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书》十九篇,以周初彝铭《大丰簋》、《大盂鼎》相比证,《大诰》至《立政》的十余篇可以确定为周初的文字。其余几篇,成文较晚,且有争议。
就今文《尚书》二十八篇的情况来看,《虞书》、《夏书》经长达1500多年的口耳传述,至孔子所处时代方才整理成文,难以取信。[15]《周书》则是“成文记事”的代表性文字。
《尚书》的整理、编纂,完整地反映了早期历史编纂诞生的漫长而艰难的历程。
分类编纂,不论诗还是文,虽然是在历史编纂意识下的编纂,诗中有史诗成份,文可谓历史文献,但还都不是过往来程的连贯记述。只有按年编纂出现,才使史学走出萌芽状态,迎来新的发展契机。
秦文公“十三年(前753年),初有史以纪事”[16],名为《秦记》。司马迁所见《秦记》“不载日月,其文略不具。”[17]由此可知,早期的“纪事”未必按年编纂。司马迁作《三代世表》,只能作成“世表”,是因为没有根据“论次其年月”。《十二诸侯年表》自共和元年始,表明其所见最早纪年只能上推至公元前841年,这似乎暗示着按年编纂出现的年代。
从共和元年(前841年)到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年),经历了三个半世纪的时间,中国现存第一部编年体简史――《春秋》问世。《春秋》作为鲁之春秋,按照鲁国国君“十二公”在位顺序,以事系日、系月、系年,记述了鲁隐公元年(前722年)至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年)242年间的大事,表现出过往来程的基本脉络和事件之间的相互关联,成为中国编年史的始祖。[18]
鲁昭公二年(前540年),晋侯使韩宣子起使鲁,在鲁见到《易》、《象》与“鲁春秋”,韩宣子感叹地说:“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19]继“鲁春秋”之后,出现一个各国编纂“春秋”的热潮:晋有“乘”、楚有“梼杌”。[20]《墨子·明鬼下》又有“……著在周之春秋……著在燕之春秋……著在宋之春秋……著在齐之春秋”的内容。出现所谓“百国春秋”,进一步推动着历史编纂的发展,《左传》集“百国春秋”之大成,将编年史推向成熟,是为中国史学形成的重要标志!
[1]其实,这个道理很简单。我们通常为了便于记忆,往往也作各式各样的“记号”,除了自己或极少数相关人而外,不为他人所知,不具备“传达”的功能,因此这些“记号”从来没有被当作文字。
[2]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西省西安半坡博物馆:《西安半坡》第186页,文物出版社1963年。
[3]“殼”应写作“”,下同,音que,鵲,贞人。
[4]“惟王八祀”,系指王在位八年,但非历史纪年。“惟”或作“佳”(wei,音维)。
[5]据陈梦家统计,甲骨文中共有120位贞人,属于武丁时期73人,祖庚祖甲时期22人,廪辛康丁时期18人,武乙时期1人,帝乙帝辛时期6人。详见陈梦家著:《殷墟卜辞综述》第202-205页,科学出版社1956年。
[6]“丧命”二字,卜辞刻划复杂,各家释文不一,特此说明。
[7]参见宋镇豪著《夏商社会生活史》第52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D·N·Keightley:SourcesofShangHistory-TheOracle-BoneInscriptionsofBronzeAgeChina,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78。
[8]郭沫若著《卜辞通纂》,《郭沫若全集》考古编第2卷第362页,科学出版社1983年。
[9]于省吾《略论甲骨文“自上甲六示”的庙号以及我国成文历史的开始》,《社会科学战线》1978年第1期。
[10]《国语·周语上》“卲公谏厉王弭谤”条。
[11]《史记》卷2《夏本纪》。
[12]《墨子·非攻下》。
[13]《吕氏春秋·恃君览·行论》。
[14]收《甲骨文字释林》,中华书局1979年。
[15]据《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第86页,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0年。夏代起公元前2070年,至孔子所处时代,不少于1500年。
[16]《史记》卷5《秦本纪》。
[17]《史记》卷15《六国年表第三》。
[18]《春秋》是经过再加工的,并非“鲁春秋”原貌。
[19]《左传》昭公二年。
[20]《孟子·离娄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