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难临头,作为《独立评论》的主编,胡适希望知识分子能通过批评与反思来关注社会现实。自1932年5月22日创刊至1937年7月25日停刊,《独立评论》共出244期,这期间除了“编辑后记”外,胡适撰写政论123篇,为该刊发表文章总数(1 309篇)的10%左右。除了专制与独裁、实行宪政等重大问题的讨论外,面对日本人的侵略野心,对“日本人问题”的研究一时也成为胡适最关切的问题。另外《独立评论》还刊载了大量的农村破产、民生凋敝的报道与各种医治原则、手段的论述。对此,毛子水曾这样评价:“这些文字,实在都是一代的谠论。我们念这些文字,不仅是佩服先生对于政治和社会的意见,并且更佩服先生那种‘愿天下之安宁’的襟怀”[5]。
另外还有一点值得我们注意,从启蒙和传播的效果看,胡适编辑的一系列报刊正符合俞平伯所提出的“深沉之思想,以浅显之文字行之”的建议。从“文学革命”开始,胡适自始至终就提倡表达得“明白清楚”,陶希圣甚至认为,“适之先生的思想与写作的特点,一言以蔽之,就是‘清楚’。把问题搞清楚,把事实弄清楚,把话说清楚,这就是他的思想与写作的态度和精神。他是平实温和的人,但是他对待一个重大事件,立场坚定,态度明白,语意清晰和严谨,断乎没有一点含糊”[6]。可以说,正是这种“深沉之思想,浅显之文字”有效地调和了学者与报人之间的身份矛盾。以《独立评论》为例,其社员和主要撰稿人几乎都是大学教授或专业研究人员,并且大多数都有留学欧美的经历,但他们却能以学者身份研究现实问题,并以纯熟平实的文字表达见解,这样既从各自学术领域的角度分析说理,又把道理说得明白透彻。唐德刚认为胡适是“‘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发展过程中,继往开来的一位启蒙大师”,是“唯一没有枪杆子作后盾而思想言论能风靡一时,在意识形态上能颠倒众生的思想家”[7]。之所以如此,除了他的改造现代中国的襟怀和抱负,在思想上勇于开风气之先外,恐怕也不能忽视胡适思想的传播方式——报刊,以及他的报章文字“明白清楚”、广为流布的特点。
二、以自由主义的理念构建公共论坛
早在主编《竞业旬报》的时候,胡适就强调办报“要有独立的精神”。这一编辑理念最明显地体现在他创办《独立评论》时期。这份刊物不依附于任何党派与利益集团,完全是由胡适和他周围的一群自由知识分子对“社会的公心”而自发筹办的,在经济上保持了绝对的“独立性”。按丁文江的提议,社员每人捐出每月固定收入的5%作为办刊经费,刊物出了近两年,社员捐款才完全停止。另外,刊物也不付给作者稿费,作者发表文章纯粹是出于发表见解的需要。
在创刊号上,胡适强调他们的办刊宗旨:“我们叫这刊物做‘独立评论’,因为我们都希望永远保持一点独立的精神。不依傍任何党派,不迷信任何成见,用负责任的言论来发表我们个人思考的结果:这是独立的精神。”在创刊1周年时,胡适又进一步补充说:“现时中国的最大需要是一些能独立思想,肯独立说话,敢独立做事的人。”所谓“独立”,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成见不能束缚,第二是时髦不能引诱”[8] 。
尽管《独立评论》同人与国民党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却从未因此为国民党不得人心的内政外交唱赞歌。如有学者通过研究《独立评论》发现:“到30年代,胡适等自由主义者一方面站在自由主义立场上,对国民党进行了全方位的批评:从其执政的效果到其领袖的个人才能,从国民党员的素质到一党专政的制度,从三民主义的内容到国民党的哲学基础,简直把国民党批得一无是处。”[9]虽然他们反对暴力革命和阶级斗争这样的解决方案,但对共产党的政治理想、共产党人的政治觉悟,却不乏溢美之词。
从《努力周报》、《新月》到《独立评论》,胡适所创办的刊物都在有意识地以自由主义的理念构建一个可以深入讨论、发表见解的公共论坛。在阐述自己心路历程的《我的歧路》一文中,胡适希望《努力周报》能得到更多人的支持,“我最希望国内爱谈政治又能谈政治的学者来霸占这个周报”。《新月》月刊开辟有“我们的朋友”一栏,专载问题的讨论,并表示“如果我们能知道在思想的方向上至少,我们并不是完全的孤单,那我们当然是极愿意加紧一步向着争自由与自由的大道上走去”。《独立评论》创刊时即表示“我们现在发起这个刊物,想把我们几个人的意见随时公布出来,做一种引子,引起社会上的注意和讨论。我们对读者的期望和我们对自己的期望一样:也不希望得着一致的同情,只希望得着一些公心的,根据事实的批评和讨论”。创刊1周年时又强调“我们自始就希望它成为全国一切用公心讨论社会政治问题的人的公共刊物”[8]。
1922 年5月14日《努力周报》第2期刊登了胡适等16名学者签名的《我们的政治主张》,文后“附白”:“一切赞成与反对的言论,我们都很欢迎,请寄到努力周报社,或寄给提议的人。”第4期果然是关于《我们的政治主张》的讨论专刊,除最后一页是“对于本报的批评”外,其余都是关于“我们的政治主张”的讨论,共刊登来稿15 则,一些来稿后面,还有胡适具名的答复。而这一期“对于本报的批评”栏目,刊出批评来信两则,并附胡适的回复。这两封来信对最初两期《努力周报》的办报方针、内容都提出了批评,认为“无充分的精力”、“偏重空泛的学理”,甚至指出胡适自己的一篇文章《跋“红楼梦考证”》是浪费篇幅。1935年8月11日的《独立评论》编后记中,胡适特别记着:“郑昕先生是北京大学哲学讲师。他在这篇《开明运动》里,很慈祥的鼓励我,也很严厉的责备我。我谢谢他的好意。”读者能够爽直地提出自己的批评意见,而编者也认真予以答复,这不但可以见出胡适的心胸,而且还表明,作为一个编者,胡适努力以这样的方式让读者参与报刊的言论,共同构建自由讨论、平等对话的公共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