21日—1945年4月20日，历时11个月的六届七中全会在延安召开，会议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任弼时、周恩来5同志组成大会主席团，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和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主席。会议期间由主席团处理党中央的日常工作，政治局及书记处暂时停止行使职权。1945年4月20日全会通过了党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党在历史上的若干问题，特别是对以王明为代表、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左”倾错误作了详细结论；肯定了党的六届三中全会及其后的中央对于停止当时党内存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所起的积极作用；肯定了刘少奇在白区工作的正确路线；指出了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六届五中全会的错误；高度评价了毛泽东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来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杰出贡献，指出在全党确立毛泽东领导地位的重大意义。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共七大在延安杨家岭召开，这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走向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它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关键阶段、中国抗日战争的决胜时刻、在党的建设的重要节点召开，在全面梳理和成功总结新民主主义革命经验的基础上，为夺取革命胜利和建设新中国都发挥了引领作用。这次大会总结了六大以来，特别是抗战以来的历史经验。毛泽东在会上致开幕词和作了《论联合政府》政治报告。在七届一中全会上，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选举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兼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主席。党的七大确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一切工作的指针。至此，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在组织上、在思想上完全确立了。

毛泽东在全党全军领导地位的确立，经历了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在以毛泽东为首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坚强领导下，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推翻了国民党反动统治，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作者简介：常成（1975— ），男，汉族，延安革命纪念馆办公室主任，研究方向：延安十三年党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