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若将价值定义为对象的存在、作用及它们的变化对于一定主体需要及其发展的某种适合、接近或一致，那么就有两个问题需要澄清，一是它不应当包括负价值，二是人的需要不仅包括物质需要也包括精神需要，且由于人的精神需要与欲望、意志内在联通，因此需要不仅包括客观方面，也包括主观方面。价值间的差异与矛盾常常由主体差异引起，因此研究人的个体、群体、类这三重属性之间的关系对于把握价值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

简介：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的分析是从分析商品开始的,随着研究的深入,马克思逐渐放弃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这些具体的价值表现形式,而致力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价值指向,这样就造成了马克思在价值的关系范畴、实践范畴和历史范畴上的根本性革命。首先,在价值观上,坚决反对任何生物学意义上的效用价值论,坚决反对在一切对人类有意义的实体上泛用价值概念,甚至是自由、平等、人权、尊严、安全、富裕等一切有用性方面。其次,在价值的本质上,马克思反对任何理论的、先验的价值概念,诸如所谓的人道价值、天道价值等,在马克思看来,没有一种价值会在人的社会实践行为发生之前先验存在,且作为关系不仅仅是理论的,更是实践的。也就是说,价值不是别的,只是特定人类组织的共同的社会劳动形式,马克思明确指出,价值只有在一个共同的社会组织中才能产生和存在,并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完全不同,譬如个人对教授称号或枢密顾问称号或某个勋章的需要,也只有在完全一定的"社会组织"内才有可能。再次,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式中的暂时的价值结构现实绝不是人类社会共有的价值结构本质,新的社会劳动共同体将产生新的共同价值。

简介：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四个自信”，尤其强调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层、更持久的力量，并且在“四个自信”中居于统摄全局的地位，决定着“四个自信”的性质、方向和前途。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观，文化自信的核心是价值自信和价值观自信。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文化自信的价值基因，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文化自信的价值本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文化自信的价值依托。深入理解和深刻认同这些价值维度，坚定文化自信和弘扬中华文化，既是时代和人民赋予我们的历史使命，也是实现中华民族文化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

简介：列宁土地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土地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列宁在不同时期从不同角度就解决俄国农民土地问题,提出了适合俄国国情的土地思想。中国共产党继承和创新了列宁的土地思想,提出了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新型职业农民理论、绿色生态理念、精准扶贫理论和农业科技创新理论等,形成了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土地理论和“三农”政策,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新探索和理论新成果。

简介：<正>1919年秋天,当美国共产党形成两个派别的时候,它继承了其社会党先驱关于黑人问题的观念。这种状况是具有传奇色彩的社会党领袖欧仁·德伯斯(EugeneDebs)所确定的,他宣称社会党"对黑人没有什么特别的贡献".黑人地位会随着工人阶级地位的提升而随之上升。然而,在1919年3月形成的列宁领导的第三国际(共产国际)不同于其社会党先驱,它认为殖民地和依附国的人民是工人阶级同帝国主义敌

简介：价值究竟是预成的,还是生成的?这是哲学领域值得探讨清楚的一个重要问题。一个时期以来,我国哲学界从设定客体满足主体需要的主客关系出发界定价值,在一定程度上弱化或遮蔽了价值的生成过程。其实,哲学意义上的价值不能仅仅以满足需要为基准,而应以主体自身的应然生成过程为旨归。

简介：价值自觉是主体对价值及其价值观高度省思基础上,认同和确立正确的价值观念和价值取向,自觉培育和践行核心价值观念、正确处理价值关系的活动与状态。培养大学生价值自觉有利于学生健康发展,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和践行的实效,有利于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当前大学生价值自觉面临工具理性的负面冲击、价值虚无的裂变式传播、价值交锋激烈且隐蔽等现实困境。破解现实困境,培养大学生价值自觉要从激发主体意识、夯实理论基础、深化社会实践、厚植文化沃土、健全制度环境五个方面协调推进。

简介：协商决策是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过程中动员干群力量、化解社会矛盾、走出治理困境时运用最多的领导艺术。经历了早期开创性的萌芽、探索中的成长、理论上的成熟、制度化的完善的不断发展过程。毛泽东从主体类型与范围两个维度对协商决策主体进行构建,强调将协商思想始终贯穿政治决策过程,并以＂三三制＂政权建设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创立等实践形式有力地推进了协商决策制度化建设。毛泽东协商决策思想对当今党和国家推进民主政治建设、完善民主决策制度、健全社会协商民主制度有重要现实意义。

简介：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价值取向内含价值目标、价值标准、价值准则、价值导向等多层面内容。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最高价值目标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根本价值标准是坚持以人民为主体;核心价值准则是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人类价值导向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它们之间相互联系、相互支撑、相互作用、有机统一,是社会主义基本价值的具体体现,对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挥着强大的保障、引领和规范作用。

简介：毛泽东一生以实现社会公正为奋斗目标。在经济上,消灭私有制,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在政治上,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专制统治,建立人民民主政治;在意识形态上,加强以公正为目标的社会主义教育;在国际关系上,反对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简介：中国革命战争的伟大胜利和新中国军事斗争的辉煌成就,无可辩驳地证明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科学价值。在科学技术不断发展、战争形态不断演变的历史背景下,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灿烂光辉并没有丝毫暗淡,依然是我们创新发展军事理论的坚实基础,是研究和制胜现代战争的强大武器,是加快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科学指南。

简介：到目前为止,我国价值本体论研究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实体说"、"关系说"和"系统质说"。可以说这三个阶段中,每一个阶段都揭示了价值本体论的某个方面,但是都没有能够全面准确地说明价值的本体论问题。本文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通过比较、辨析以上三个阶段观点的得失,提出价值是作为主体对客体满足其需要的满足感的概念描述而存在于主体的思维当中的。

简介：本文以马克思主义的以人为本的思想为指引,通过历史与现实分析,认为人的缺失是现代德育所出现的最大危机,而要从根本上克服这个危机,就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以人为本的思想,实现德育的价值回归,让德育在促进人的现实性发展与未来性发展、个体性发展与社会性发展、全面发展与个性发展的统一上发挥其应有的功能。

简介：“生产要素价值论”是不正确的。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主要不在于解决分配中存在的问题，也不是一种仅仅考察“原始的实物交换”的理论。它既不是“狭义劳动价值论”，也不是承认任何劳动都创造价值。我国长期以来轻视知识和排斥知识分子的根源，不是劳动价值论。生产要素价值论不可能取代劳动价值论。

简介：知识生产力是以知识资源为依托、以知识创新为灵魂和核心、以人为本的可持续发展的新型生产力形态。知识生产力的相关研究,克服了过去仅从物质生产力的视角界定生产力的做法,扩展了生产力的涵义,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内容,具有重大理论及实践价值。

简介：毛泽东的治藏思想主要包括：维护国家统一、反对民族分裂,加强民族团结、搞好统一战线,中央支援帮助、发展经济文化,民族区域自治、保障人民权利,培养民族干部、加强基层建设等。这一思想体现了维护祖国统一的根本立场,坚持人民至上的核心价值,必须慎重稳进的工作方针等基本原则。它为党的治藏方略奠定了理论基石,为党的治藏格局提供了范式借鉴,为党的治藏工作助推了实践自觉。这些对我们党和国家在新时代背景下进一步推进西藏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和长治久安工作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简介：美好生活的提出是对人全面发展的观照,美好生活内含的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观从人民的利益出发,重新确立起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观,强调人民作为社会发展主体的地位是对党的初心和宗旨的回归与重申。同时,也矫正了以＂增长＂为发展本质的发展观,将以发展作为＂目的＂代替了以发展作为＂手段＂,实现了对发展本质的回归,重构了21世纪的发展价值观,实现了发展对人的主体地位的彰显。而美好生活的提出,也实现了将生活方式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重要范畴重新回归于社会发展之中,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是对生活方式的重建。

简介：邓小平立足国情又放眼世界思考中国反贫困的战略意义,他认为反贫困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之一,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中国的反贫困事业不仅关乎中国国际地位提升,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具有重大意义,而且关乎国家安全、社会稳定,更能促进构建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邓小平从两个层面阐明了反贫困的价值目标,一是国家兴旺富强;二是人民共同富裕。邓小平认为:帮助农村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农村摆脱贫困是中国反贫困的着力点;要探索一条通过改革开放,制定并实施由政府主导的扶贫开发战略,大力发展农业,先富带后富,发达地区帮助落后地区的反贫困道路;反贫困必须坚持在党的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在邓小平反贫困理论指导下,中国的反贫困事业成就卓著。学习邓小平的反贫困理论,对于当前做好扶贫攻坚和精准扶贫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简介：社会价值规范实践是现代社会生活领域中的基本交往形态，其核心是公民权利、经济效率与个人自由的有机统一。因此，它们构成了和谐社会的基本底线。同时，也应是政治改革实践的立足点。

简介：毛泽东对建立和谐的政治关系的探索主要体现在制度、方法两个层面。在他领导下，中国确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为建立和谐政治关系奠定了制度基础。他对立足全局，统筹兼顾，“团结——批评——团结”等方法论的探索，为政治和谐提供了方法指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