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上海地区女性书画家在艺术市场的地位与意义

高琛

【关键字】民国，上海女性书画家，地位，推动者

活跃在市场中的女性书画创作者大多生长江南名家，她们在青山隐隐、绿水迢迢的秀媚风光中陶冶出了诗情画意，又在父辈们的精心培育下，博览群书，精通六艺，获得了高雅的气质，温婉的风范和聪慧的心灵，她们是中国传统文化不经意间培养出的一株艺苑仙葩，在书画市场中大放异彩。

民国上海地区女性书画创作者创造出了精美的艺术，却因性别弱势而遭遇不幸的命运，灵心慧思使她们更加敏感地感受到人生的悲欢离合，更加深刻地体验到生活的辛酸苦涩，“才高福薄”在她们作品中出现的频率几与“红颜薄命”相类。但是随着女性意识的不断觉醒，她们开始从社会边缘人的角度解析自然、社会以及自身的命运，这就使得原本单薄屏弱的女性书画染上了理性思辩的色彩、显得丰富而凝重，在市场中愈发地具有竞争力。她们以清新明丽的笔触，细腻缠绵的感受，抒发着自己对生活的感悟，塑造出民国时期上海地区中国女子书画会的个性鲜明的群体形象。她们的出现，为男性霸主的书画市场平添了儿分妩媚和旖旎，注入了新鲜的活力。有了民国初期个性解放自由思想的铺垫和女性不断地积极参与市场的活跃，民国的上海地区女性书画市场迎接来一个生意盎然的春天。在风格上较大突破了旧式鬻画格局，以深沉热烈的爱国情素和豪放激烈的书画风格，将家国兴亡之感融汇在参与市场的行动之中，开拓了新的书画创作的题材和境界。涌现出了如吴杏芬、杨令茀、吴青霞、顾青瑶、陈小翠、周炼霞、顾飞、陈佩秋、杨氏姊妹、雷佩芝、鲍亚晖、潘志云、何香凝、萧淑芳、韩佩芬、谢卷若、江氏姊妹、陈衣云、郁氏五姊妹、樊氏姊妹、厉氏姊妹、屠氏姊妹、熊氏三姐妹、王氏姐妹、谈月色、胡湋平等等一大批各具特色的优秀女书画创作者，在内容和艺术上较前代女性创作更具开拓意义。由于主流书画大家与亲属朋友等社会名流的扶持、家庭教育的提倡和地域文化的影响，使她们具有更加自觉的创作意识和才名渴望。适逢新思想与新文化冲击与改造，在书画市场中积极参与显示着她们对男权制度下被动性别角色的不满；但是少数的女性被认可，价格与男性的相差甚远，也流露出女性意识觉醒后的苦闷。可是她们在书画的技艺上进行了可贵的探索，汲取前人的创作经验，兼容并蓄，博采众长，有着自己独特的心得，并在实践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就其艺术成就而言，总体水平超过了除大家之外的任何时期，进而在市场中确立她们的卓然成绩。

纵观历史，“几乎每次女界的群体行动都是与‘国难’或‘国运’紧密相关，女性在许多历史关键时刻不是为自身的利益和命运而是为民族国家的整体利益和前途而奔走、助威、呐喊。二十世纪上半叶成立的绝大多数妇女团体实质上都是带有很浓烈的民族主义色彩或情绪的组织，中华女子书画会也不可幸免。她们大多号称为妇女组织，确也由妇女发起和参加的团体，但起因几乎均系维护和争取民族尊严、强大和完整，根本性地缺乏争取女性群体自身利益的意愿”。刘慧英：《女权启蒙与女性自觉》翻翻一张张留存的女性书画创作者的润例单，与艺术造诣上彼此相当的男性书画家的相比，尽管尺幅、种类及题材相似，可女性书画创作者的价位总是低于男性的好几倍。这不得使我们深思，中国几千年男尊女卑的封建意识不可能像女人的裹脚布一样，一扔了之，它根深蒂固、潜移默化，使得女性错误地认为，实现市场中男女平等就是貌似女人像男人一样，参与市场即可。在她们绘画的题材中大多是那些在庭院中就可看到的花花草草、鸟鸟虫虫，以及闺阁中的人物形象与那些已被图式化了的观音大士。大多未创造下超出闺阁范围的画来。我们的看到女性画家与男性画家之间，由于固有的封建男尊女卑观念的影响存在着受训机会上的差异，这种差异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女艺术家的作品不可能达到男性艺术家作品的水平，且男性的绘画作品往往在数量上也远远超过女性。这在市场的流通中可以轻而易见。可是受训与成为高人之间的正比关系往往被人们所忽略。造成女性书画作品量少质差的表象。这相反被用来进一步证明她们的潜能低人一等。按此循环推理，这又成为拒绝给予女性受训机会的理由。于是，女性绘画只能被定格在“闺阁画”的基调上，加之“清淑委婉”这一对女子绘画的一般评价，就使得女性绘画与“大师级”的作品绝缘了。这不得不归咎到是“父权制”产生的悲剧与遗憾。于是，男性艺术的评判标准在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依旧发挥着原有的作用。加之艺术的功利性，最后致使女性书画家借助与受惠她们亲属与老师的眷顾与提携，被世人所认同，再去了解与欣赏，不少甚至抛开了自己真实的女性体验，而将女性的自我感悟最大地接近与男性一样的感悟。只有得到这样的一种艺术评价:“人间俗气一点无，健妇果胜大丈夫”，“不似闺阁中手笔”，“亦女流所难得”等。在市场中相对地可得到更大的赞赏。因为男性倡导妇女解放，其本意也不尽在女性自身的利益，民国时期力图培养妇女成为“男界的劲援”，成为协助和扶持男性重新构建一个强大国家的辅助性力量。“只有与男性同甘苦共患难，拯救起这危难中的民族国家，她自身方能享受到一份与男人一样的公民权益。”可以说，在这个特殊时期上海地区的女性书画创作者如此积极热情参与市场，是仓促而功利的。他们还处于从属地位的，甚至是没有地位的。任何事情都不是绝对的好与坏可以界定的。

民国时期，我们的国家饱尝艰辛与血泪经受着一场如火如荼的反封建革命，带动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女性自身意识的觉醒。这使中国女性从家庭走进社会，逐步脱离依赖的根性，养成自立的人格。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中国女性对反抗男权制度和批判传统观念有了更自觉的意识。她们为争取婚姻自主权、社交自由权、男女同学权、经济独立权和谋求职业权等方面所作的不懈努力，也极大地改变了她们的历史境遇。女画家们进入了被男性独霸的画坛，积极参与了市场，勾连起明清前零星、被动参与市场的状态，也为解放后，自然舒展投入市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时女性在艺术中的创造力被激活，潜能在市场中得以释放，女性艺术家们既是这场妇女解放运动的受益者，又是这场运动的参与者和推动者。她们追求自身和艺术双重的解放，从几千年贬抑女性的桎梏中稍稍喘了口气，探索艺术与人生的真知，女性的自我意识开始有所觉醒。

不过是短短几十年，但是透过一张张薄薄的海派女画家润例，我们仍可以嗅到当时女画家定润时那份真挚与淳朴的心思，大多是出于结交墨友、助赈救灾等心情以画会友、以画助人，较少考虑到自己的经济所得，一切只图共赏共享之快。转眼已到新世纪，社会以不可阻挡之势在飞速发展，物欲横流，精神浮躁，人们将视线更多停留在现实的物质层面，艺术领域也难逃此劫。人们一味地追求在名家的绘画作品，很难静心地细嚼作品的真谛所在。另一方面，画家本身被世俗蒙蔽了双眼，无法平心去创作。一些充当画家与买家桥梁的中介只为投机获利，不断炒作，远远脱离了作品的价值，极大破坏了润例的真实本质。与民国对照，这些存在的负面社会取向与价值观多少左右了当今作品价格关联到的当事人。让我们抛开一张张润例的价格数字，用心去感悟那时女画家的心境与追求，我们会不自觉为其重在参与的心态所动容。相信民国女性书画创作者参与市场会对当下人们如何对待艺术市场的真正意义所在有所启示。

高琛，（1985-），山西人，上海大学艺术研究院在读硕士，研究方向：艺术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