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英雄浪漫主义”到“革命现实主义”的潜移——论新时期我国革命历史题材创作审美观念的转变

宁静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

摘要：本文以革命历史题材创作为探讨对象，分析“文革”之前，新中国前17年的此类作品在创作方面的主要特色，以及新时期以来它所发生的可喜变化，由此可以看出中国作家在创作时审美观念的转变。

关键词：革命历史题材英雄主义现实主义审美精神

毋庸置疑，在长篇小说中塑造革命人物和表现革命历史，它曾是半个多世纪以来红色文学的传统性、经典性内容。这是因为震撼世界的我国革命既深刻、复杂，又悲壮、英勇，具有属于全人类的崇高献身精神，集中体现一个伟大民族在痛苦的历史蜕变过程中所闪耀的巨大智慧和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品性，使得这场革命本身确实具有史诗般壮丽的审美精神。

按理说，在革命历史题材作品中，占统治地位的自当是“现实主义”，它的基本特点就是在创作的整体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写实性、批判性、典型性格与典型环境，以及那种虽然难以测定但能够在审美接受中获得相应验证的“真实性”。

从建国起到文革前止这段时期的创作，我认为使用“英雄浪漫主义”这个概念来表述这段历史时期的大多数文学创作是再恰当不过的。一个新时代降临了，它所带来的浪漫热情，恰如其分地构成了这个时代的精神主调。许许多多的杰出人物曾为摧毁腐朽作出过史诗般的贡献，而后他们又参与了开辟新中国的伟大事业，没有人否认这是一个英雄如云的时代。当时的时代风尚是一种洋溢着巨大的胜利喜悦和坚定信念的英雄风尚，是以塑造英雄人物，抒发豪情壮志为主体的激情充沛的风尚。追溯起来，这得归功于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巨大成功。当时所谓的“典型化”模式就是加工、提炼、集中、概括，抓住本质主导的一面，剔除非本质的内容。不管“好人”还是“坏人”，都被赋予他所隶属的阶级的全部精神要素，符合本阶级利益的便是好人，反之便是坏人。歌颂好人，批判坏人，成为这种阶级文艺的一项根本任务。因此，建国后很长一段时期内的文学作品，虽然一直被我们自我理解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而实际上却是一场真正的浪漫派文学运动，这种浪漫派气质的突出标志，就是它的英雄主义气概。浪漫主义的心理依据，说到底就是它对现实持着一种诗意的理解。这种心理在社会处于上升或变革时期时，尤其可能发生。新中国的诞生，她那最初的旺盛的生命力自然会使这种生活的缔造者充满自信，从而不愿去冷静地思考现实世界的各种可能性，以为只要靠这种翻天覆地的英雄主义气概，便能够把握今后的世界，便能够战胜一切困难，因而沉浸在乐观的欢呼与歌颂之中，以至于将革命领袖和英雄人物加以神话和净化，变成了那种头上显灵光、足蹬高底靴的过于理想化的人物。因此，建国十七年来的文学作品，我认为使用“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来形容更加确切。

“文化大革命”中的“三突出”、“三陪衬”、“主题先行”等创作原则的提出，更进一步地要求革命历史题材小说剔除熔铸在作品中的个人化、感性化的历史经验，单纯地沦为政治结论、政策条文的传声筒。在这样的背景下写出来的作品更无艺术性可言。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凡是”观念的瓦解，特别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提出，新时期以来革命历史题材小说发生了令人瞩目的变化。

与十七年革命历史题材小说相比，新时期革命历史题材小说在创作更加逼近历史真实的艺术真实方面，初步改变了以往那类单弱、残缺的“真实形态”，致力于从各个角度、各个侧面去探寻、发掘历史真实中那些丰富复杂的远未被认识和表现过的东西，追求多方位地展现历史真实的艺术真实，甚至可以昂首阔步的走进以往被视为“禁区”的领域。十七年革命历史题材小说一直重复着某种由弱到强，最终胜利的定向情节发展模式，从来没有大胆、正面地展示失败，新时期革命历史题材却敢于描写失败，从大战役的失败（黎汝清的《皖南事变》、《湘江之战》），到游击队的覆灭（杨佩瑾的《红尘》），再到个人指挥战斗的失败（罗旋的《败将》）都被纳入到艺术表现之中。

这种变化不仅体现于人物形象的多样性创作方面，更体现于对于历史活动中各类人物真实面目的复原。新时期的到来使“英雄主义”出现了危机，那些禁欲主义的“英雄们”开始失去生存的土壤，不再具有任何的现实意义。大批作家正在遵循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按照生活本身的逻辑恢复各类人物实有的原貌，尽力消除由于神化、净化和脸谱化所带来的残缺贫弱的虚假症状，有些作品已经较成功地塑造了真实完整、切近生活实貌的历史人物形象。如《皖南事变》中对项英这个人物的塑造，就没有简单化地把他作为一个错误路线的代表加以概念化演绎，而是始终把他作为历史活动中真实存在的个人，在事变的进程中从多种层次和角度展开具象描写，丰富而又有深度地复现了这一真实的历史人物的悲剧性特征。另外，随着“造神”运动的消失，不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各类将领人物走进革命历史题材作品，而且他们在作家手中均已作为探究、剖析的对象，他们的功过得失、喜怒哀乐、禀性情欲、灵肉隐曲，得以在作家的艺术透镜里显形露相。

因此新时期以来革命历史题材从创作整体上来看，强化或深化了创作过程中的现实主义成分，并且开始了“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向“现实主义审美精神”的潜移。也就是说“现实主义”不再是当作一种简单的被规范化或模式化了的“创作方法”来理解，而是当作一种“审美精神”来领悟与贯穿。新时期的革命历史题材作品较之十七年来的同类作品有着一种明显的“异样感”，虽然这些作品的艺术传达方式各有千秋，但在审美精神方面却拥有一种共通性，即一种真正的现实主义理解。说到底，这种“现实主义审美精神”不是别的，就是一种正视现实的文学态度，一种艺术途径宽阔多样的把握生存世界的观照眼光。

革命历史题材小说创作从十七年的“英雄浪漫主义”向新时期的“革命现实主义”审美精神的潜移，对于当代革命历史题材小说理论的完善与深化，具有重大的意义，至少给这一独特领域注入了新鲜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