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2013年1月1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将作品提供行为与网络服务提供行为的二分法作为构建网络环境下著作权保护责任体系的基础，但没有界定网络用户与网络服务提供者的作品提供行为。许可行为统领网络作品提供行为，取得许可是网络服务提供者作品提供行为的法律起点和本质法律特征，是责任体系的分界点。其法律标准是“取得授权的合法性”。以授权为核心，正确适用法律既需要把握许可行为与提供行为、提供行为中的技术服务的关系，还需要以网络技术特征界定各种单纯网络技术服务。

简介：网络谣言已非一日之疾，它把谎言包装成“事实”，将猜测翻转成“存在”，在网上兴风作浪，扰乱人心。刑法的介入恰恰可以很好的遏制网络谣言的蔓延与扩散，营造一个纯净、健康的网络环境。然而刑法的过多介入又会影响网络世界的自由发展。刑法在治理网络谣言的过程中如何能够做到既不缺位也不越位是今后处理网络谣言行为的核心所在。

简介：城市法治的关键应该且必须是城市治理的＂良法善治＂。城市治理的＂良法善治＂内涵体现在城市治理的意识层面、制度层面、行为层面。城市法治在意识层面包涵了价值意识、权利意识、参与意识和权威意识;城市法治在制度层面包涵了地方法与国家法制度、实体法与程序法制度以及软法与硬法制度;而城市法治在行为层面则包涵了行政行为、自治行为和共治行为。

简介：权能是权利主体在法律范围享有的权利内容和功能的概括。知识产权因为有着与传统物权不同的特点，如无形性、可共享性、法定性等，从而知识产权的权能无法完全照搬传统物权的所有权权能进行理论概括。知识产权的权能可概括为五项：标示权能、控制权能、复制权能、收益权能、处分权能。

简介：一般累犯是刑法中重要的刑罚运用制度，虽然对于累犯的概念还存在诸多争议，但这种争议并没有影响到刑法教义学与司法实践的具体展开。依刑法规定可以直接对一般累犯的成立条件进行解读，能够直接判定是否符合刑法规范的要求，但也因此忽略了刑法规范中基本语法和基本结构在一般累犯上的具体应用，从而使得对一般累犯的结构和本质的理解过于表面化。从结构上来说，一般累犯的组成要素是两个故意犯罪的罪刑体系，其中前判决认定的罪刑体系已经在事实上得以实现，而再犯罪的罪刑体系需要从刑事司法的运行过程来展开，前判决所确定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执行结束与再犯罪行为发生的时间间隔形成了两个结构要素之间的联系。从刑事司法运行过程的角度对再犯罪及其评价展开，会发现一般累犯的成立条件并不能够完全契舍一般累犯的结构要求，可以在两个阶段对一般累犯进行判定，亦即在性质认定和刑罚判定之后界定。

简介：视听传输技术作证方式的适用现状，反映出相应技术手段与司法程序尚未达到相互理解的和谐状态，司法面临如何回应网络技术进步的问题。司法与技术的关系从分立走向耦合，促进了两者的互动和理解。视听传输技术作证与直接言词原则存在一定的冲突，但作为解决证人出庭困难的特殊作证手段之本质，并且通过网络技术与直接言词原则的调适，使其正当性得以充实。对视听传输技术作证不论是持积极还是消极的态度，都不是问题的实质，明确该作证手段的理念和运用规则才是司法回应网络技术进步的有效方法。在适用视听传输技术作证方式时，应坚持有限利用、当事人选择、诉讼辅导、交叉互补等规则，以突出普通作证手段之补充的地位，追求该作证手段应用的适度性。

简介：反垄断立法和司法实践表明，非结构因素和结构因素在认定市场支配地位中同样重要。但在互联网行业，市场份额等结构因素适用性减弱，非结构因素作用因而凸显。就其外延而言，关键设施、创新能力、转移成本最具典型性。互联网接入服务、技术标准或知识产权、互联网平台最有可能成为关键设施。互联网企业控制这些设施能够使相对人产生交易依赖，体现企业对市场的纵向控制能力。竞争性垄断市场结构下，竞争被创新发起或抑制，垄断靠创新实现或突破。看似矛盾的产业发展规律实则证明创新能力对于企业的重要性。转移成本的存在不仅成功地实现了对消费者的锁定，而且对潜在进入者构筑起较高壁垒。

简介：我国刑法关于行贿犯罪单一式构成要件的配置，激励处于弱势地位的市场竞争者以行贿的方式超越商业强者并抢占市场。市场主体双方均选择行贿是行贿犯罪单一式构成要件配置博弈分析后的纳什均衡。通过形式博弈分析后的行贿犯罪复合式构成要件配置，能够保证并充分体现刑法规范对市场主体经济利益选择的制约，整体上降低了刑事处罚的规范起点，减轻控制行贿犯罪发生率的制度压力。博弈模型的规范比较和模拟运行结论，为行贿犯罪构成要件配置的模式选择提供了新的思维范式和经济学上的依据。

简介：《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填补了中国个人网络信息安全保护方面的立法空白。但它还不够完善。尤其是没有明确具有规范个人信息采集功能的信息采集必要性原则之准确内涵,且又提出了＂网络实名制＂这种新的个人信息采集规则。在比较研究的基础上,本文讨论了必要性原则的具体内涵,以此进一步分析了＂网络实名制＂规则与该法律原则之间可能存在的内在张力,认为实名制规则必须通过未来的细化完善才能与该立法的基本原则相协调。

简介：“天坛宪草”之孔教入宪，既关涉最宏大的时代变换，又触及最微小之个体心灵，因此引起当时最激烈的立宪争议并泛溢于社会各界。本文试图利用天坛制宪的原始史料，走进制宪语境，梳理双方之共识与争议，以发现孔教入宪的历史语境、时代问题与解决方案，即孔教入宪的发生机制与规范结构。孔教入宪的制宪讨论凸显了近代立宪者对民性与国情的判断，在“民国理想”与“国民现状”的巨大“势差”中，“教”的提升、整合与支撑功能被不断强调。只要“势差”不变，“教”的发生机制就必然内嵌于宪法之中，并具体落实为可接受的宪法规范，发挥其独特的功能。而且，“教”的规范结构形成了近代中国宪法的核心功能，凸显了近代中国宪法的二元正当性以及中国近代转型的复杂与艰巨。

简介：中国古代社会的大一统秩序，是由政统、道统、法统、社统等四个子系统共构。而成的权威秩序。在此共构的大系统中，政统发挥着整合的功能，在整个权威秩序中居于主导地位；法统得到政统的支撑，体现道统的价值理念，在国家公共领域建立强制性的规范秩序，在社统区域维持最低限度的规范秩序。根据社会秩序各子系统的相互关系，法统可分为三个结构性区间：暗弱区，在秩序体系的上层区域，政统发挥主导作用，法统的规则不明确，发挥的功能弱小；强力区，在秩序体系的中间层，规则明确、功能强大；衰弱区，在秩序体系的下层，有规范而难以执行，法统功能越是靠近边缘区域越是衰弱。本文通过对中国古代社会权威秩序的解析，进而阐释中国古代法统与政统、道统、社统的共构机理，客观认识其内在合理性和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