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纾和曾宗鞏对文中一句作了淡化处理,“既而臨視﹐蓋以木為間架,夾以瓷片﹐屋瓦亦然”因而没有显示文中语气。其实,英文原文是“ when I came to it, it was Nothing but this: it was a Timber-House, or a House built, as we call it in England, with Lath and Plaister, but all the Plaistering was really China Ware, that is to say, it was plaistered with the Earth that makes China Ware 。”(我见到它时,发现它其实不过是木头房子而已,照我们英格兰人的说法,是那种钉板条和挂灰泥的木房,只不过这里用的不是灰泥而是陶瓷,也就是说,墙上挂的是用泥土做的陶瓷)。鲁滨逊对于瓷房子的揭示,为了表明这房屋实际上并不是真正用陶瓷材料建造起来的,而不过是“用泥土做的陶瓷”附着于表面的普通木制房舍。物体的表面显然具有欺骗性,这所房子其实是一座普普通通的木构建筑,虽然其外表“五光十色”。可是鲁滨逊的目光并不满足于物体的表面,他还要揭示隐藏在内部的真相。这种形而上学的求真意志暗示着指向对象的暴力行为,使我们想起18世纪英国作家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讽刺过的那种非把人间事物“切开、打开、绞碎、刺破”不可的科学想象。
《鲁滨逊再历险》还有一个值得读者注意的细节,那就是当鲁滨逊来到北京参观中国长城时,他十分自信地说:“如果我们的军队带有连发的炮火、工程人员、再加上两个连队的矿工,你认为它真的能够抵御我们吗?难道他们十日内不能将它轰倒、让整营的军队涌入,或者将它连同底座炸飞到空中,踪影不留。” 笛福显然是个预言家,他的主人公要炸毁被视为中华文明象征的长城的愿望,比马嘎尼使团访华还要早74年。近代史研究者曾经断言,早期中英外交的失败以及鸦片战争的隐患应归咎于1793年乾隆皇帝对马嘎尼使团和英王乔治第三表现出的傲慢无知,可是这一结论在年代上就很难说服人。据最新的研究,乾隆皇帝其实对英国的海外扩张有相当的了解,并采取了适当的对策。 也许可以说,19世纪发生的英中战事圆了笛福等人的一个长久的梦,英国人摧毁的虽然不是的长城,而是当时被称为万园之园的圆明园,后者同样是被当作文化象征物而被付之一炬的。
鲁滨逊揭穿瓷房子和中国瓷器 (china/China)的假象的做法,在1815年出版的英国海军版《鲁滨逊漂流记》中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这个19世纪版本的注释者带着一百年后的目光重新诠释瓷器的价值,写了一条发人深省的脚注。这条脚注向读者报告陶瓷在中国和欧洲生产的技术信息,结尾处写道:
陶艺在中国十分突出。但这不过是一种雕虫小技,是由最粗鄙的人发明的。一般认为,中国出产特具功效的泥土可用于生产这种东西。拜鲁的信息告诉我们,他们瓷器的优质并非是由于工艺优良,而只不过是在选材时精而又精、用心良苦,使其十分纯正。他们缺乏天赋的另一有力证据,就是他们既然拥有可以和制造玻璃相比拟的技艺如此之久,却没有能够发明并且制造这种美妙实用的玻璃,而他们在工艺造型和装饰方面的品味低下几乎是路人皆知的。
这篇文字机智地将鲁滨逊关于中国瓷房子的故事及其双关性,堂而皇之地引入了19世纪“民族志写实” (ethnographic realism)的领域。这一类的“民族志写实”借助19世纪的著名殖民旅行家约翰 ? 拜鲁 (John Barrow)以及其他一些19世纪种族主义旅行家们所提供的“实证”,去揭示欧洲以外的文化的秘密,也在另一种意义上更新了《鲁滨逊漂流记》作为现实主义小说的“客观”地位。上述文字对于玻璃工艺的讨论十分有趣,因为它有意颠倒了18世纪科学家、法国物理学家莱奥姆尔等人关于玻璃工艺(易碎、强度不够、耐热性差等)逊于陶瓷工艺的理论。
那么中国究竟有没有叫做瓷房子的东西存在?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笛福是从哪里得来的这一念头呢?是凭空杜撰还是对异域的幻想呢?笔者能够想到的原型是麦克斯? 伊曼乃尔(Max Emannel)于1719年在慕尼黑郊外的尼芬堡公园里建立的著名“中国风”宝塔,此宝塔乃是对于法国凡尔赛宫小瓷塔的模仿。凡尔赛宫小瓷塔原是奉法王路易十四世之命于1670-1671年兴建的最早的“中国风”的建筑,被称作是“用中国来的工艺方法装饰而成的。” 上述日期的巧合能说明一些问题,因为慕尼黑郊外的宝塔建成的当年正是笛福创作出版《鲁滨逊漂流记》第一、二卷的年代。笔者认为,萨克森选帝侯奥古斯塔斯于1717年在德累斯顿-纽士达得到的荷兰宫殿,后更名为日本宫殿的这件事,很可能笛福小说中的瓷房子的另一个灵感来源。
早在1700年,奥古斯塔斯由于跟瑞典开战,造成财源匮乏,于是他将炼金术士伯特哥捉来,武装押解到德累斯顿,命令他将铅转换为黄金。3年后,伯特哥不但没能将铅变成黄金,反而使奥古斯塔斯的4万塔勒付诸东流。奥古斯塔斯忍无可忍,就把伯特哥交由车恩豪斯监管。此时,车恩豪斯正在研究制造真瓷的工艺。 此人年轻时曾在莱登大学学习(1668-1674年) ,后来在研究真瓷的初期与皇家科学院保持密切关系。他的大部分工作是利用凹面金属镜折射,把放射的热集中去熔化大量的耐火性物质。车恩豪斯多次去意大利和法国访问一些声称已经掌握了制造真瓷的奥秘的科学家们。正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那样,此人对于持续高温以及许多耐火物质的熔点的潜心研究表明,“他已经对中国瓷器的原则有了相当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