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简介：本文通过对《耶鲁精神——感受耶鲁大学及其法学院》一书进行梳理,揭示了这么一个观点,即大学的基本宗旨在于服务,法学院的基本职能在于培养法律人的特色。不仅仅法学院教授具备了这一特征,他们培养的学生也具备如此特征。以此,反衬出中国大学法学院基本职能的缺位。最后,笔者还对该书涉及的作为西方国家代表的美国对待中国法律、法治的态度进行分析,得出自己的不同看法。

简介：<正>自由资源是革新和创造的关键;缺少自由资源创新将会受到阻碍。——劳伦斯·莱斯格1999年,莱斯格教授以他的CodeandOtherLawsofCyberspace一书震动了美国知识产权界。在该书中,莱斯格教授认为软件体系和编码塑造了经济和社会,他把这一发展趋势用振聋发聩的语言进行了概括——"编码就是法

简介：在北京市海淀区法院有这么一位法官：他办案神速,2005年至2009年间。每年结案数均突破。700件,连续5年列全院民事结案第一;他善用调解,所办案件的调解撤诉率高达80%;他水平过硬,独立办案以来共审结案件4000余件,至今未出现一例过错案件;他帮扶济困,为许多打不起官司的弱势群体解决了难题,被当事人称为＂社会良心。法律坚盾＂。他,就是海淀区法院民二庭的李红星法官。他曾被评为北京市＂人民满意的政法干警＂、海淀区政法系统＂青年十杰＂、海淀区＂青年岗位能手＂。目前,以他命名的＂李红星工作法＂被海淀区法院向全院推广,并取得良好的效果。

简介：为用好用活“检察开放日”这个载体，进一步推行阳光检务，深化检务公开，强化外部监督制约机制，今年3月，大足县检察院党组班子高度重视，认真思考。如何把“检察开放日”开展到基层群众身边，以倾听基层群众的声音，了解他们的需求？如何通过开展“检察开放日”来服务基层群众，帮助解决他们的司法诉求？

简介：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立足个案,从解决好每一起矛盾纠纷出发,针对不同的案件采用不同的处理方式,打造以个案为平台的复合型矛盾化解机制,深入推动社会矛盾化解,取得良好社会效果。

简介：3月13日上午，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在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作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时说。2015年，全国各级法院对腐败犯罪始终保持高压态势，审结贪污贿赂等犯罪案件3．4万件4．9万人，被告人原为厅局级以上干部的134人，审结周永康受贿、滥用职权、故意泄露国家秘密案，审结蒋洁敏等15起重大职务犯罪案件。据介绍，去年，最高人民法院受理案件15985件，审结14135件，比2014年分别上升42．6％和43％；

简介：最近,有幸读到新出版的《经济法学》一书[1]。我主要看了总论部分前几章。读罢,深感编写组诸位经济法学界中生代经济法学人付出了辛勤劳动,完成了一项很难完成的任务,为经济法界提供了一本可读、可教、可研究、可思考的教材,也帮助教育部门解决了多年来困扰的民、商、经学科之争的难题。教材

简介：在我国,部门法学著作有两个偏向,一是侧重于我国现行法律文本的梳理,二是侧重于抽象的部门法学理论的探讨。前者导致的结果是许多部门法学著作的法条化;后者导致的结果则是一些部门法学著作宛似空中楼阁。部门法学著作克服前二者的理想做法应是在规范与事实之间展开,即将法律文本与生活事实有机结合起来,以研究法律是什么。邵建东、方小敏、王炳、唐晋伟编著的《竞争法学》从我国当下的法律规范与事实之间展开,并注意域外法律文本和事实的采掘和借鉴,强调了对竞争程序法的立法与实践的分析,向我们展示了部门法学著作的新视野。

简介：在《谁之全球化?何种法哲学?》的"第一部分",即《全球化与中国法学:一种开放性"全球化观"的建构》中,邓正来教授对当下中国法学的"全球化论辩"进行了严肃的学术批判。不过,鉴于法学理论的意识形态气质,邓教授的批判从国内层面对当下中国法学"全球化论辩"中的意识形态问题进行了问题化,即揭示了当下中国法学"全球化论辩"中论者之意识形态担当上的"无力"和"被动"。然而,缘于当下中国社会意识形态(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为表征)于目前世界意识形态格局中的不利处境,"邓正来批判"从全球化话语来看(或在国际层面上)也存在着问题,即尽管当下中国法学"全球化论辩"中论者的意识形态担当内在地存在着问题,但他们毕竟在全力担负着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职责,不过,邓教授通过其严肃批判虽然展现出一种"厚重"和"主动"的意识形态担当,但是,即便邓教授的意识形态担当更为有力(甚或更为完善),他也无法及时和完全弥补其批判所会给当下中国社会意识形态安全造成的损害。

简介：<正>在各国的反垄断法律制度中,公用企业的垄断都是一个需要特殊对待和处理的问题。而在当前中国内地,它更具有"中国特色",并且是国家整个反垄断法能否切实实施的重点。公用企业垄断法律规制的特殊性,主要在于企业的特殊性及其自然垄断性两个方面。在企业特殊性方面,各国的主要考量是它除了具有一般企业的营利性之外,还有公益性或产品(服务)的公共性,它关系到广大民众生活之所需,因此在反垄断法上往往作出适用除外之类的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