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窥近代福州的开埠贸易

王亮

一、开埠后福建社会经济的变化

《南京条约》签订后，福州、厦门等五处被强制开辟为通商口岸，西方资产阶级兴奋得“好像全都发了疯似的”。璞鼎查回国后，告诉英国资本家说，他“已为他们的生意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这个世界是这样的广阔，倾兰开厦全部工厂的出产也不够供给她一省的衣料的”。[1]条约签订的当年，“英国对福建的贸易价值为969,381镑；1843年已经达到146多万镑，到1852年猛增至2,503,599镑。”[2]他们把大量的棉纺织品和其他商品也运到中国来销售，甚至把中国人根本不使用的餐具刀叉之类的商品也潮水一般的运进来，他们将中国这样一个大市场幻想得是那样的美好。

林庆元教授在《福建近代经济史》中列举了英国1864福州港的进出口贸易状况：“从1856年英国对福州的贸易来看，其时进口船只不过83艘，总吨位为20,270吨。然而不到10年，1864年英国进口船只数已经达到326艘，吨位为131,123吨；其出口船只数325艘，吨位为131,541吨。进口总值达2,207,774.15英镑，出口总值达3,890,889.05英镑。仅仅过了一年到1865年，进口船只数增至365艘，吨位为170,794吨，进口总值增至2,454,228.03英镑；其出口船只数增至370艘，吨位为172,441吨，出口总值达4,881,750.05英镑。”可见，五口通商时期外国船只在福州进出口贸易的上涨趋势是非常显著的。[2]

19世纪40年代，由于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对外国商品仍然具有顽强的抵抗，他们的商品未得到的广泛的销路，但是像福州这样遭受外国商品严重冲击的五口通商地区，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密切结合的传统自然经济已经开始发生解体，随着中国半殖民地程度的逐渐加深，而被纳入殖民主义体系，日益成为世界资本主义的附庸。

二、开埠后福州贸易变化的表现

1、福州的茶叶贸易

福建武夷山茶早在国际市场上享有盛誉。茶作为福建的主要出口货物之一，在福州、厦门口岸的出口量都很大，但相比之下以背负闽江的福州的出口量最大。

福州自1844年6月开埠之后，虽然没有获得像上海那样快速的发展，但是比之内地却发生了不小的变化，可福州自成为通商口岸后九年间并无洋商经营合法贸易，洋商虽有经过该埠者，或为私运鸦片，或为护航。这是由于闽江航行困难以及内地路程复杂危险，也因为1846年春发生的福州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的斗争，使一些洋商设行企图流产，因此1853年以前武夷山茶都是由陆路转运广州和上海出口。1853年，太平天国战争暂时中断了通往广州和上海的运输通道，美商旗昌洋行径派人赴武夷山收购茶叶经闽江抵福州出口尝试成功，福州才一举成为茶叶贸易的中心地。据统计，“1853年出口茶叶为595万磅，1856年即增至4097万磅，自这时到1860年福州的茶的出口量均超过广州，仅次于上海，个别年如1859年，出口量4659万磅，还超过上海。”[3]张仲礼认为，这种情况并不意味着五口通商后的福州的区位优势转变，甚至能超过广州和上海，而是因为“福州可以依靠闽江将本省丰富的茶叶水运出口，特别是1853年起因太平天国起义切断了武夷山茶叶运往广州、上海的路，这些茶叶从福州口岸直接外运，又因其陆路交通不便，外来的转销货物一般不从此口岸（福州）进口，所以在很长时间里福州口岸始终是出超口岸”，大有表面上超越广州和上海的势头。但是随着中国半殖民程度的不断加深，福州的茶叶贸易也渐渐被洋行所把持，独立发展的贸易难以为继。

茶叶贸易是五口通商后的福州对外出口贸易最典型的转变，福州的纺织品、纸品、木业、糖品和烟草市场同样受到外国商品的严重冲击，虽有发展但呈现明显的衰落趋势。

2、福州的外商洋行

《南京条约》约定：“废除‘公行’制度，英国商人在通商口岸无论与何商交易，‘均听其便’。”福州、厦门开埠后，外国商人纷纷建立自己的洋行，通过洋行控制了福建的进出口贸易。据林庆元教授的《福建近代经济史》介绍，厦门的洋行要远多于福州，如“英国的德记、和记、汇丰、怡和、宝顺、水陆、协隆、台湾记、广顺、德建、新钦兴、利记、丰记、福记、成记、麦南美、福斯特、嘉士、查士等洋行。英属印度洋行也竞相设立，如裕记、安记、庆记等，其他西方国家也争先恐后地在厦门设立洋行，如德商的宝记、新利记，美国的旗昌、美时，西班牙的瑞记。”[2]这是因为厦门在鸦片战争以前就是外商的贸易地，而且区位优势远好于福州，但是洋行对福州贸易的影响却是不容置疑的。

武堉幹在《中国国际贸易概论》中详细描述了洋商操纵茶之出口情形：“新茶上市之时，由山户将茶叶卖给茶庄；茶庄改加装璜以后，便由内地运往通商口岸，屯入茶栈；等待洋行需办货时，即由茶栈卖予洋行，而于其中收取经手费用；至于茶商方面，只须货价收到，出口与否即已不再过问，任洋行办理。此为茶叶出口之第一例。有等茶商，不将彼等之货卖予洋行直接运输出口，而卖予大都会中之外国茶厂——经过制造以后，即由外厂直接输运出口，此为茶出口之第二例。惟无论用何方法出口，决定茶价之权，几于完全操诸洋行之手；普通茶商不能坚持，固无论矣，即一般茶栈，资力薄弱，茶之价格，亦常受洋行抑勒；蓋自己不能直接出口，即终不免受外人之操纵也。”[4]

外商通过洋行掌握着进口洋货的货源，控制了出口贸易，国外订货皆由洋行承接，不少华商资本有限，要依靠洋行信用维持商品流转，向农民收购农产品转卖洋行的收购商，又多向洋行借贷资本，增加了他们对洋商的依赖性。同时，华商和洋商也存在着矛盾的一面，经营洋货的商号在进货品种、数量、价格上经常受到洋商的种种压抑，福建经营茶的茶栈和贩运商也经常受到结帮联合的洋商的种种挑剔、刁难和价格上的抑勒，尤其是那些息借洋贷的华商，急于偿债付息，不得不减价贱售，遭受亏本和破产的命运。

3、福州的鸦片贸易

为了攫取高额利润，鸦片作为特殊商品源源不断的输入福建，更由于鸦片在广东一带的销禁的影响，福建沿海贩卖所获得的利润远比在广东的利润要高，这更加加剧了向福建输入鸦片的频率和数量。

姚贤镐在《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中记载：据1846年一个外国人观察，“福州居民一半以上都染上了鸦片嗜好，甚至最下层的苦力和乞丐，有时也要牺牲一部分生活必需品来享受这种贵重的奢侈品。福州城市内共有烟管百余家，其外表为私宅，里面则备有吸食鸦片的一切陈设及烟具……”。[5]正如孙燕京所评论的，不管有没有“一半以上”的居民吸食鸦片，不管这一估计的数字会不会过高，吸食鸦片已经成为风气这是肯定的。

鸦片的进口给福建社会带来极其严重的后果。一方面，吸食鸦片对于人的生理和心理都有极大的危害，对此魏源曾说：“今则蔓延中国，横被海内，槁人形骸，蛊人心志，丧人身家，实生民以来未有之大患，其祸烈于洪水猛兽。”[1]另一方面，鸦片的大量输入也给福建的经济带来严重的危机，白银的大量外流导致银贵钱贱，使得福建的对外贸易日益衰败。御史陈浚在《请严办福建官局舞弊折》中指出，“想赖闽省米价每石不过三千余文，今则贵至三十余千文，银价不过一千五六百文，今则贵至九千余文，其余日用常物无不倍昂十倍，富者转贫，贫者待毙。”[2]

乔志强教授认为，“吸食鸦片之所以成为社会性的问题，与晚清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精神生活方式等多种因素整体衰落和腐朽的趋势密切相关，它反映了社会的腐化、堕落与空虚，而社会的衰落又促使鸦片的泛滥，这样就导致一种社会的恶性循环。”[6]

三、开埠后福州贸易急剧膨胀的原因和影响

《南京条约》的签订，是西方列强强加在中国人民身上的锁链，中国在西方资本主义的强力驱使下被卷进了资本主义的漩涡，这一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刺激了外商对福州贸易的侵夺。

首先，五口通商后，扩大了外商采购和销售的市场。1844年6月英国在福州派驻领事，设立领事馆为英国商人开辟通商途径，借助政治力量为外商贸易服务的手段被其他国家纷纷效仿，继而操纵了福州地区的商务活动。

其次，“废除‘公行’制度，英国商人在通商口岸无论与何商交易，‘均听其便’。”福州开埠后，外国商人纷纷建立自己的洋行，通过洋行控制了福州的进出口贸易，外商在福州的贸易能够顺其所愿。

第三，协定关税使中国丧失海关自主权，为外商的经济掠夺大开便利之门。凭借这一有利条件，外商在福州的贸易迅速扩大。

开埠后福州贸易的急剧膨胀，是为了迎合列强的侵略扩张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也瓦解了传统的自然经济，促进了福建近代商品经济的发展，但福州的开埠贸易是在中华民族的深重灾难中完成的，其所受的侵略越重，其发展就变得越加的举步维艰，这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体制下的中国不可逃避的厄运。

参考文献：

[1]李侃等著.《中国近代史》-4版[M].北京：中华书局，2001:第11,33页.

[2]林庆元.《福建近代经济史》[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9.12:第216，217,220，231页.

[3]黄逸平.《近代中国经济变迁》[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8:第61页.

[4]武堉幹.《民国丛书：中国国际贸易概论》，第四编31（经济类）[M].上海书店，据商务印书馆1932年版影印:第584页.

[5]孙燕京.《晚清社会风尚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第106页.

[6]乔志强.《中国近代社会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2,第472页.

[7]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M].北京：中华书局，1962.

[8]张仲礼主编.《东南沿海城市与中国近代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9]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1840-1894.上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10]白寿彝、龚书铎.《中国通史.19.第十一卷：近代前编：1840-1919.上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11]陈支平、詹石窗.《透视中国东南：文化经济的整合研究.上》[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