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被楚灭亡的濮人，除大部分向外迁徙以外，还有一部分留居原地，据舒向今先生的研究，“五溪地区出土的那批战国早期和春秋晚期的墓葬便肯定不是楚人的墓葬，那些绳纹圜底罐也绝非楚人之物了”，“‘五溪’一带出土的以‘罐’为主要标志的战国早期至春秋时期的墓葬，不应是楚人的墓葬，也许就是我们要研究的‘濮文化’。”此外，舒先生又结合墓葬中出土的青铜短剑等特征进行了论证，最终得出了“绳纹圜底罐和宽格青铜短剑为器物代表和墓葬、遗址中不见三足器的现象等为濮文化的主要标志”的结论舒向今：《试探考古学上的濮文化》，《民族研究》1993年第1期。。这种推断是正确的。因为春秋早期的墓葬已在湘乡、湘潭、衡阳等地发现。这些墓葬都是一种狭长形的土坑竖穴墓。湘乡的春秋墓有头龛和腰坑；湘潭的有壁龛；随葬器物主要是铜器。器形有、鼎、、盆及戈、矛、短剑、舟、斧、镞、削刀、钲等。陶器甚少，仅见罐、豆各一件。看来这些墓还不是楚墓湖南省博物馆：《三十年来湖南文物考古工作》，载文物编辑委员会：《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出版社1981年10月第1版，第312页。。在慈利官地、常德官山、临澧太山庙、益阳新桥山、保靖四方城、常德德山茅湾、常德二纺、沅陵窑头木马岭、辰溪米家滩、溆浦马田坪等地战国墓地中均出土有一种在沅水、澧水和资水下游所特有的宽格青铜短剑，最主要的特点是有可以活动的宽格，格上有繁复的几何图案，扁茎，与剑身一次铸成，茎脊贯通，茎正中有一个或呈一直线的两个乃至数个穿孔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南省考古工作五十年》，《新中国考古五十年》，文物出版社1999年版，第302～302页。。它不同于越式剑或巴蜀式剑，有研究者认为应是在楚人入主湘西、湘西北后仍在当地生活的原濮系民族的遗物何介钧、郑元日：《关于湘西、湘西北发现的宽格青铜短剑》，《文物》1993年第2期。。这些剑或出于楚墓，或单独出土，反映了楚濮文化因素的共存。这种现象也反映了当时濮人为楚所统治后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仍然保留了自身的文化传统。但之后，便与楚文化相融合，后随着秦灭楚，该地的濮文化便最终融于中华民族文化之中。
另一方面，进入川、滇、黔的濮人，在与当地人民的融合发展中创造了灿烂的文化。从其考古学文化而言，铜鼓文化、大石墓文化的最早主人应该都是濮人。
铜鼓是古代民族文化的“活化石”，自公元前七世纪左右产生，一直流传到现在，分布于中国云南、贵州、广西、广东、海南、湖南、重庆、四川等八省（市、区）及除菲律宾以外的东南亚其他国家。对其研究始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以来取得了重要成就。对其起源与族属，存在不少异见。但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经过我国学者反复研究，在确定最原始的铜鼓是滇西楚雄万家坝型铜鼓之后，基本弄清了古代铜鼓是由一种与原始铜鼓十分相似的炊具铜釜演变而来的。而这种原始铜鼓主要集中出土于云南中部偏西的洱海、礼社江流域，在此下游的越南老街、广西右江流域也有零星发现。研究表明，首先创造铜鼓的不是越人系统的骆越人，而是生活在云贵高原上的濮人，嗣后铜鼓才传到百越地区。由于铜鼓流传地域辽阔，时间长久，铸造和使用的民族成分复杂，因此必须按时代的地区来探讨它的族属。蒋延瑜：《铜鼓研究一世纪》，《民族研究》2000年第1期。童恩正先生也认为，“大约在公元前七世纪或更早一点的时候，居住在滇东高原西部的一支属于濮僚系统的农业民族，最早使用了铜鼓这种乐器。当时在驮娘江—右江—郁江水系以及礼社江—元江—红河水系具有适于农耕的红色土壤的河谷地带，都有这一系统的民族居住，所以它就迅速地在这些区域流传开来。”童恩正：《试论早期铜鼓》，童恩正：《中国西南民族考古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第181页。即古代早期铜鼓的创造者应为濮系民族无疑。另外，有学者从制成铜鼓的矿料来源的角度对其进行了考证，证明了云南早期铜鼓的矿料几乎都来源于滇西到滇中的滇池一带，以现代科学实验数据肯定了铜鼓发源地在滇西至滇中偏西一带，即在最早期的万家坝型铜鼓的分布地区内，而不只是在通常认为的滇中偏西一带；石寨山型铜鼓的矿产地在云南，著名的广南鼓的矿料来源于滇池、洱海间或滇东北，说明早期铜鼓确实有向南迁移的现象；云南晋宁石寨山和江川李家山出土的铜鼓的矿料产地与楚雄万家坝、祥云大波那出土铜鼓的矿料产地有关，进一步证明石寨山型铜鼓确实为万家坝型铜鼓的直接继承者李晓岑：《云南早期铜鼓矿料来源的铅同位素考证》，《考古》1992年第5期。。麻江型铜鼓分布于广西、贵州、云南、四川、重庆、湖南、广东、海南和越南北部，范围广大，但其矿料来源比较集中，都集中于贵州、云南两省毗邻地区。万辅彬等：《麻江型铜鼓铅同位素考证》，《自然科学史研究》1992年第2期。铜鼓在滇西—滇中地区产生后，很快就往东、北、南三个方向传播。李昆声、黄德荣：《论云南早期铜鼓》，云南省博物馆：《云南青铜文化论集》，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72～373页。滇西—滇中一线之早期铜鼓年代为春秋中晚期至战国时期，而东部滇池地区的石寨山型铜鼓年代为战国晚期至西汉时期，再往东的广南、西林的石寨山型铜鼓属西汉时期，更东边的贵县石寨山型铜鼓的时代已是西汉晚期。李昆声、黄德荣：《再论云南早期铜鼓》，云南省博物馆：《云南青铜文化论集》，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85页。一种文化的传播，最直接和主要的途径是创造这种文化的人群的迁徙和流动。铜鼓产生以后，随着濮人的不断流徙，到达了上述铜鼓分布区，并与当地地理自然环境及民族相融合，产生和创造了后来铜鼓的众多区系类型。当然，我们也不能仅从这一文化特质去判定所有使用铜鼓的民族都是百濮系民族，因为文化是相互影响、传播的，因其传播至异地之后，它势必受当地各种因素的影响、涵化，最后才能为他者所接受成为其文化的一部分。 在西南地区，南迁的濮人还创造了以二次葬为主要特征的大石墓文化，主要分布于川南的西昌、米易、德昌、越西、喜德和滇西的姚安、祥云、弥渡、南涧、宾川、巍山、双江等地〔6〕(P66)。这种以青铜器为主的文化，也与贵州古夜郎地区青铜文化有一些共同之处，其中特别是陶器的风格反映最为突出。如陶器多为火候较低、质地松软的细夹砂陶，陶色多灰、红两种。器物均以罐、杯为主，器形均系敞口、长颈、腹下平直且长，耳多数为带形板耳。出土的陶器器形均瘦长。纹饰中刻划纹占的比例较大，而部分陶器底部有叶脉纹也是其共同特征。宋世坤：《贵州古夜郎地区青铜文化初论》，中国考古学会：《中国考古学会第二次年会论文集（1980）》，文物出版社1982年版，第183～184页。对于大石墓文化的主人，学界普遍认为均属于濮人，但对这儿濮人的族属却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观点认为濮人即今天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之先民〔6〕(P72～78)，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濮人即当时的邛都，后世一部分僚人的先民〔1〕。我们认为后者的观点更接近于历史。这也可以从民族志的资料得到印证。现凉山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彝族认为大石墓是“濮苏乌乌”的石头房子，而非其祖先所留。据称，彝族的祖先进入凉山时，是以畜牧为主，而“濮苏乌乌”早已定居于此，经营农业。以后彝族战胜了“濮苏乌乌”，并占有其地。这一传说与贵州可乐地区彝族对夜郎文化墓葬的传说惊人地相似。正因为古代彝族的先民和濮族有一段相处和斗争的历史，所以甚至在彝族的成语中也留下了痕迹。彝族形容事情混乱为“濮合诺合孜”，直译为“濮话彝话混杂不清”，就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种关系的存在。童恩正：《近年来中国西南民族地区战国秦汉时代的考古发现及其研究》，童恩正：《南方文明》，重庆出版社2004年版，第278页。同见蒙默：《为僚说（下）》，《凉山彝族奴隶制研究》1978年第1期。认为濮人是今天居于滇西澜沧江以西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先民的观点，则主要混淆了两类濮人，即受杜预《左传释例》对《左传•文公十六年》中一段解释的话的影响。“楚大饥……庸人率群蛮以叛楚，麇人率百濮聚于选。”这里的濮本是指江汉地区的濮，但杜预注道：“建宁郡（今云南曲靖县西）南有濮夷，无君长总统，各以邑落自聚，故称百濮也。”这儿指的是滇南的濮了。而后经其他学者研究包渔庄：《说“白人”坟》，中国悬棺葬学术讨论会秘书组编印：《悬棺葬资料汇集》，1980年12月，第36页。在此文中，包先生认为，孔颖达正义引释例“郡”已作“县”，是其误在唐初则已然。，此地之建宁郡仍为“建宁县”之误，其地在今湖南湘潭北境。这是非常正确的。另外，在汉代永昌郡的范围内的一部分濮人，则是另一种情况。这部分濮人西汉时称为苞满，东汉时称为闽濮，后又称为NB221濮、文面濮、赤口濮、折腰濮、黑濮等，元代以后多写作“蒲人”或“蒲蛮”。从其习俗来看，仍处于比较原始的状态，无论在社会发展、生产力水平、风俗习惯等方面均与我们上述所讨论的濮人迥然不同，他们可能才是构成今天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的先民。可见同称为濮，并不一定属于同一族系宋蜀华：《百越》，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218～219页。同见童恩正：《四川西南地区大石墓族属试探——附谈有关古代濮族的几个问题》，《考古》1978年第2期。。这也就是说云南地区所谓的“濮”是两个起源不同的族群在某一个时期使用的同一个称呼，这在民族历史的发展中是完全可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