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黄土地区桥梁的设计

(整期优先)网络出版时间:2017-1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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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黄土地区桥梁的设计

张春来

中交公路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宁夏分公司宁夏银川

摘要:在黄土地区的桥梁设计中,设计者均会考虑到黄土湿陷性和陡坡崩塌的影响,大多数会忽略防排水的设计。笔者结合工程实际设计案例,将各个不利因素进行分析,给出预防的措施,希望能对读者起到一定的借鉴参考作用。

关键词:黄土、湿陷性、桩基础、桥梁布跨、排水

黄土在我国分布面积广阔,总面积占国土面积的6%以上,主要分布在山西、陕西、宁夏、甘肃等地。黄土构成以粉粒为主,孔隙较大,天然含水量小,具有低密度、低含水量和高孔隙的特点。黄土在天然状态下较稳定,陕西地区独具特色的窑洞,就能够很好的诠释其特点。但是在水和外力的作用下,黄土将会产生湿陷变形,这样的力学特性,对桥梁结构受力将产生极大的不利影响。

下面,根据工程实例,和大家共同探讨,黄土地区桥梁设计需要注意和预防各种问题。

1.黄土地区一般黄土覆盖层较厚,黄土本身承载力较低,为了保证桥梁运营稳定,桥梁基础一般为桩基础。由于黄土遇水会产生湿陷性下沉,从而会对桩基产生负摩阻。因此在计算桩基竖向承载力时,就要考虑一定深度的负摩阻的影响。

一般在桥梁设计过程中,同时伴随着地质勘察的同时进行,在计算桩基竖向承载力时,桩位处各个土层的力学特性也同时给出。如何根据已知的数据,选取湿陷性影响深度及负摩阻力值,这是关键问题。目前,国内外对于负摩阻力的计算方法研究尚不够完善,计算方法较多,且差异较大,而现场实验投入大、周期长。因此,负摩阻力如何计算多根据经验进行估算。

根据设计经验,当湿陷性土层不厚时,采用全深度范围计算负摩阻力,当湿陷性土层厚度>10m时,考虑10m深度范围内的负摩阻力,10m深度以上按照非湿陷性考虑桩侧摩阻力。侧摩阻力取值,根据规范《公路桥涵地基与基础设计规范》(JTGD63-2007),条文说明5.3.2表5-3规定取负摩阻力系数。应注意的是,计算得到的单桩负摩阻力值,不应大于单桩所分配承受的桩周下沉土重。

无论哪种地貌,均伴随较大V型天然冲沟,冲沟的特点为:边坡陡峭,植被覆盖少,伴随大小不等的崩塌、滑坡及塌方等地质灾害。

各种地质灾害,将对桥梁的稳定运营产生极大的不利影响。因此在桥梁布跨时,要充分考虑桥梁墩台的稳定性,对于易塌方的陡坡处桥梁墩台,除了要保证足够的安全距离外,在必要的时还要做一些永久性的防护。如下图:

图2实际施工图

3.黄土地区病害的发生,基本上都和水参与作用密不可分。

湿陷性黄土的湿陷变形原理:其土质较均匀、结构疏松、孔隙发育。在未受水浸湿时,一般强度较高,压缩性较小。但一旦浸水后,土的结构在上覆土层自重应力作用下,或者在自重应力和附加应力共同作用下破坏而发生显著的附加变形。

黄土崩塌的影响因素很多,可以分为内因和外因。内因主要为黄土土性特征、节理裂隙切割程度等;外因主要为降雨作用,即水的作用和人类工程活动。

部分内因在桥梁定线设计中就可以避免,在公路选线过程中,通过前期的外业勘察,规避开节理裂隙切割程度较大,易于发生坍塌的黄土区域。

而对于外因,特别是雨水的作用,则不能够提前规避。黄土的一个主要特性为垂直节理较发育,上部岩性和下部岩性有差异,下部黄土在风华和雨水的冲刷下,产生了很多小冲沟和孔洞,甚至形成反坡,使得上不的黄土具有很好的临空面,容易发生崩塌。新黄土抗冲刷性较差,在径流集中处,坡面附近土体常形成深沟和沟穴,在水流的作用下,新黄土会严老黄土滑移或剥离。

所以黄土地区桥涵设计过程中,如和有效的防止水对桥址范围内的土体进行破坏就显得尤为重要。

在常规的桥梁设计中,位于长流水的桥梁,在桥下河床上下游进行铺砌处理,防止水流对桥梁墩台及陡坡的冲刷。

公路路基集中排水,应采用远接远送的方式,避免公路路基排水,对桥台周围土体的破坏。下图为公路路基排水对桥墩位置处土体的破坏,该公路正在施工中。

桥梁排水不能采用常规形式的散排形式。由于桥梁与地面高差较大,如果采用散排形式,高速水流的长期影响下,会在泄水管下方形成深度较大的黄土陷穴,最大深度将达到几十米,导致桥梁桩基裸露在外,改变基础的受力特性,使桥梁存在安全隐患。

因此,桥梁排水设计过程中,采用集中排水,通过HDPE或铸铁排水管,将雨水集中,通过桥梁竖向排水管,排放至桥下集水井,通过纵向排水沟汇集后,远排至天然排水沟。

结论,在黄土地区进行桥梁设计,不仅需要考虑湿陷性,边坡崩塌对桥梁结构的影响。更应该注重,防排水工程的设计,通过合理的设置防排水设施,将黄土地区对桥梁的影响减小到最低。

参考文献

[1]《公路桥涵设计通用规范》(JTGD60—2015)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2]《公路桥涵地基与基础设计规范》(JTGD63-2007)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2]“黄土崩塌的形成因素及其影响范围的确定方法”叶万军、王鹏、杨更社、常中华、董西好,《工程地质学报》(2013/2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