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正>一、关于经济法的调整对象调整对象问题是经济法理论中一个核心问题。能否界定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关系到经济法能否成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而且,有关经济法的原则、作用、主体、客体、权利义务关系、法律责任形式等一系列问题,都是由调整对象的性质和范围决定的。调

简介：印度计划模型简介何道隆印度除了制定计划战略对其宏观经济在质上进行控制外，在每个五年计划过程中，还运用计划模型对其宏观经济在量上进行控制，使计划的经济指标具有合理性和科学性，保证了国民经济能够得到较平稳的健康发展。威廉·刘易斯指出：“印度肯定准备好了一...

简介：“调审分商论”认为，我国诉讼调解制度内含调解与判决之间的矛盾，存在结构性缺陷，故应将调解从审判制度中分商出来。本文的分析说明，诉讼调解制度中的法官自由裁量与依法审判、当事人的自愿与法官强制、让步忠诉与权利保障之间的矛盾关系，是否就是诉讼调解制度在实践中异化的原因．是值得追问的。

简介：法律信仰是人们出于对法律的依赖感而生产的心理感受，在行为上则体现为对法律过程的参与。在当下的中国语境中，似可把法律信仰的对象归纳为自由、平等、秩序、安全等法律价值，实在法是法律信仰的载体。在通常意义上，对法律价值作出权威性界定的法官即是法律信仰的表征者。在终极意义上，法律解释要合乎宪法，法律信仰可归结为宪法信仰，法律信仰最终要由违宪审查者来表征。

简介：山东省广饶县民政局紧紧围绕优抚对象生活、医疗、养老等重点保障领域，认真落实各项优待抚恤、医疗减负、健康疗养等政策。一是落实抚恤补助待遇，实现“应补尽补”。按照国家规定的抚恤定补标准。及时为重点优抚对象发放抚恤定补金2111．29万元；2016年新认定200名退役士兵享受60周岁以上农村籍退役士兵老年生活补助和2名烈士子女享受60周岁以上烈士子女定期生活补助，目前全县共有3430名退役士兵和473名烈士子女领取生活补助资金，全年发放生活补助金508．59万元。

简介：编辑同志：我们在对监察对象进行检查和调查时，涉及到一些非监察对象，请问，监察机关能不能对非监察对象进行查询？达理达理同志：根据《行政监察法》第二十六条“监察机关对监察事项涉及的单位和个人有权进行查询”的规定，监察机关在进行检查和调查活动中，只要是监察事项涉及到的单位和个人，无论其单位性质和个人隶属关系如何，监察机关都有权根据处理监察事项的需要对其进行查询。因此，监察机关有权向监察事项涉及的非监察对象进行查询，被查询的单位和个人有义务按照监察机关的要求予以协助，如实提供情况，不得拒绝。但监察机关向监察事项直接指向的监察对象以外的单位和个人特别是非监察对象进行查询，与监察机关对监察对象采取监察措施是不同的，对查询的单位和个人不能采取查询以外的其他监察措施。监察机关能不能对非监察对象进行查询?@孙良怀

简介：刑事处罚的附随后果扩散到治安管理领域,对管理对象的身份进行＂标签化＂,不利于行为人的自身发展和社会和谐。刑罚的扩散效应对治安管理对象的社会生活、经济生活造成了严重影响。不可否认,刑罚的扩散效应是应对当前严峻的治安形势下的重要保障,但也应看到其具有诸多负面效应,如在一定程度上对当事人隐私形成侵犯、增加再犯罪的可能性、违背＂禁止重复评价原则＂以及忽视人权的保障。因此,应坚持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指导,扩大前科封存制度的适用对象,改变刑罚执行理念,将刑罚的扩散效应控制在最小的范围内。

简介：明确法的保护对象是法学理论研究和立法实践活动的重要前提,环境法的保护对象是环境法学的基础性概念,更是环境立法和环境保护实践的重要指引。本文在探讨法的保护对象之一般理论的基础上,展开对于环境法这一具体领域法的保护对象的研究,整理出了界定环境法保护对象的五条标准。在考察国外环境法保护对象的立法模式,并检视我国《环境保护法》第2条关于保护对象立法中所存问题之基础上,结合五条界定标准,对《环境保护法》第2条的完善提出了法律因应建议。

简介：始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审判方式改革,试图将我国的民事诉讼模式由以往的超职权主义逐渐向当事人主义转型,尽管在证据理论、庭审方式、裁判路径等方面较之以往已有不同程度的改善,但依然很难下定论,中国民事诉讼模式下已完成向当事人主义的成功转型。在审判方式改革旗帜下各地法院所发布的纷繁复杂的

简介：我国现行的人大及常委会监督同级"一府两院"工作的体制,存在两大局限:一是在监督同级"一府两院"工作上存在法律"盲区";二是对重大案件难以切实有效的实施监督.上级人大及常委会如有权监督下级"一府两院"的工作,就可以有效克服这两大弊端,提高人大监督的实效.

简介：凯撒里亚的普罗柯比(490/507—560/561年)是拜占廷帝国查士丁尼时代(527—565年)的著名史学家,其最重要的作品《战记》(HistoryoftheWars)记载了查士丁尼统治时期拜占廷帝国与波斯帝国(527—531年)、汪达尔王国(533—534年)和哥特王国(535—550年)进行战争的详尽经过,反映了该时期拜占廷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社会生活等诸多方面的现实,同时也比较全面地体现了普罗柯比本人的历史观。本文以《战记》为分析对象,研究普罗柯比的历史观。一、普罗柯比历史观中的希腊传统史学思想普罗柯比生于加沙(凯撒里亚),这里的学校非常重视希腊式古典教育,学生都具备扎实的古典修辞学基本功。因此可以推断,普罗柯比受到过古希腊史学思想特别是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等古希腊史家思想的熏陶。他的《战记》一书在修辞和文法方面的风格特点也说明普罗柯比熟知这两位大史学家的作品。希罗多德以其对西方史学的巨大贡献而被后人尊称为“历史之父”。他以希波战争为主题的史学巨著《历史》充分利用了当时所能见到的各种文献资料,注重对亲身采访和实地调查所得到的材料的运用。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贡献是发展完善了政治军事史的...

简介：敲诈勒索罪是一种重要的侵犯财产罪，其犯罪对象是公私财物。值得讨论的问题是：财产性利益是否可成为该罪的犯罪对象。我国刑法没有明确规定财产性利益是否属于敲诈勒索的对象，有的学者对此持否定态度，认为诈骗罪“侵犯的对象限于各种具体的公司财物”，而敲诈勒索罪与诈骗罪都属于侵犯财产罪，具有极强的可比性，

简介：有关打击报复证人罪，刑法第308条作了详细规定：“对证人打击报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简介：<正>阿·马歇尔(1842—1924)是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阶段过渡到帝国主义垄断阶段的著名庸俗经济学家。在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史上,是继约·斯·穆勒而为第二次大折衷、大调和的代表人物。他的庸俗经济理论曾起过重要的承先启后的作用,其主要政治经济学著作《经济学原理》成为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正统和里程碑性的著作达数十年之久,流毒是很深远的。这里仅就他的庸俗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加以简评。

简介：在假释过程中，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假释的适用对象问题，合理地确定假释对象对于发挥假释制度的功能具有重大作用。但我国在假释对象条件上采取一刀切的立法方式，没有过多考虑犯罪人的不同和犯罪类型的不同。而域外很多国家和地区针对不同的犯罪人和犯罪类型规定了不同的假释条件．这有利于行刑个别化的实现以及更好地实现假释制度的功能，因此在借鉴国外立法例的基础上，我国有必要在立法上针对不同的犯罪人和犯罪类型规定不同的假释条件。

简介：本文以经济学的视角把公共服务分为纯公共服务和准公共服务,并以此为出发点分析探讨作为民营化主要对象的准公共服务在民营化过程中的三种模式:BOT模式、BOO模式及服务承包在我国实践中的运用.

简介：随着我国老龄化的深入和家庭结构变迁的冲击，家庭养老这一传统模式面对着越来越多的压力和挑战，而作为家庭照顾者主力军的老人配偶和成年子女的需求却一直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本文借鉴美国和澳大利亚针对家庭照顾者的服务经验，提出我国居家养老服务对象不能仅仅局限在老年群体，也应该包括老年人的家庭照顾者，这种延展性服务能有效解决目前我国家庭养老模式的困境。

简介：为比较和分析政治信任两种测量方式的含义,对2010年澳门居民的实证调查数据进行了分析。基于文献,作者提出了政治信任的两种测量方式：直接测量是较为抽象地理解居民对政治系统的一种信念和态度,间接测量是对政治系统行为等更为具体的评价。研究发现,直接测量结果显示澳门居民的政治信任度较高;间接测量则显示澳门居民的政治信任偏向否定。说明澳门居民当前虽然对政治系统还抱有较为正面的认可态度,但从具体行为的评价上来说并不乐观,澳门特区政府应保持警醒,并注意取得民众对基层的信任、政策的信任和官员的信任。研究也证实,政治信任的直接测量更倾向于社会化模型的解释,而间接测量则更倾向于政府绩效的解释,即政治信任的不同测量方式对解释其影响因素是有显著不同的,以后的实证研究应注意这点。

简介：<正>随着技术成果的商品化,技术秘密被盗的案件时有发生。对于这种新形势下出现的新犯罪形式,由于缺乏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司法实践中颇感棘手,法学理论界也认识不一。有种观点主张应定盗窃罪。理由是:(1)刑法中所言“财物”既包括有形财产,也包括无形财产。技术秘密属于无形财产,理应包括在“财物”之中。(2)技术秘密属于生产资料,具有价值与使用价值。一九八五年元月公布的《国务院关于技术转让的暂行规定》已确认它是一种

简介：由于对集资诈骗罪对象的理解不同，实践中在个案的定性上出现了差异。将作为集资诈骗罪对象的“社会公众”限定为不特定多数人并将其作为集资诈骗罪与普通诈骗罪的重要区别，是目前我国刑法学界在集资诈骗罪对象的研究中存在的认识误区。实际上，这一学理解释结论既无法承担区别集资诈骗罪和普通诈骗罪的任务，在面对具体问题时又无法得到坚持和贯彻；既会带来逻辑上的误识，又与集资诈骗罪侵犯的客体没有必然联系。集资诈骗罪中“社会公众”的核心在于“多数性”，而不是“不特定性”。集资诈骗罪对象的辨正，对于集资诈骗个案的司法认定具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