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灵运的政治态度和思想性格(2)

一段对话，鲜明地表现了三个人的不同性格，谢灵运之所以肯定潘、陆，正因为他自己也是以才华作为邀竞的资本的：

灵运为性褊急，多愆礼度，朝廷唯以文义处之，不以应实相许。自谓才能宜参机要，既不见知，常怀愤愤。庐陵王义真少好文籍，与灵运情款异常。(《宋书．本传》)义真聪明爱文义，而轻动无德业。与陈郡、谢灵运、琅玡颜延之、慧琳道人并周旋异常，云得志之日，以灵运、延之为宰相，慧琳为西豫州都督。徐羡之等嫌义真与灵运、延之昵狎过甚，故使范晏从容戒之。义真曰：“灵运空疏。延之隘薄，魏文帝云鲜能以名节自立者。但性情所得，未能忘言于悟赏，故与之游耳!”(《宋书·武三王传》)

义真貌美、聪明、能文，在刘裕的七个儿子中特受宠爱，颇类似于当年的曹植。刘裕有一度曾经因为长子义符不称心意而想改立义真，为谢晦所劝阻，事见《南史·宋宗室及诸王传上》。15义真自此与谢晦和徐羡之、傅亮形成水火，谢灵运也随之而再一次卷进政治漩涡，并由此而最终灭顶。谢灵运之接近义真，当然也不止于义真喜爱文人，气味相投，而是看到了义真有继位的可能，用谢晦的话说，就是干进邀竞。义真所谓“灵运空疏”云云，不过是一句随口的敷衍，而“以灵运、延之为宰相”则是少不更事的真实表白。

门第观念，归根到底是由经济和政治的利益所决定的。谢灵运瞧不起刘裕，但是当改朝换代已成定局，在毫不容情的现实面前，主观和客观都不允许他像陶渊明那样，不愿以心为形役，就回家种地。他只能对心理状态作自我调节，以适应新的现实。于是我们就看到了《三月三日侍宴西池》：“虞承唐命，周袭商艰。江之永矣，皇心惟眷。”也许是言不由衷，不过毕竟是在颂圣了。当这种心理状态稍趋平衡，他就想在新朝取得由于改朝换代而来不及在旧朝所取得的东西：“宜参机要”，“应参时政”。刘裕和刘义隆仅仅把他当作文学侍从之臣，而且不止一次地把他罢官、外放，阶级意识的委屈、热衷的破灭，再加上根深蒂固的狂傲，就使谢灵运和刘宋王朝的矛盾一步一步激化，终于不可收拾。16

对政治上的不信任和打击，谢灵运毫不退让，一贯不知收敛，在永嘉“肆意傲游，遍历诸县，动踰旬朔，民间听讼，不复关怀”；刘义隆诛徐、傅、谢晦，召为秘书监，“多称疾不朝值”，“出郭游行，或一日百六七十里，经旬不归，既无表闻，又不请急”；再度罢归始宁，寻山涉水，从者数百人，惊动了地方官，以为“山贼”。不理政事，本来是高门的故态；17寄情山水，借大自然的风光来冲淡抑郁，一般也意味着在现实面前退却逃遁。然而这些在谢灵运身上则更多地带有负隅顽抗的成分。汉朝的士大夫已经懂得韬晦，比如杨恽免官，孙会宗劝他“杜门惶惧，为可怜之意”(《汉书·杨恽传》)，杨恽不听，反而在复信中嬉笑怒骂，结果为此丧命。谢灵运当然记得这些殷鉴，但骄纵恣肆远远超过杨恽，可见其愤懑狂傲的难于自制。反映在白纸黑字的作品上，多数情况下要显得含蓄、收敛，然而内在的傲岸并未减杀。典型的诗篇是他的名作《登池上楼》：

潜虬媚幽姿，飞鸿响远音。薄宵愧云浮，栖川怍渊沉。进德智所拙，退耕力不任。徇禄反穷海，卧疴对空林。衾枕昧节候，褰开暂窥临。倾耳聆波澜，举目眺岖嵌。初景革绪风，新阳改故阴。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祁祁伤豳歌，萋萋感楚吟。索居易永久，离群难处心。持操岂独故，无闷征在今。

以潜虬、飞鸿托物起兴。虬以深潜而自媚，鸿则奋飞而扬音，出处虽殊，都能各得其所。虬是古人心目中的神物，鸿则是一举千里、横绝四海的健翎。以这两种形象起兴而兼自比，怀抱不言可喻。当时出守永嘉，庐陵王义真尚在人世，这一时期的诗歌，基调是感伤年华易逝、怀才不遇，很少颓丧的成分。“初景革绪风”四句写眼前实景，大地春回，为谢灵运带来了欣欣的生意。二十年前，吴小如师见告，说俞平伯先生一次谈到李后主，以为真正惹起杀机的是“小楼昨夜又东风”而不在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这是极有启发性的见解。谢诗李词，不妨参观互读。以下又用《豳风·七月》和《楚辞·招隐士》的典故，按照传统的理解，前者是“周公遭变故，陈后稷先公风化之所由，致王业之艰苦也”(《诗》毛传)，后者是“小山之徒，闵伤屈原”(《楚辞章句》)。提到周公和屈原，表面上似乎忧谗畏讥，实则是从字里行间透出了不安分。

庐陵王义真在政治上一度给谢灵运以腾达的憧憬，谢灵运对此终身不忘。永初三年，离京赴永嘉太守任，在两首诗里都叙述了当时心情：“生幸休明世，亲蒙英达顾”、“将穷山海迹，永绝赏心晤”(《之郡初发都》)，“解缆及潮流，怀旧不能发”(《邻里相送至方山》)，许多评注家都以为是指义真。所谓“赏心”，意指感情上的沟通、契合，《拟魏太子邺中集诗序》的“天下良辰、美景、赏心、乐事，四者难并”，是一般的泛指，这里的赏心，则专指和义真、颜延之的关系。在到永嘉以后所写的山水诗中，又两次提到“含情尚劳爱，如何离赏心”(《晚出西射堂》)，“我志谁与亮，赏心惟良知”(《游南亭》)，也是专指义真。诗人谢灵运的精神世界是复杂的，狂傲中混杂着真挚，邀竞中又产生了对义真的理解，一再流露于诗中的感情，不仅是感恩知己而是兼有失意的同情和共鸣。他被宋文帝征召入京，宋文帝问他“自南行来，何所制作”，他回答说：“《过庐陵王墓下作》一首。”(《文选》卷三十二《过庐陵王墓下作》，李善注)这一极不得体的回答无异于当面挑衅，是强烈的感情爆发，也是鲜明的性格体现，同时又表明了谢灵运热衷于政治而缺乏政治家的起码素质，否则就不可能这样完全失去克制。

诗人和政治家是两回事，能够做到“二难并”的杰出人物在历史上并不多见。文学史家可以称赞李白忧国忧民的抱负和兼济天下的雄心，然而诗人李白真要当上宰相，十之八九会把事情弄糟，至少我相信如此。谢灵运和李白，在气质上颇有共同的地方，不过由于时代和其他条件的差异而表现不同而已。傲视一切而偏偏要投身政治，李白遭际明时，还落一个流夜郎的下场，谢灵运的结局，即便没有王弘、孟凯和其他什么人的落井下石，也早已洞若观火的了。

四、燥热的化解剂——玄言、佛理

谢灵运的世界观，带有鲜明的时代和阶级印记。

清谈玄理是两晋士族的一个重要标志。太元以后，谢氏家族以其政治上的地位而隐然在清谈界执麈尾，谢安、谢玄都是颇负盛名的清谈家。到谢灵运兄弟一辈，由于《世说新语》没有记载他们的谈锋，详细的情况已经很难了解，但是史籍中仍然可以见到一鳞半爪。《南史·徐羡之传》记羡之与傅亮、谢晦宴聚，“亮、晦才学辩博，羡之风度详整，时然后言”，《王惠传》记谢瞻才辩有风气，尝与兄弟群从造惠，谈论风起，文史间发，惠时相酬应，言理清远，瞻等惭而退”，“素不与谢灵运相识，尝得交言，灵运辩博，辞义锋起，惠时然后言。时荀伯子在座，退而告人日：‘灵运固自萧散直上，王郎有如万顷陂焉。’”可见谢灵运也不时参与清谈，不过由于时代风气的转变，清谈的内容，于辨析名理之外又间以文史，这种转变，和诗歌中的“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也正相一致。

汤用彤先生曾把魏、晋玄学分为四派，即王弼、何晏之学，释氏所谓本无义；向秀、郭象之学，释氏所谓即色义；心无义；不真空义。18谢灵运不以玄学名家，但在作品中，“三玄”的哲理和语言俯拾即是。从作品所反映的思想来看，他对玄学的理解，大致在王何、向郭两家的范围之内而并不拘执一端。

谢灵运熟精玄理，但从反映于作品中的具体情况来看，他于玄理并不囿于烦琐概念上的辨析而重在致用。魏晋玄学的四个派别，不论其本体论和社会观的差别如何，归根到底，都在经济上服务于自给自足的庄园制，政治上缓和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思想上则是放浪形骸的兴奋剂和克制燥热的镇静剂。像谢灵运这样热衷仕进而又性格强烈的诗人，在人生道路上却屡经蹉跌，如果没有玄理的化解，其后果就是更早地不为刘裕父子所容，或是彻底地陷于精神上的崩溃。谢灵运在诗篇里装进那么多的玄理，正是缘情言志而不是无病呻吟。有的评论家对谢诗的“玄言尾巴”表示不满，其实从山水和玄言的关系以及谢灵运本人对玄言的需要来说，即使是“尾巴”，也是诗篇本身的天然肢体而非硬安上去的义肢，试比较谢诗和东晋其他玄言诗人的作品，问题不难清楚。至于对这些诗中的玄理在艺术上应该作什么评价，那是另一回事。

正是从这样的需要出发，谢诗中的玄理体现了诗人谢灵运人生哲学中的一个重要侧面，从《老子》的“见素抱朴，少私寡欲”(十九章)出发，进入到“致虚极、守静笃”、“归根”、“复命”的境界(十六章)，回归于自然。他用“居常以守终，处顺故安排”(《登石门最高顶》)来自我譬解，用“矜名不足道，适己物可忽。请附任公言，终然谢天伐”(《游赤石进帆海》)来自我警惕，以期到达“未若当疏散，万事恒抱朴”(《过白岸亭》)的自我满足，王弼所谓“羡其朵颐而躁求，离其致养之至道，窥我宠禄而竞进，凶莫甚焉”(《易·颐》“观我朵颐”注)，郭象所谓“都忘内外，然后超然自得”(《庄子·齐物论》“吾丧我”注)，被和谐地结合在失意的精神世界之中。

这些玄理，也就是谢诗中一再出现的“理”的主要内容；而诗中的“情”，则是诗人的热衷与狂傲、抑郁与焦虑。谢诗里经常可以看到“理”与“情”的矛盾，并在多数情况下以“理”胜“情”，获得了暂时的解脱。在离建康出守永嘉时，谢灵运已经悟出“含情易为盈，寡欲罕所阙”的道理(《邻里相送至方山》)，不过情理的交战还是经常出现，永嘉辞官归始宁。“早闻夕飙急，晚见朝日暾。崖倾光难留，林深响易奔。感往虑有复，理来情无存”(《石门新营所住》)，前四句是写景的名句，用字的险仄可以见出心情的烦忧，却由于玄理之来而得扫荡以尽。同一时期的《石壁精舍还湖中作》和《从斤竹涧越岭溪行》，情调要轻快得多，“虑澹物自轻，意惬理无违”，是“物赊于己，故理为情先”(《答僧维问》)，“情用赏为美，事昧竟谁辨。观此遗物虑，一悟得所遣”，则是心与物契，情理一致了。在玄理中，谢灵运找到了欣喜，也化解了痛苦。不过一旦痛苦过甚，麻醉剂也会失去作用：“理感心情恸，定非识所将。”(《庐陵王墓下作》)理胜而情不胜，谢灵运没有能力对这种矛盾现象作出合理的解释；“安排徒空言，幽独赖鸣琴”(《晚出西射堂》)，“安排去化”的玄理不再能说服自己，乃不得不借助于其他的排遣手段。

谢灵运的思想体系比较庞杂，除玄理而外，还曾受过很深的佛学影响。东晋时期佛教的发展和佛理的侵入清谈，人所共知，无需赘述。谢灵运本人，少年时代曾信奉道教，很快又转而奉佛，19先后和名僧慧琳、慧运、昙隆、慧严、慧观、慧睿等往来，《高僧传》中记载过不少片段事迹。谢灵运并没有专门阐述玄理的文章，但《广弘明集》中却录有他的佛学论文《辨宗论》、《佛影铭》和为慧远、昙隆写的两篇诔文。此外，他还曾和慧严、慧观共同润色过《大般涅槃经》昙无谶的译文。经过润色后的译文比原译远为流畅优美，世称南本，原译则称北本；又有《金刚般若经注》，已佚。20

《佛影铭》和《慧远法师诔》都是晋亡以前的作品，文章写得很有文采21，但于佛理并无发明。真正可以看成哲学论文的是《辨宗论》(包括答问)。

魏晋清谈中有一个命题，即圣人是否可至。汉代以来儒家的基本观点认为，圣人不能至，因此也不能学；佛教的基本观点则认为，圣人(佛)可以至，其途径是“祛练神明”(《世说新语．文学》)即不断地修炼。晋末名僧竺道生独标新义，认为臻至圣人的途径在于“顿悟”而无关乎修行积累。这些不同的主张有其不同的社会背景，这里不必具论。谢灵运的《辨宗论》在竺道生的论点基础上进一步作了发挥：

有新论道士，以为寂鉴微妙，不容阶级，积学无限，何为自绝。今去释氏之渐悟而取其能至，去孔氏之殆庶而取其一极。

二教不同者，随方应物，所化地异也。大而校之，华民易于见理，难于受教，故闭其累学而开其一极，夷人易于受教，难于见理，故闭其顿了而开其渐悟。渐悟虽可至，昧顿了之实；一极虽知寄，绝累学之寄。

很明显，谢灵运企图折中儒佛，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统治中国封建社会的理论基础——儒学的强大和稳固。虽然受到“异端”的冲击而不被同化，相反还有同化“异端”的潜力，在此之前，应贞、向秀就标举“孔、老可齐”，“儒道为一”(《辨宗论》)，阮脩回答王衍“老庄与圣教”“将无同”(《世说新语·文学》)，也可以说明这一看法。谢灵运强调“顿了”，但并不完全否定“渐悟”，从这层意思上说，似乎又是在调和顿渐，归根结蒂，就是钱锺书先生所指出的：“悟必须‘慧业’，故‘成佛’甚速，若夫不由慧生悟而只修行持戒，则能免于地狱诸苦恼而未遽得正果也。”“‘华民’恰与‘上根人’相当，而‘中根以下’者乃‘夷人’也。”(《管锥编》第四册，第1292—1294页)

这自然又是在为“第一流”人物作论证，22舍甲族子弟和天才文学家如谢灵运而外，还有什么人有资格具有“慧业”呢?《南史》本传：

(会稽)太守孟凯事佛精恳，而为灵运所轻，尝谓凯曰：“得道应须慧业，丈人生天当在灵运前，成佛必在灵运后。”凯深恨此言。又与王弘之诸人出千秋亭饮酒，倮身大呼，凯深不堪，遣信相闻，灵运大怒曰：“身自大呼，何关痴人事!”

孟氏在当时不能列入甲族。顗兄昶，义熙间曾为尚书左仆射，卢循攻京畿，忧惧而死。孟昶是刘裕起兵反对桓玄的赞助者，孟顗大约也凭借这一层关系而为刘裕父子信用，23谢灵运鄙视孟顗，认为像这样的人不配具备慧业，也是很自然的事。

佛理之于谢灵运，不仅是玄言中的一种新鲜义理，也不仅是用来论证自己的高贵，更多的用处也像玄言一样，可以溶解愤懑，冲淡燥热。所以在《山居赋》中，佛理玄言混杂间出，既有“抚鸥□而悦豫，杜机心于林池”的解脱，也有“钦鹿野之华苑，羡灵鹫之名山”的向往。“观三世以其梦，抚六度以取道。乘恬知以寂泊，含和理之窈窕”，更是玄佛一体。三世，佛家谓过去、现在、未来；六度，即忍辱、精进等六波罗密；恬知和理，则又来自《庄子·缮性》“知与恬交相养，而和理出其性”。神游于空无清静之中，心寄于浊世浮生之外，谢灵运乃得以从容自适。《过瞿溪山饭僧》、《石壁立招提精舍》、《净土咏》等诗篇，同样体现了这种作用。他的绝笔《临终诗》，“惟愿乘来生，怨亲同心朕”，平生的恩怨统统消溶在“我佛慈悲，怨亲平等”之中，从而获得了心灵上的最后一次解脱。

中国的封建社会中，从来没有一种意识形态可以彻底排斥取代儒家学说，在玄学最盛行的魏晋时代亦复如是。过于强调玄言佛理与儒家学说的对立而忽视它们之间的渗透，是一种偏颇的看法。政治、法律、道德、伦理、文学艺术的观念和实践之中，儒学的王统地位并没有在根本上动摇，宋文帝立儒、玄、文、史四馆，儒学仍然居于首列。从谢灵运本人来说，情况也不例外。表现于作品中的热衷用世之情，处处都以儒家的学说作为理论上的依傍。反之，“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穷则独善其身”这些原则，也可以当作精神避风港。这个问题比较清楚，无须再多作论述。

近几十年来，对谢灵运的研究比较落寞，原因或许是对作品的思想内容不大好作恰当的评价。本文探讨了谢灵运的政治态度、门第观念、性格的特征以及玄言佛理对他的世界观发生的影响，还来不及对谢灵运的诗歌作正面的分析，仅仅是期望通过这些探讨，为研究谢诗提供一些知人论世的参考意见。不当之处，敬待指正。

注释

1 陶诗“似澹而实美”的韵味和“声色大开”似乎不相干，但是陶渊明的水墨田园和谢灵运多色调的工笔山水，在使诗歌由说教回到形象上，可以说起了殊途同归的作用。

2 见《南史·王僧达传》、《宋书·张邵传附张敷传》。

3 今吴语中尚有这层意思，“笃”字读“浊”音。

4 《谢晦传》叙刘裕于彭城大会，命纸笔赋诗。谢晦恐怕刘裕出丑，于是代作。紧接着说“时谢混风华为江左第一，尝与晦俱在武帝前，帝目之日：‘一时顿有两至人耳。”’但谢混在义熙八年就被‘赐死”’，彭城之会在义熙十四年。史家多称《南史》文约事详，不过这一段记载却简约得在时间上过于含混。《晋书·谢混传》和《宋书·谢晦传》则不记此事。

5 参看赵翼：《廿二史劄记》卷十二《江左世族无功臣》条。

6 刘裕即位登坛，以不能得到被他杀掉的谢混“捧玺缓”为憾事，后来选中了谢澹，但谢澹也颇为倨傲，弄得刘裕很不痛快。见《晋书·谢安传附谢混传》、《南史·谢晦传附谢澹传》。

7 谢混赏识的侄子还有谢晦，义熙初尚未成年。义熙六年，孟昶死，谢晦由盂昶幕转入刘裕幕，并成为得力人物，但当时二刘力量的消长已经明显，谢混、谢灵运已经“义无反顾”了。

8 参看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魏晋南朝的君父先后论》。

9 此诗张溥：《谢康乐集》、黄节《谢康乐诗注》均生收，逯钦立：《先秦汉魏南北朝诗》据《失收文馆词林》辑补。

10 杨勇：《谢灵运年谱》系《撰征赋》于义熙十四年，误。赋中明言“愿关邺之遄清，迟华銮之凯旋”，可见长安尚未攻克，赋的写作时间是在十三年春。十四年，刘裕返彭城，九月大会戏马台，谢灵运有诗，这是第二次去彭城。

11 黄节《谢康乐诗注》于此诗下引陈胤倩曰：“累仕之后，忽发此愤，诚非情实。然吾谓康乐胸中未忘此意，于其哀庐陵位之。”陈胤倩看到了矛盾，但所作的解释却难于圆通。

12 王景文(或)为宋明帝赐死，门客焦度愤怒，说：“大丈夫安能坐受死，州中文武可数百人，足以一奋。”王景文回答：“知卿至心，若见念者，为我百口计。”仰药酒死。王景文以宰辅兼领扬州刺史，力量远非谢灵运可比，尚且知道毫无造反的可能。见《南史·王铱传》。

13 谢灵运举出的古人中，尤其是嵇绍，父亲嵇康被司马昭所杀，本人却效忠晋室，死于八王之乱，晋朝人就对此有所非议。《御览》卷445引王隐《晋书》中就载有郭象、郗鉴的批评，认为“义不足多”，不应该出仕晋朝。

14 谢灵运死后一年，彭城王义康又杀檀道济，宣布的罪状中有一条是“谢灵运志凶辞丑，不臣显著”，檀道济“纳受邪说，每相容隐”。这又是一次冤狱。至于“志凶辞丑”，除了这两首诗以外，已经看不到任何别的材料。

15 刘裕平关中，以义真为留守，当时义真仅十一岁，还是个小孩子。刘裕这一措施，显然是想为义真作政治上的投资。其后在继承人问题上考虑义真，当非偶然。

16 事情还需要从矛盾的对立面来观察。南朝诸帝起自素族，在门第上有自卑感。其所以自附风雅，正因为文学艺术的才能是高门的一种标志，也由此，才出现了帝王嫉妒文士这一历史上的特殊现象。《南史·王僧虔传》载宋文帝自言书法可比王献之，宋孝武帝欲擅书名，僧侣竟至以“掘笔”写字又《临川武烈王传附鲍照传》载宋孝武帝好文章，自以为人莫能及，吓得鲍照“为文章多鄙言累句”。又《刘峻传》载峻在梁武帝前隶事，卖弄学问，为梁武帝所恶。至于后来隋炀帝因为嫉妒“空梁落燕泥”而杀了薛道衡，则是更为突出的例子。宋文帝气度深沉而狭隘，谢灵运不为所用，就必然不为所容。他对谢灵运的迫害逐步升级，最终杀之而后快。谢灵运固然有取死之道，但也可以见出宋文帝对谢家和谢灵运本人的厌恶和嫉忌之深，厌恶主要出于政治上的原因，嫉忌则更多地是个人的因素。

17 干宝《晋纪·总论》：“当官者以望空为高而笑勤恪”，“其倚仗虚旷，依阿无心者，皆名重海内。”(《文选》卷49)具体的事例，史传中比比皆是，王徽之作桓冲的骑兵参军，不知所习何事(《世说新语·简傲》)，王裕之作尚书仆射，读不懂公文(《南史·王裕之传》)，这是一种高门的“派头”。

18 见《魏晋玄学论稿·魏晋玄学流别略论》。

19 东晋时代，道教经过葛洪的改造和提倡，世家大族竞相信奉。琅□王氏、高平郗氏，都是天师道世家。谢氏家族信奉道教虽无确证，但从《诗品》所记谢灵运从小寄养在钱塘杜明师道馆一事来看，至少谢玄一房和天师道有相当密切的关系。在这种环境里，谢灵运本人不大可能没有信奉过道教，《石室山诗》“总笄羡升乔”，也可作为一个旁证。但《庐山慧远法师诔》又说“予志学之年，希门人之末，惜哉诚愿弗遂，永违此世。”“总笄”和“志学”都是十五岁。

20 (《文选》卷59王巾《头陀寺碑文》李善注引谢灵运《金刚般若经注》：“诸法性空，理无乖义，谓之为如会如解故名如来。”这是今天可以看到的一种佚文。

21 像《佛影铭》中的“借空传翠，激光发同”、“激波映埠，引日人窗，云往佛山，风来过松”，似不经意，实则要高过《山居赋》中那些着意的描写。

22 当时品藻人物要划分等级，见《世说短语·品藻》世论温峤是第二流之高者，刘惔自居为第一流。这是在九品中正之外的一种极有影响的社会舆论。品藻的标准，门第而外兼及才能。

23 孟顗弟兄，史籍都没有正式传记。孟顗附见《宋书·何尚之传》、《南史·谢灵运传》，他奉佛精持，见《高僧传·昙无忏传》、《佛陀跋陀罗传》。孟昶的事迹，《晋书·安帝纪》、《列女·孟昶妻周氏传》有简单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