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封锁下的民众文化

钟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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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行,沿着冰冷的高速道路。窗外,湍急的江水,在蜿蜒的山脉和忽隐忽现的日光间,沿着一道边界流淌着。“有没有……那铁丝网……穿过……就是分界线……”韩国民众戏剧的年轻朋友,用一贯不顺畅的英语,和我比手画脚,拉大嗓门说着。车窗外的景象,稍纵即逝,我一时也分辨不出,他手指的远方，哪里是铁丝网？哪里又是蔓草横生的冬日荒丘。

手里握着称作是Kimbak的韩式寿司。上车时,就听说这是很民间的随身食物,不可与习知的日本“寿司”相提并论。我用心吃着,当真感觉海苔紧裹着白饭的结实,的确和称作“寿司”的日式精致美食,有着极为不同的口感。

“我们就快到了!”

“嗯……嗯……”我点头回应,心里却不免疑惑：“这么快吗？”尽管这么多年来,在讨论东亚冷战的文章中,似乎耳熟能详地阅读着关于南、北朝鲜分界的三八线，却在身临其境时,一时难以想象,两方对峙的分界区,竟就在距首尔十分不远的此处。

一行人抵达。分界区就近在脚底。冬日里,瑟缩着身子,我们得换车,才能进到警戒区。我一下车便发现,不远处有一个卖纪念品和供应餐饮的平面建筑,像是熟悉的观光旅游点上的景象；另一侧的小丘上,一座古老亭台,挂着一只和平钟似的艺术品,工整的书法,予人典雅而素净的联想。往前,我们步行来到已经被封禁的一道老铁轨的铁丝网前,寒风中,吊挂着一片期待民族统一的抗争头巾。不免联想,必定是从许许多多社会运动场合遗留下来的,而今,攀落于时间残痕上的、激切而悲忿的呐喊吧！

在广场上停留,看同行的伙伴拍照,便有些异样的感觉在心头起伏。不知怎的联想起两年前的五月,初踏进光州民主受难墓园时的那一瞬间。没记错的话,“民主受难墓园”是二○○二年于光州近郊竖立起来的纪念园区。偌大的广场上,有一高耸及云天的纪念碑。碑形由两片滑向天际的、似云彩般的大手,护着一颗象征生之希望的石卵。

在这纪念碑石的仰天姿势中,可以找到韩民族对因抗争而受难的革命者的崇高尊重。

当我在碑前的坛上默哀,表达一己渺小的景仰和钦佩之情时,又不免想起,关于政府打算挹注庞大资金,让光州成为全韩最重要的观光文化城市的新闻。

在市场取向的社会环境中,借由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不那么庸俗化的和低劣的产品,早已不是一件令人大惊小怪的事。然而,无论在光州或三八线的分界区,面对着被视作景点的观光建筑、碑石、园区,总是感到一种发自内心的忧虑和烦恼。简单来说,就像“韩流”成为一种价值倾向的趋势时,我们总不免担心商品化带来的巨潮,会不会不着痕迹地就吞没了人们对于苦难记忆的真实感。

如此一来,我们是不是进入了一直没有在东亚地区被彻底实现的“后冷战”时期的问题意识了呢？我的回答是：虽然,冷战高峰时期美国在东亚地区的单边霸权,随着东亚区域的经济整合而渐次失去全盘掌控的情势，然而,朝鲜南北分裂以及台海两岸对立局面的紧张,却未曾稍稍松懈。“冷战”似乎仍存在于东亚这块高度政治性的地域。

与此同时,由于中国大陆改革开放所带来的亚洲经济统合,一方面固然削弱了美、日新殖民主义的驾驭力量，全球化风潮下的市场逻辑,却也形成另一股以资本为前导的价值观,不时在侵吞着人们对于追求一种更普遍性平等的想象。

历经战后数十年,发生于东亚地区人民抗争中的记忆,是否将在观光文化的潮流中,失去了记忆作为一面镜子,得以召唤当代反省的能量呢？

理论令人烦恼。我对“冷战”之于民众文化的思省,大多来自文学与剧场创作的体验。

像我这样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出生于台湾的人,对于“冷战”的实质认识,是相当迟晚的。在我求学的多数阶段里,“冷战”不是该被提出来讨论的问题。因为,美式“自由”、“民主”的价值早已是生活学习中的一道常轨。这道常轨,沿着对“现代化”无比憧憬的光景延伸而去,竟而也“接轨”到对日本殖民统治带来文明规范的“景象”中。当然,不难想象,这一切都是以共产主义中国作为想象中的敌人,必也视之为“独裁”、“落伍”、“极权”而加以挞伐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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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年,海峡上空的“冷战”风云,席卷着刚历经内战、“二战”及“二二八事件”的台湾人民。朝鲜战争爆发,中国部队越鸭绿江支援朝鲜,东亚情势一夕丕变,美国立即出动第七舰队封锁台湾海峡,并以单边草拟《旧金山和约》的谋略,制造“台湾地位未定论”的国际言说,意图借此阻止共军渡台。

两岸分裂情势在美国的军事介入下形成定局。紧接着,便是岛内一场以肃清为前导的“白色恐怖”捕杀行动。“冷战”所引起的血雨,在四到五年的时间里,淌流在左翼地下运动蜿蜒而曲折的山路上。数以三万计的知识分子、左翼运动人士及农民被长年监禁，多达八千名地下共产党人,被枪决于台北的马场町刑场。

现在,上述文句中的描写,已不再是禁忌。但,对于我这个在冷战风云下出生的台湾人而言,禁忌已不是表面言论开放与否的问题，而是禁忌深锁在人的身体内部,进而内化形成一种意识形态的问题。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随着“解除戒严”的到来,当时在《人间杂志》工作的我,经由创办人陈映真先生的引路,因采访桃园三洽水山区一户梁姓客家农民,首次直面历经劫难的“红色”政治犯。至今回想,有许多难眠的夜晚,在灯下翻阅一行行铅字已现斑驳的判决书时,心中的惊恐与怖栗,久久无从平息。应该是这样的不能仅仅视之为一件客观报道的经验,带来生命中莫大的冲击吧!往后的日子里,无论在文字或剧场劳作中,揭开冷战风云下被刻意掩埋的“五十年代白色恐怖”记忆,成为实践民众剧场或文化行动最有意义的一项工作!

战后台湾进步的、具批判性内容的民众文化,无法不去面对“冷战”局势下的左翼肃杀。当然,记忆之所以被重新述说,必然意味着记忆不仅仅是时间那一端的客体而已；而是在被压抑者的生命共同体验中,如何重新召唤一种主体性的力量。

“六张犁”是台北市区内的一处坟场。一九九三年,曾因“白色恐怖”遭监禁的客籍农民曾梅兰,在历经三十余年的苦苦找寻之后,终于在荒芜的坟场后山,找到刻有他兄长徐庆兰名字的一块小小墓石。此时,距离他兄长被杀害已经过了漫长的四十一年。

随着徐庆兰的墓石被寻获,共有二百多个墓碑被一一指认。集体刑杀的记忆,震撼着民众的心灵。这同时,经由陈映真先生的报告体小说作品《当红星在七古林山区沉落》,曾经发生于一九五○年至一九五二年间的地下党人流亡事件,再度以组织性的面貌呈现在我们眼前。

没记错的话,是二○○五年的夏、秋之交,我引着来自韩国的民众剧场友人张笑翼,从“六张犁”公墓的后山坡攀爬回来。那样的荒凉,那样散置斜插于暗幽野草间的墓石,令他久久无法平息内心的郁闷与困惑。“在光州的民主受难墓园里,耸立着高入云天的纪念碑……纪念馆里的遗像和死难者的名字,没有一刻不与民族的、民众的左翼运动产生关联……”终而,他不解地问,“你们当局怎么这样对待他们呢？”

张笑翼的提问,揭露了经历过冷战清理的韩国社会,在反独裁运动中艰苦地建构起来的反帝／反新殖民主义的思想性质,与台湾“亲美的、民主化”政治运动在本质上的区别。

“那么,‘二二八’纪念馆的碑石,不也镌刻着死难者的名字？他们和这些流落荒郊的受难者的差别是什么呢？”他接着问。

“共产党不被视作政治受难者……特别和中国共产党有关的这些人……”我尝试用最易趋近的方式,解释复杂的政治纠葛,“‘二二八’被解释为中国政权欺压台湾人的悲情符号……因而,最好利用来反对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