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政治思想的演变

刘桂梅

摘要：我国近代社会变迁期间比较重大的一个历史事变就是戊戌变法，梁启超作为主要参与人提出的戊戌变法挫败以后，他不断地深刻反省戊戌变法的整个过程，尤其是在1898年逃亡日本流离的这段时间里，由于对西方近代社会和其政事轨制的接触，使梁启超思维产生了重大转变，思维日渐变得激进，1903年梁启超考察美国以后，又对中国实施民主共和制持反对的态度，继而提出君主立宪，逐步对阵营进行革新、改良，细思梁启超从最开始的激进主义转变为保守主义的演变路径，使其中国近代的政治思想受到深刻的熏陶，可想而知其背后的重要内在，不但没有使中国变得落后，而是超前思考了中国的未来。

关键词：梁启超；思想演变；回归

在中国19世纪90年代的时候，中国近代史上首个气势磅礴的思想启蒙运动开始了，即维新运动。戊戌变法挫败后，梁启超思想从激进革命再回归保守改进的蜕变历程，中国政治中大部分的革命者对他都很不看好，再加上他们都认为梁启超是象征旧制度的顽固派，进而使梁启超在政治中的作用力由盛而衰。似乎很多人都在思考同一个问题，为什么梁启超会在革命危机来临时思维急转直下，从激进主义转变为保守主义。笔者在这里将深刻的解析启超政治思想演变轨道，让人们了解到其思维的演变并非是在退步，而是在超前思考我们中国社会发展的未来，迄今为止对我们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依然具有重大的意义。

1.革命与改良之间的摇晃

梁启超原本就是革命维新派里的激进一族。在戊戌变法之前，就在湖南时务学堂讲习“尝试革命”，虽然不能够与之后的革命派并驾齐驱，但是能够很明显的看到他思想的进步。梁启超逃亡日本流离的这段时间里，他从中国专制政体的约束逃脱，逐步接触到西方近代社会和其政事轨制，使其思维产生了重大的转变，逐步将康有为改进的维新主张背弃，思维日渐变得激进。改良运动挫败以后，清政府气息奄奄的实质显而易见，梁启超认为“抑压之政，行之既久，激力所发，遂生大动，全国志士，必将有米利坚独立之事，有法兰西、西班牙革命之举”。他已经逐渐认识到，对于旧中国奄奄一息的实质，利用维新变法来改变是不可能的了，基于此，梁启超公开倾向于革命。他激进主义思想的重要实质就是抛弃文化传统主义，大力宣传鼓励自由主义和破坏革命思想。“故破坏之药，遂成为今日第一要件，遂成为今日第一美德。”由此而知，早期的革命运动与他的激进主张是相同的，基于此，梁启超开始联合革命派，当然行动上也更倾向于革命派，开始由康有为的维新主张转变为革命的主张。

最初，康有为坚决不和革命派联合合作，直到康有为在1899年脱离日本以后，才和孙中山来往的紧密一些。梁启超将改良派与孙中山的革命派结合在一起，并且双方达成一致后，就成为了梁启超和孙中山的整体党派-进步党，孙中山就在里面担任了会长一职，副会长就是梁启超，而康有为就拥有了师尊的荣誉。

直到1899年，梁启超去了檀香山后，与孙中山关系恶化，终止了与革命派的协作。然而，等到孙中山在1903年通过考察美国回来以后，其思想主张就全部返回到改良主义了。孙中山知道后十分的气愤，认为梁启超言而无信，从此以后便与其绝交，绝交后，梁启超仍然公开提倡革命，学者们揭示出梁启超在改良派与革命派之间来回摇晃。实际上，他从思想上的迟疑不决到1903年访问美洲归来，逐渐变为温和改良主义者，他才决定好了在改良与革命中间的选择。

2.民主共和与君主立宪之间的选择

一直等到他将改良派与革命派的抵触心态脱离日本，在1903年赶赴加拿大与美国，主要是为了通过考察美国来找寻中国未来的发展。进而从这次美国之行，令他从革命的引诱中脱离了出来，从此不再提倡革命，回归到改良派里。梁启超在此次美国之行中认为，虽然美国的共和政体非常的成功，但却不适合当代的中国。主要是由于美国具有特殊的环境与基础条件、地方等来符合其共和政体的发展。而再看中国当时的历史状况，国民的素质普遍较低，显而易见中国对这些条件都相当的缺乏，如若盲目的去实施民主共和制度，跟自杀就全无区别。除此之外，梁启超还看到了美国共和体制本身同样存在着很多弊端与隐患，令他悲从中来，他甚至认为还不如君主立宪的运用，这也是梁启超思维产生转变的重大原因。对梁启超来说，务必要根据一个国家的实况才能够决定出该国是否适合实行这种制度与政体，而不是只看其制度、政体是否先进。与此同时，他觉得还必须要选择与国民的文化素质现状相符合的变革方法，如若用强制性革命来逾越，虽有可能将政治体制转变过来，然而国民却不会伴随政治经济的先进来进步，进而民主就离国民越来越远，基于此，他逐步将革命与民主共和的步伐收回，折返到改良主义的阵营中。

他还在曾经在《新民丛报》上公开宣言自己从今往后与革命派背道而驰，并作好与革命派交战的准备。其实，梁启超的回归改良，并非是真正意义上的回归，实际上，他早已将维新主义超越，运用更深刻、更熟虑的思维来丢弃革命派。我们在看待问题时，一定要将简单进化论与现行历史观脱离，就能看出梁启超在对我国未来发展、建设的深思熟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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