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在京居住地考

张利孙起成

北京联合大学人文社会科学教学部100101

[摘要]出生于北方的李大钊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创始人之一。他的生命的最后十年，主要是在北京度过的。本文认为李大钊在北京的居住地（故居）至少有八处，并按其所住的时间顺序依次作了介绍，并澄清了一些不准确的说法。同时，对李大钊被捕后，其被羁押、审讯及遇难的确切地点也作了一定的考证与说明。

李大钊和陈独秀都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被后人尊称为“南陈北李”。李大钊之所以被称为“北李”，主要是他出生于河北乐亭，其少年和青年时期的学习和成长也都是在北方，后来他从事革命运动也主要是在北方，特别是他在北京进行革命活动长达十年之久，因此，北京的许多街巷，尤其是东西两个城区都留下了他战斗过的足迹。

李大钊第一次到北京，据记载，是1912年冬。那年李大钊二十三岁，正就读于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为筹建北洋法政学会及《言治》杂志而来北京。李大钊在北京曾与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创办人之一孙洪伊等政界人士进行了接触，同时经曹百善介绍结识了中国社会党北京支部负责人陈翼龙，并加入了社会党。[1]

1913年7、8月间，李大钊结束了他在天津6年的学习，从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毕业后，再次来到北京，通过孙洪伊的引见与进步党理事汤化龙相识。汤、孙二人出于政治目的，为笼络人才，决定从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应届毕业生中挑选成绩优秀者，资助其去日本留学。李大钊因符合条件而被选中，从而实现了赴日本留学的愿望。

1913年冬，李大钊东渡日本求学。1916年5月，因袁世凯复辟，李大钊未等到卒业，就毅然从日本早稻田大学辍学回国，先抵上海，7月中旬回到北京。不久，李大钊出任汤化龙的秘书，同时筹办《晨钟报》。这年9月初，李大钊搬至西单皮库胡同居住。（20世纪末，因西单地区的市政改造，皮库胡同已不复存在。）[2]

此后，李大钊为继续实行对制宪工作的舆论参与，便和高一涵、白坚武等人商议准备创建一个新的刊物——《宪法公言》。10月10日，就在中华民国诞生五周年之际，《宪法公言》正式出版，他的创刊号上发表了李大钊的《国庆纪念》一文。后因经费问题，《宪法公言》于1917年1月初，出至第9册之后被迫停刊。

1917年1月初，李大钊搬至朝阳门内竹竿巷居住（现东城区朝阳门内南小街竹竿胡同）。[3]1月28日《甲寅》日刊创刊，李大钊应章士钊的邀请，出任该刊编辑。据高一涵回忆，他和李大钊两人轮流为该刊写社论，因此曾获“甲寅派”的称号。这年5月初，李大钊因其妻子生病离京返回故乡，为照顾妻子，他在老家住了近一个半月，直到6月22日才返回北京。7月1日，张勋拥戴清废帝溥仪复辟，李大钊被迫离开北京到上海避难，11月中旬才由南京又回到北京。

1919年7月暑假和1920年初寒假期间，李大钊曾两度携全家返乡。1920年7月8日，北京大学评议会议决图书馆主任改为教授。因而李大钊的收入又有所增加。这一年的8月下旬，李大钊再次利用暑期回原籍接家眷。

1923年的5月中旬，李大钊见到从上海回到北京的张国焘后，便告知北洋军阀政府将进行大逮捕，劝其提高警惕，立即转移。[4]张国焘没有听从李大钊的警告，于5月21日凌晨，在其寓所被捕。张国焘叛变后，供出李大钊及在北京的党组织情况，北洋军阀当局下令缉捕李大钊。李大钊不得不离开北京，由其长子李葆华陪同，到昌黎五峰山暂避一时。

几点说明：

一、李大钊在北京的住所（或称故居）到底有几处？

据目前的有关资料记载，我认为至少有八处，而不像通常所说的仅有五处。

五处说，即：宣武门内回回营2号、石驸马大街后宅35号、铜幌子胡同甲3号、西安门内朝阳里4号和东郊民巷苏联使馆西院兵营。

八处说，即：西单皮库胡同、朝阳门内竹竿巷、宣武门内回回营２号、石驸马大街后宅35号、铜幌子胡同甲3号、西单邱祖胡同、西安门内府右街朝阳里4号和东郊民巷苏联使馆西院兵营28号。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西单皮库胡同和朝阳门内竹竿巷是李大钊一个人或与朋友同住的住所。而以后的几处住所则是李大钊与家眷一起居住的住所。我认为，只要是李大钊在北京居住过的地方（当然不是临时、偶尔居住过的）都应该认定为是他的故居。

二、在李大钊的八处故居中，居住时间较长的有两处，即石驸马大街后宅35号和西安门内府右街朝阳里4号，其中石驸马大街后宅35号居住的时间最长。府右街朝阳里4号是李大钊全家从1924年底到1926年3月下旬的居住地，时间不足两年。值得关注的是，现有人将李大钊在朝阳里的故居误认为是3号。这种说法可能是源于李葆华在1979年10月29日《人民日报》上发表的《回忆父亲李大钊的一些革命活动》所记：“这时我的‘家’几经辗转搬进了朝阳里3号”。

李大钊烈士的殉难地的确切地点是在原司法部后身（胡同名）的（京师警察厅）看守所。而天安门广场东侧，现历史博物馆附近，原名户部街，这里原是清代的宗人府、吏部、户部、礼部各衙署所在地，北洋政府时期为京师警察厅。李大钊等人被捕后受审及最后所谓的判决，都是在这里进行的。

今天的天安门广场东西两侧在旧中国曾是充满血腥的黑暗的地狱，如今成为我们借以缅怀和凭吊革命先烈的遗址。

参考文献

[1]张次溪．文史资料选辑﹒陈翼龙先生事迹汇辑[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9：47

[2]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编．白坚武日记（第1册）[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36。

[3]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编﹒高一涵：回忆李大钊同志，五四运动回忆录（续）[M]﹒北京:中国社科出版社，1979:115。

[4]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M]﹒苏州：东方出版社，1998：334

【作者简介】张利（1958----），男，汉族，河北满城人，法学硕士，北京联合大学人文社会科学教学部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思想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