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人民是价值创造的主体 谁是价值创造的主体,怎样确定他们的社会地位,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不仅构成了毛泽东价值观的重要内容,而且成为毛泽东价值观的基点。立足于这个基点,毛泽东合乎逻辑地形成了其独特的价值观系统,从而在当今世界各种不同的价值思想体系中树起了一面新的旗帜。
首先,毛泽东根据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对价值创造的主体作出了全新的判断。他明确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在这里,“创造世界历史”就是创造价值;“动力”就是主体的创造力;“只有”不仅对创造主体的唯一性作出了不容置疑的规定,明确地肯定了人民群众的历史地位,而且具有严格的排他性,把一切走向反动的剥削阶级及其代表人物,包括上帝、耶稣一类的神秘力量,统统排除在创造主体的范围之外。
其次,毛泽东认为:在这个新世界中,党的领袖、国家官员和普通群众之间,只有分工的不同,没有贵贱的区别。前者的价值就在于服务,即为广大的人民群众谋幸福。为了矫正传统的身份等级偏见,在毛泽东排定的社会群体价值序列表中,人民被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他对这种价值序列关系曾作过明确的叙述:“我们一切革命干部,无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毛泽东)至于在人民内部,更无尊卑贵贱的差别,身份价值完全平等,彼此目标根本一致。所以,毛泽东号召“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05页),以便形成亲密无间、团结友爱的新型同志关系。
毛泽东立足于对上述两个问题的基本结论,认为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武装的无产阶级政党,作为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代表,决不能像剥削阶级那样对人民群众采取敌视、轻视或利用的态度,而是应当真心实意地相信人民群众,全心全意地依靠人民群众,完全彻底地为人民群众服务,谦虚谨慎,甘当人民群众的小学生。
2.共产党人的价值取向是人民利益 毛泽东把人民利益作为根本的价值取向。他指出:“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我们是以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最广大群众的目前利益和将来利益的统一为出发点的,所以我们是以最广和最远为目标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64页)这一取向具体地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在经济上,毛泽东主张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全心全意地为人民谋福利,把人民利益作为最根本的取向。基于不同历史阶段的客观条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这一取向,制定了不同的大政方针和经济政策,以尽可能地满足最广大群众的根本利益。例如:土地革命时期,打土豪分田地;抗日战争时期,发展生产,减租减息;解放战争时期,废除封建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建国以后,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20世纪60-70年代,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和相应措施……这些都是这一价值取向的实际贯彻。也正是根据这一取向,他一贯坚决反对任何旨在谋取个人或小集团利益的行为,反对高高在上、脱离群众、不关心群众疾苦的官僚主义作风,严厉打击贪污腐败等各种直接损害人民群众利益的犯罪行为。他经常要求全党深刻注意群众生活问题,从土地、劳动问题到柴米油盐问题等等都要提到议事日程上,认真予以解决。(参见《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35-137页)他一贯坚持立党为公,反对立党为私,认为这是无产阶级政党和资产阶级政党的根本区别。他反复强调党的宗旨、责任和奋斗目标,并要求全党加强党性的修养和锻炼,防止被糖衣炮弹所击倒和在和平环境中变质。
在政治上,毛泽东认为,人民利益在政治取向上的根本要求,是建立一个没有阶级、没有剥削、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新制度。在众多的前人模式中,毛泽东选择了共产主义。
毛泽东认为:共产主义社会不仅是共产党人追求的最终目标,也是实实在在的现实建设。因此,在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建设这一长期的奋斗历程中,毛泽东始终把对人民民主权利和平等地位的追求作为主要政治取向,并为之作了不懈的努力。战争年代,革命根据地大力废除封建制度,创建民主政权,提高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在军队内部,打破旧的等级,实行三个民主,很快造成了军民一心、官兵一致、上下平等、群情振奋的社会局面。建国以后,毛泽东继续致力于实现新世界的理想,把制度建设和人的思想改造结合起来,实行干部参加劳动、人民参与管理及知识分子劳动化、劳动人民知识化等新制度、新政策,大力开展社会主义教育,破除私有观念,扫除官僚主义,惩治腐败行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继续保持了革命的传统,蔚成了一代社会主义的新风,推动了中国历史前进的步伐和社会结构的变革。在这数十年的过程中,他的政治取向已逐步成为全党的共识。
在文化上,毛泽东也自觉坚持了人民利益至上的价值取向。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提出,文学艺术是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其取向是服务于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翻身求解放的革命斗争。他说:“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63页)在人民夺取政权以后的新中国建设时期,他认为文学艺术应当服务于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歌颂劳动人民的生活,使它成为教育人民、鼓舞人民、揭露敌人、打击敌人、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有效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