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我们指出李杜二人的直接交游并不具有文学史家所评价的诗史意义,根本原因“实在是诗人的李白被仙人的李白掩盖了”14,但并不否认它对我们研究唐诗发展过程的意义。恰恰相反,它向我们揭示的天宝初李白与杜甫不对等交往的事实倒是很值得注意的。从现存的交游资料不难看出杜甫对李白有“余亦东蒙客,怜君如兄弟”的感情,有“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春日忆李白》)的高度评价,但是他的诗却很少得到相应的回报。杜甫晚年在《南征》中曾深深地喟叹“百年歌自苦,未见有知音”。
关于这一现象仇兆鳌曾分析到:“太白集中有寄少陵二章,一是《鲁郡石门送杜》,一是《沙丘城下寄杜》,皆一时酬应之篇,无甚出色,亦可见两公交情,李疏旷而杜剀切矣。至于天宝之后,间关秦蜀,杜年愈多而诗学愈精,昔太白未之见耳。若使再有赠答,其推服少陵,不知当如何倾倒耶!”15这里有感情色彩浓厚的想象成分,难以取信。唐润州刺史樊晃作《杜工部小集序》云:“属时方用武,斯文将坠,故不为东人之所知。江左词人所传诵者,皆公之戏题剧论耳,曾不知君有大雅之作,当今一人而已。”据此我们知道杜甫诗在当时没有被普遍认知,客观上是由于安史战乱,南北阻隔,杜诗未能广泛传播,主观上读者审美观倾向于“戏题剧论”的作品,对诗思沉郁的“大雅之作”缺少重视。樊晃代宗大历五年至六年任职润州,故《杜工部小集序》所反映的是迄止大历年间杜甫诗传播和接受的情况。
杜甫诗没有受到应有重视的情况到贞元、元和时期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韩愈《调张籍》诗有“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伊我生其后,举颈遥相望”数句,我们不知道这首诗的具体背景如何,当时一定有一场关于李杜的争论,只是争论的内容和倾向是什么实难详其情。一个基本事实是,经历了生前和大历的沉寂,杜甫得以与李白并称,并成为与李白形成优劣之争的一方,这本身就是一个极有意味的转折。
贞元、元和年间的士人,多数出生于安史战乱平定之后。他们是像大历诗人那样逃避社会现实,去创作一些虽有格调,但边幅偏狭的诗呢,还是介入生活,用诗笔表现时代精神呢?其实,当涉及到文学与社会,与政治的关系问题时,不仅要追问作家的态度,而且要追问政治环境,而政治环境对淑世热情的激发往往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正是由于宪宗政治上的开明态度和由此带来的复兴气象,使得不少诗人恢复了对社会的信心,坚定了儒学理念,唤起了强烈的国家意识,并激发起了自身的使命感。孟郊、卢仝、韩愈、李翱、刘禹锡、柳宗元、李绅、张籍、王建、元稹、白居易等一批关注现实的诗人,都是在这一时代条件下应运而生的。
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具有高度拯世情怀的“忧患诗人”杜甫被重新认识,时代需要杜甫,而贞元、元和的士人的情感也与杜甫非常契合。因此虽然在大部分诗人心中李白并没有被忽略,但杜甫显然受到格外重视了。白居易《与元九书》谓:“又诗之豪者,世称李、杜之作。才矣奇矣,人不逮矣。索其风雅比兴,十无一焉。杜诗最多,可传者千首,至于贯穿古今,缕格律,尽工尽善,又过于李。”这里已经将杜甫稍稍向前推进了一步,进而在元稹《唐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中,对李杜则有了显而易见的抑扬之意。以下是一条颇有经典意义的人们常常引用的材料:
余读诗至杜子美,而知小大之有所总萃焉……盖所谓上薄风骚,下该沈宋,古傍苏李,气夺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矣。……是时山东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称,时人谓之李杜。余观其壮浪纵恣,摆去拘束,模写物象,及乐府歌诗,诚亦肩差于子美矣。至若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大或千言,次犹数百,词气豪迈而风调清深,属对律切而脱弃凡近,则李尚不能历其藩翰,况堂奥乎!
显然在元和这一特定阶段,文心服从了史心。然而这一评论的代表意义是非常突出的。值得充分注意的是,此后不久,第一部尊杜选本《唐诗类选》就出现了16。选编者顾陶不但以前所未有的识力和气度,选录了杜甫三十多首诗,而且在《序》中一反“李杜”排序,首次提出“杜李”之说,尊杜的风气从此愈来愈烈。
晚唐诗人并没有进行过李杜优劣高下的讨论,从“命代风骚将,谁登李杜坛”(杜牧《雪晴访赵嘏街西所居》),“李白已亡工部死,何人堪伴玉山颓”(韦庄《漳亭驿小樱桃》)的表述中,我们感受到他们在诗学精神上既尊李也崇杜,所不免思考的倒是“李杜之后诗坛的巨大空白由谁填补?”但是精神上的尊崇是一回事,创作实际中所取的路径又是一回事。考察晚唐诗歌发展的实况,我们是不难发现诗人们沿着“少陵路径”前进的坚实步履的。
晚唐五代无论诗人或作品,在唐代诗歌史上所占比重都很大,群体划分颇为不易。但如果将晚唐五代根据其发展以大中末为界分为两个阶段的话17,其演变脉络就清楚得多。大中前之晚唐是“向着词的意境与词藻移动”的李商隐的时代18,这一时代的代表诗人包括杜牧、温庭筠、许浑、刘沧、李群玉、赵嘏等;大中后的唐末五代大体上又分为通俗派、苦吟派、绮艳派和纪实派。通俗派以杜荀鹤、聂夷中、罗隐、皮日休、顾云、郑遨为代表,他们近承白居易,主张讽颂美刺的诗教说,提倡诗歌应当切于“知国之利病,民之休戚”(皮日休《正乐府十篇序》)的现实目的,乐府诗进一步发挥了讽喻的功能,其他各体亦多表现民瘼之作。苦吟派是一个直接继承孟郊、贾岛而覆盖面最广的一个唐末诗派,方干、李频、许棠、李洞、张乔、曹松、周朴、齐己等都以苦吟名家,五律尤多佳作。绮艳派是步武他们上一辈温、李等“老凤”的一批诗人,如韩、吴融、唐彦谦等文辞艳丽,迹近温柔,部分作品不乏风骨,讽喻悠远。纪实派代表作家为韦庄,显然李商隐《行次西郊作一百韵》的纪事风格对其有一定影响,他的长篇叙事诗《秦妇吟》以完美的艺术结构,成为叙事诗发展史的一个里程碑式的标志。另外,郑谷随诗夹注的《故少师从翁隐岩别墅乱后榛芜感旧怆怀遂有追记》和贯休为数颇多的新题乐府明陈直述,都有鲜明的纪实倾向19。通过对晚唐五代诗歌体派的简要梳理,就不难看出整个一个时代的宗杜思潮了。众所周知,李商隐号为“警丽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