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20年来，我国秘书学研究者就本学科研竞对象问题发表过诸多不同见解，其中符合学科研完对象单一性原则并持续、系统进行阐述的有三种，即“秘书工作说”、“秘书活动说”、“管理辅助活动说”。有研究者对诸说长期争论不体感到厌倦，有研宛者认为“这些说法各有千秋。但究其实质，核心还是秘书工作及其规律。离开了秘书工作，抽象的秘书活动也好，现象也罢，是指什么呢?”^[1]这样的情绪和意见有其合理并值得重视之处．诸说的实际研究指向(尤其是对象的基本部位)的确也没有太大的差异。但不应忽略的是：上述“三说”的差异并不仅仅是“字面上的”，它们实际上体现着秘书学研究已经或正在形成的三种不同“范式”，^[2]深入细致地研究这三种不同范式的发展脉络及其差异，进而在比较中选择出足以推进秘书学跨越“由前科学向常规科学转化的界点”^[3]的主导范式，是我国当代秘书学研究“第三次爬坡”应努力攻克的一大难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