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加州山火看中西方民主制度的区别

肖芷玥

1、西方民主着眼权利制衡，中国民主兼顾适度集中。为了制衡权力，西方国家的部门之间有“三权分立”，党派之间有相互掣肘，这对权力任性能起到一定的约束作用，但在要承担义务时也容易造成各方的互相推诿。所以，在灾难面前，西方的一些官员往往不是第一时间团结起来，将灾难的损失降到最低，而是抓紧时间“打嘴炮”，互相推卸责任，甚至不顾百姓生死利用灾难抹黑自己的对手。这样的画面经常上演，在本次加州大火的生死攸关之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加州地方官员之间，也在不惜一切代价互相指责对方有重大责任。在中国，实施的是民主集中制，追求民主前提下的适度集中，所以在出现重大自然灾害时，可以高效指挥，快速决策。

2、西方民主重视自上而下，中国民主允许事急从权。中西方制度的实施都讲究规程。但西方国家规程一旦制定，就不允许出现简化流程，更不允许越级直报等违反规程的事情发生。而一旦遇到紧急状况，等到层层报告，层层决策，再进行部署，黄金救援时间早已过去。在本次的加州大火中，这样的情形再次出现：姗姗来迟的消防力量，姗姗来迟的撤离令，姗姗来迟的国家领导人，这“姗姗来迟”的背后，是一条条本不该终结的鲜活生命。而中国允许事急从权，一旦遇到紧急事件，允许适度变通，简化程序，更有“绿色通道”、“直通车”、“重大事件紧急处置规程”等，便于快速处置，高效运转。

3、西方民主遵从职责法定，中国民主强调一岗多责。中西方国家对官员的岗位职责都有明确设定。在西方，职责一旦设定，就不能因一时一事而变更，即使遇到紧急事件也是如此。相反，如果违反程序采取紧急行动，决策者可能被追究责任。因此，灾害来临后，西方国家一些官员甚至总统会继续悠闲度假，导致灾害迟迟没人处理。在中国，除了日常的岗位职责外，明确规定实行“一岗多责”，比如必须同时承担安全、廉政等责任，而且追责力度比日常岗位职责要严厉得多。对于重大紧急事件，还有特别严厉的责任追究制度，比如“就地免职”、“追究刑事责任”等。所以无论是领导干部，还是普通工作人员，一旦发生紧急事件，都会在第一时间身先士卒，紧急处置。

4、西方民主主张契约管理，中国民主重视“人民利益”。西方国家的上下级政府、政府与部门、部门与部门之间，实行协商一致的“契约”管理模式，除了权力相互制衡外，在利益分配上更是相互角力。在这种模式下，就算上下“应急动员”，也会陷入到救援资金谁来出、事故责任谁负责、救宅物资谁来给、救援人员怎么调配的问题上，等大家商量好,时间早已来不及了。在中国，强调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不允许部门利益、个人利益凌驾于人民利益之上。

因此，遇到重大突发事件，从国家到省、市，再到县、镇、村，从救援物资储备，到救援力量调度，能快速集结各方力量，形成全方位“一条龙”的救灾合力。综上说述，西方民主制度设计伊始，主要着眼点是权力，即权力如何约束。而中国的民主制度，设计的着眼点是服务，所以强调权力如何为人民服务。不同的制度设计，决定了不同的服务理念，在遭遇百姓生命财产安全事件时，这种不同体现得更为明显。近年来，在发生重大突发事件时，世界常常惊叹于中国速度、中国力量，也无一例外地诟病西方国家的拖沓低效、反应迟缓。我认为，对于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中国，遇到突发紧急事件，如果没有这种能快速集中民智、聚合民力的民主集中制度，所造成的损失必定比西方国家还要严重。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中国的民主集中制，是最适合中国国情的民主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