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富”到“民富”的探路思考

毕夫

■毕夫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天河学院

无论按照经济学理论进行解剖，还是从世界各国经济实践的角度予以审视，作为国民生产总值（GDP）密切连体的居民收入理应伴随着GDP的增长而增长。然而，在中国经济一路高歌的背景之中，民众收入的递增脚步却显得异常沉重，其大幅落后于GDP与财政收入增速的事实不仅让所有的经济学家大跌眼镜，也让普通百姓产生了强烈的失落之感。更加让人匪夷所思的是，连续数年大红大紫的政府财政却并没有为民众建造出一个相对健全而充分的公共保障体系。人们不禁要问，“民富”缺位的中国经济增长还能持续多久？社会福利产品十分短缺的中国社会还能依靠什么赢得长治久安？

国富而民穷的尴尬尽管中国GDP在过去十年中连续保持了两位数字的亢奋增长并一跃成为超过日本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尽管中国的财政在2010年实现了8万亿的强劲扩身并跃居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财政收入国，但如此辉煌的成果却并没有给国人带来丝毫的兴奋，看着政府晒出的一个又一个红色成绩单，经济学家们发出了理性的诟病，普通百姓萌生了更多的感性质疑。

财政收入大幅跑赢GDP增速是中国经济的一道特殊景观。仅以最近5年而论，资料显示，2006-2010年，中国GDP年均增长11.24%，而同期财政收入增速则达21.48%，期间2007年更是高达32.45%；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过去5年中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为9.72%，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只有8.86%。剔除年均2.96%的物价上涨幅度，城乡居民年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速度分别仅为6.76%和5.9%。一方面是财政收入增速跑赢GDP，另一方面是居民收入增速落后GDP，一个简单的数理结果就是政府在国民收入中的分配比例越来越高，而民众所得越来越少。仍以最近5年而论，资料显示，2006年，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为17.9%,至2010年，该比例上升为20.8%；同期城乡居民人均年收入则由2006年占GDP比重的7.09%下降到2010年的6.28%。而从总量上看，2006年我国居民收入总量占GDP比重还在40%以上，但至2010年却降至36％。财政收入和居民收入占GDP比重的反向运行无疑说明这样一种事实：前者绝对量的增加是以后者相对量的减少为前提，全国人民并没有同步分享到经济增长的果实。值得注意地是，作为居民收入的最主要来源，劳动收入占GDP的比重也出现了逐年下降的趋势。从国内权威统计数据看,2006-2010年,我国居民部门的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由39.68％降低到了34.46%,降幅为5.22个百分点,政府部门的生产税净额则由15.93％递增到17.69%，增幅为1.76个百分点,企业部门的固定资产折旧和营业盈余(即资本收益)由44.39%增加到47.85%。除初次分配中劳动者报酬成递减状态外，在二次分配中，我国工薪阶层税收占个税总额的比重在65%左右，这种结果不仅高出了美英等发达国家同一比重的40多个百分点，而且在发展中国家中也高居榜首。

需要特别强调地是，作为全体民众非劳动收入的最主要渠道，国有企业分红带给人们的同样是失望与叹息。据财政部公布的数据，2008-2010年，国有企业总共实现利润4.48万亿元，但三年累计分红才1860亿，仅占利润总额的4%；特别是国企赚钱最多的2010年，分红才440亿元，占利润总额的2.2%。而即便是这点可怜的分红，也没有分到“全民”手中，要么是上缴给财政部，要么在国资委部门内消化。对于中国百姓而言，能够像美国民众那样享受到政府多次全民退税的愉悦，或者如同新加坡国民那样能够从政府手中得到财政盈余资金的派发，以及像英国成年公民那样获得国有化银行的股票赠予简直是一个遥不可及的美梦，最多得到的只是如同国资委副主任邵宁那样的“国有企业资产是全体人民储蓄”等毫无意义的说教与虚无缥缈的承诺。钱到哪儿去了？几乎每一个纳税人都想知道，经过自己的劳动之手而形成的巨大财政收入最终究竟花销在了哪些方面？而一个为民众所认可的镜像是:中国公共财政在合理支出和精打细算遗风的生态中也频发不合理性支出和铺张浪费的恶习，在庞大的行政开支挤占公共财政资源的同时，人们更能常见日益疯狂起来的官员腐败行为对国民财富的吞咬和侵蚀。这里，笔者仅取几个截面以作辨析———行政开支：填不饱的“国家机器”。行政经费支出的增长大大超过同期GDP的增长和财政收入的增长幅度是中国的一个非常特殊的经济与政治现象。资料表明，1978年，各级政府的行政管理费占财政支出比重的4.7%，但到2010年却提高到23%，相应地,行政开支的绝对费用从52.9亿实际增长到4万多亿，32年间增长了800多倍。行政管理费的巨额膨胀主要由公务员数量和平均工资水平迅速上升的人力成本增加而引起。根据财政部的相关报告，目前我国财政供养人数约为6700万人，官民比例是1∶19，不仅纵向上高于中国末代王朝清朝1∶911和建国初期1∶600的比例，横向上也大大高出全球许多国家，如美国官民比例约1∶94，英国为1：84，印度为1:67。三公消费：算不清的“糊涂账”。在公共财政开支中，对于作为行政管理经费重要组成部分的“三公”（公款吃喝、公费出国、公车消费）支出，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财政部门都讳莫如深。尽管如此，学者们仍然作出了每年“三公”支出高达一万亿元的评估。当然，这种推算结果并不过分。仅以公车消费为例，来自财政部和国家统计局的一份调研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党政机关单位公务用车总量为200多万辆，每年公务用车消费支出1500亿元～2000亿元，每年公务用车购置费支出增长率为20%以上，其增速不仅与行政管理费占财政收入的增速不相上下，同时大大超过GDP的增长速度。楼堂馆所：再穷不能穷政府的“形象工程”。与多年前广州番禺区政府盖起豪华办公楼备受社会舆论诟病不同，目前政府与政府部门为自己营造超标办公场所的现象似乎见怪不怪，甚至这种大兴土木之风在贫困地区盛嚣尘上。在安徽，尽管望江县2009年的财政净结余只有21万元，但这一国家级的贫困县却盖起了一座耗资6374万元且相当于8.5个美国白宫的县政府大楼。在广西，宜州市2010年的财政收入仅4.08亿元，然而当地为了修建市政中心大楼却耗资9328万元，占去了全市一年财政收入的四分之一。在甘肃，兰州市财政局为自己建造起了高达一亿三千万的“天价”综合办公楼，而更有甚者，山西省粮食局竟然挪用国家粮食储备金150万元以用于修建供政府官员休闲的“云峰阁”宾馆和粮神殿。国际会议：高朋满座的“超级盛宴”。并不像投资22亿美元承办奥运会和斥资450亿美元举办世博会可以达到壮大国威的国际效果那样，近年来被各级政府大操大办并打上“国际”标签的各种国际性会议非但没有提升中国形象，反而成为了消耗财政资金的重要新丁。数据显示，从2000年到2009年，中国主办的国际会议不断增多，从每年83个上升至245个。这些由政府直接和间接主办的国际会议最终都由财政埋单，从向外宾提供头等舱、五星级宾馆的住行待遇，到承诺高额的出场费，从购入大批固定资产，到向来宾送出数码相机、苹果手机甚至是手提电脑和大额红包，从开设豪华会议大餐，到配送高规格的旅游观光，中国主办的国际会议几乎每一个毛孔都渗透出财大气粗、一掷千金的豪气。

贪污腐败：伸向国民财富的“黑手”。据中央纪委最新数据显示，2010年，全国共有5098名县处级以上干部被处分或被移送司法机关。除了省部级干部广东省政协主席陈绍基收受2959.5万余元、国家开发银行副行长王益受贿1190多万元以及公安部部长助理郑少东受贿826万余元等腐败恶行引人关注外，厅级领导干部中杭州市副市长许迈永受贿、贪污1.6亿余元和苏州市政府副市长姜人杰收受贿赂1亿余元的丑恶行径尤其令人发指。值得注意的是，作为中国官僚层级中级别最低的科级干部也开始大量出现“巨贪”现象，其中辽宁抚顺市国土资源局顺城分局局长罗亚平贪污受贿金额高达1.45亿，不仅刷新了辽宁官场贪腐犯罪的最高纪录，而且被中纪委领导批示为“级别最低、数额最大、手段最恶劣”的腐败案件。正是由于多如牛毛的腐败分子运用特权侵吞公共财产并肆无忌惮地从民众手中敛财，才导致了政府财政可用于社会福利开支资金的减少和改善百姓工资收入状况能力的削弱。

强大下的羸弱应当承认，政府财政收入尤其是中央财政收入的有效增长能够对国民经济的发展起到一定的调节与推动作用。正是有了殷实的中央财政，中国政府才能在金融危机的关键时刻推出高达4万亿元的经济刺激政策；也正是有了厚实的国家财政力量，农民在告别了延续数十年农业税的同时还能得到务农的政策补贴；更因为得益于中央财政强大的投资能力，中国高速铁路才已非常规速度铺展开来……。然而，国家财政收入的增长不应该以放慢民众收入增长步伐为前提，基础设施投入的增长不应该以牺牲社会福利设施的投入为代价，一个阶层或者一个群体的财富递增和生活改善程度不能以另一个阶层和另一群体财富的递减和幸福程度的下降为筹码，否则，这种财政支出模式尽管可以换取短期的经济与社会繁荣，但无法支撑经济的持续增长。

消费动能的长期不振一直是中国经济增长力量构成中的一大硬伤，而导致这种结果的最主要因素就是劳动收入占国民总收入的比重过低。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步伐缓慢和占比的减少，一方面导致了国民储蓄的一路走高，另一方面则使民众即期消费能量受到强大的挤压。资料显示，1978年，我国居民消费拉动GDP增长45%，但到1992年下降至42%，2010年则下降至35%。值得警惕地是，中国居民消费能量的萎缩之势还在得到强化。据央行对储户的最新调查显示，2011年一季度，储户的消费意愿降至1999年调查以来最低，其中有85.8%的城镇居民倾向于储蓄，仅有14.2%的储户倾向于“更多消费”。

与消费对经济增长拉力日渐式微完全不同，依靠投资特别是依靠政府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凯恩斯模式”在中国得到了不断地强化。这种投资模式尽管带来了一个又一个大型工程项目的高歌猛进，但也形成了对民间资本的强大“挤出效应”，私人企业承接社会就业的力量受到压抑和削弱，而在国有企业就业市场对普通百姓几近封闭的前提下，民众寻求就业的机会成本加大，可以产生收入的劳动半径明显萎缩。不仅如此，政府主导型投资模式背后是企业税负的长期居高不下。由于消费拉动经济的能量短缺，但为了维系经济的高速增长，政府只能不断加大投入，而为了确保源源不断的财政后续资金，政府必须增加对企业的税收，原本可以极大调动的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的投资热情受到压制。更重要的在于，每一个政府投资项目都隐含着经济利益的再分配。由于可以支配的财政资源向政府部门集中，加之缺乏有效的监督，那些掌握财力分配话语权的政府官员完全可以通过权力交易实现自己经济利益的最大化，结果自然非常残酷：政府主导型的投资增长模式实际成为了腐败丛生的重要温床。

“中等收入陷阱”是中国经济目前面临的一个巨大隐忧。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是指新兴市场国家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收入水平时，快速发展中积聚的如贫富差距等矛盾集中爆发，导致经济增长回落或出现长期停滞。由于劳动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过低，普通百姓并没有分享到经济增长的成果，更由于国有企业利润的财政化和部门化，民众没有机会参与国有化利益的分配，加之权贵阶层依靠特权聚敛巨额财富，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正日益扩大。资料显示，按照2010年的汇率计算，中国人均收入达到4000美元，已接近中等收入的上限，同时，我国基尼系数已经抵达0.5,大大超过了0.4的国际警戒线。因此，一项针对近6000位网民和50位专家的最新调查结果显示，六成接受调查者认为中国很有可能坠入“中等收入陷阱”。

从藏富于国到还富于民刚刚铺开的“十二五”规划描绘出了一幅十分诱人的图景：2011-2015年，城乡居民收入年均增速目标为7%，与经济增速7%的年均目标一致。有学者就此细算过这样一笔账，即以2010年北京城镇居民年均收入约6万元为基准，到2015年，该市居民收入将达到84152元，增长幅度超过40%。不仅如此，自去年5月至今，全国30个省份都上调了最低工资标准。居民收入提高的政策环境和微观环境都出现了明显了改善。但是，围绕着居民收入与财政收入的利益分配改革不能仅仅依赖于增量途径，还应该对现行体制与机制进行重置与再造。

第一，有目的地启动与推动税收制度改革。一方面，应当切实提高个税起征点，将起征点由现行的2000元提高至3000元甚至更高；而在提高个税收入起征标准的同时应当出台奢侈品消费税和遗产税等新的税收政策。这样一方面可以使中等收入以下的群体受益，同时防止高收入者因个税提高而享受过多“溢价”收入。另一方面，应将增值税率从目前的17%下调至12%。目前，中国17%的增值税不仅为世界各国之最高，且增值税实质就是消费税，而高消费税又与投资最大化模式是一致的，结果是把收入从家庭转移到了政府，从而削减了新兴中产阶级的消费能力。显然，不降低增值税率，促进消费恐怕只能成为空谈。再次，需要加大对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的减税力度。未来几年，财税政策可以考虑的改革方向是，在对民营中小企业实施大规模减税的同时，适当扩大增值税征收范围，相应调减营业税等税收，同时取消营业税不能抵扣的政策规定，以充分发挥民营企业作为经济主体的商业投资功能和就业安置功能。

第二，加大民生工程的投入和构筑完善的公共服务品供给体系。同发达国家的财政收入主要是用于公共事业和公用产品的补给不同，中国政府财政在民生设施的投入方面欠账太多。数据显示，在2010年约8万亿元的全国财政收入中，医疗、教育、社保就业三项支出占比不到14%；而在2011年公共财政预算安排中，上述三项支出也仅占财政收入的10.1%，即便是加上住房保障支出1292.66亿元的新投资，社会保障支出也只有财政收入的11.59%。社会公共服务产品的供给不足，不仅加剧了公众对未来不确定性的规避程度，贬损和压制了消费作用于经济增长的动能，同时成为影响社会和谐秩序的主要因素。因此，未来政府公共财政开支应当最大程度地突出以社会保障为重点，切实补齐公共服务与社会救助短板，力争到2015年使社会保障投入占到财政总量支出之比达到40%甚至更高，同时提高公共服务与社会救助水平，使更多的社会群体能够享受和消费到优质的公共产品。

第三，强力扭转现行经济增长模式。出口拉动和投资拉动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两大最主要路径，但这种模式的弊端已日渐凸显出来。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由于我国出口贸易被锁定在加工贸易环节，即产业链上的最低端环节，尽管某种程度上可以实现对剩余劳动量的安置，但客观上极大地限制了劳动报酬的增长，人均工资的增长空间受到强烈的压缩。在投资拉动方面，除了政府投资形成了对民间资本的“挤出效应”从而影响了就业和劳动者收入外，公共财政驱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膨胀极易酿造资产泡沫并产生投资推动型通货膨胀，从而贬损民众收入水平和实际消费能力。对此，政府在最大程度地压缩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同时，应当切实引导民间资本进入主流经济领域；同时通过无息贷款、税收返还和关税折扣等经济手段鼓励企业的技术创新，使我国经济增长方式从政府主导型转向市场主导型，由出口依赖型转为消费依赖型。

第四，提高国有企业分红比例并向民众慷慨分红。资料显示，目前我国（非金融类）国企总资产已经高达近50万亿元，而且这些国有资产垄断了比其体量占比更高的优势资源。独立于官方的天则经济研究所日前发表研究报告认为，若从账面财务数据中还原企业的真实成本，并对政府补贴和因行政垄断所致的超额利润予以扣除，按此测算企业真实绩效，过去10年中国国有企业并没有盈利，平均的真实净资产收益率为-6.2%。也就是说，国企实现的财务利润实际上是行政垄断、财政补贴、融资成本和土地及资源租金优惠换来的，而这些或明或暗的补贴和政策保护，其最终来源又势必只能是民企积累不足以及国民福利受损，即现阶段国企较高的微观效率很大程度上是以较低的宏观效率为代价的。因此，国有企业对全体民众分红不仅合情合理，而且还要大幅提高分红比例，否则，国有企业相对于民众而言就只有宪法意义而已。

第五，最大程度地降低政府行政成本和加大治腐强度。一方面，财政增收并不意味着政府行政成本可以相应提高，相反，应当根据财政总量制定行政管理经费年均下降计划，力争到“十二五”末期行政经费支出下降到占财政支出比例的15%左右。为此，有必要重启政府机构改革，在打通公务员出口通道和建立起汰劣机制的同时，防止公务员队伍的进一步膨胀。另一方面，针对腐败群发和恶性案件增加的趋势，管理层除了注重制度建设和预防机制塑造外，还应当广泛发动媒体和通过群众运动的形式对腐败分子形成围攻和高压之势，以此保护公共财力和民众财富不受权贵者的吞噬和侵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