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正>弗兰西斯·培根是“英国唯物主义和整个现代实验科学的真正始祖”。他在人类认识史上的巨大贡献在于,致力于认识论的探讨,提出并解决了若干重要的认识论问题,实现了哲学研究方向的根本转换。关于培根认识论的性质与特点,学术界

简介：中国人民军队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性质特征、职能特征和品格特征。它是无产阶级性质的军队，既属于人民、服务人民、依靠人民，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它既履行防卫作战的战斗队根本职能，又承担着保障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社会发展职能；它具有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具有尊干爱兵、官兵一致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具有大无畏革命英雄主义精神。这些主体特征，是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结晶，是我军的特色和优势，丢掉了这些主体特征，便不成其为中国人民军队。

简介：引入主体间理论视角，探讨心理疾病病因观、专业心理求助有效性和污名信念等三种心理健康学识在个人和主体间两个层面上的相互关联及其对专业心理求助意愿的解释能力，以此分析个人信念和对社会文化的知觉与专业心理求助的关系。对社区居民和在校大学生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个人和主体间学识信念关系紧密但又有显著差异，主体间内源病因观强于个人内源病因观，主体间有效性信念弱于个人有效性信念，主体间污名信念强于个人污名信念。个人和主体间层面的学识信念都存在人口学差异。个人和主体间学识信念均可独立评估求助意愿，但个人信念解释力更强。结果有助于从个人和社会文化两个层面同时理解专业心理求助行为。

简介：十九大报告指出：“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完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

简介：以结构主义为支撑的后现代激进思潮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叙事提出了诸多批评，从而亦给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解释带出了诸多争论。本文试图在有关历史变迁规律争论的语境中，阐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历史叙事的特色：其一方面坚持社会历史变迁动力机制普遍性假设，另一方面聚焦于社会形式的特殊变迁，从而揭示特定历史条件下历史变迁的直接动力、基本方向和可能形式。这一特征可以简单地概括为对主体与结构之间张力的协调，与黑格尔辩证法传统一脉相承，亦是全部欧洲现代性历史叙事的制高点。各种后现代话语多为那种张力的碎片化回应，并没有证明张力本身已经改变。因此，它们大都表现为一种立场的申诉。

简介：当前一些民族自治县在县域范围内展开了利用建筑载体表达民族传统文化的实践活动。传统文化的建筑表达实践，一方面凸显了民族文化特色，另一方面这种实践赋予建筑艺术特性，传达出了某种伦理价值观，因此是一种伦理叙事。本文借助建筑伦理叙事理论对裕固族传统文化的建筑表达实践活动进行解读，发现裕固族利用传统文化服饰、民间故事形象、宗教信仰、传统游牧生活场景等文化符号对公共建筑进行了民族化表达的实践中，呈现了裕固族人的传统英雄观、德性观、生活观、爱情观，具有伦理传达、行为导向和传统伦理现代建构的功能。

简介：对国家在船舶油污损害赔偿义务主体的观点中，肯定者与否定者都有不同的见解，但不可否认的事实是目前既没有明确的国际公约、国内法为国家作出承担责任的要求，也没有直接的国家实践支持国家承担责任的事例，目前在整个国际损害责任领域国家责任的作用是极其有限的，实际上国家是不应该作为船舶油污损害赔偿义务主体对待的。

简介：<正>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确定与划分,取决于我国生产力发展的现状,以及与它相适应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若干基本特征,这个阶段集中表现为社会主义的不成熟、不发达、不完善,具有过渡性、多层次、新旧交替、优劣交织的性质。确认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本质规定,是探索和考察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体质的规定性的根本出发点,它直接决定着人们观念的性质、内容及其表现形式:①影响主体观念活动

简介：谨以此文纪念中国思维科学的开拓倡导者钱学森诞生一百周年!

简介：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

简介：中国古代对政治合法性的反思首先寄托于天命。夏商时期的天命是君主与天帝的契约，臣民只能承受命定的秩序。周公斩断天帝与君主的血缘联系，以德行来判断天命所归，实现天命不常与恒常的统一，而天命又只能通过民意得以反映，从而在天、君、民之间形成环形三角交互结构。周公试图用此在经验把握普遍必然，以现实参验的方法理解天、君、民、德等概念及天命唯德等命题，最终使理想政治只能寄托于“先王有德”的绝对，从而变成对现实等级制度的摹写。

简介：探索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现路径首先要弄清楚主体问题，即由谁来推动和实现的问题。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大众化的主体无疑是人民群众，但这一观点却与人们曾长期确认的“灌输论”格格不入，相互抵触。通过对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有关论述的考订和解析，我们认为，“灌输论”不仅不是马克思、恩格斯提出来的，而且还与他们的一贯思想严重冲突。列宁虽然赞同并提出过“灌输论”，但他是在特殊的历史背景和语境中提出来的，并非其一贯的思想，不具有普遍性意义。要在“大众化”中真正树立大众主体观，就必须走出“灌输论”的窠臼，在实践过程中大力提高群众自身的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水平。

简介：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提出“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目标，反映出国家层面对乡村治理的愿景。随着经济转型和社会变革的深化，出现了“乌坎事件”等一系列乡村治理失效案例，其主要原因和表现是治理主体有效性不足，而乡村治理主体失效的根源在于农村产权主体权利结构不当或失效。作者运用农地产权制度与乡村治理辩证关系的分析框架，分析乡村治理主体选择及其有效性的影响因素和发展方向，提出理应在国家权力、集体产权、农民权利以及其他主体权利关系中完善农村产权制度，特别是强化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依托有效的产权制度建立起利益均衡机制，从而实现乡村治理主体的有效性选择。

简介：责己与责人是儒家用以处理己他关系或人我关系的重要伦理规范。儒家阐释了作为道德活动的责任伦理主体指向——责己和责人，从特定维度丰富了儒家的责任伦理学和角色伦理学。历代儒家既讲责人又讲责己，但更重视责己；同时，儒家并不否定责人，而是主张敢于责君、敢于劝谏，提出了以责成人之道的思想范式。儒家凸显责己，彰显了重责己轻责人的价值导向。

简介：僧肇将认识主体分为人与圣人，二者都有能动的构造观念的能力，他们的差别在于对客体的认识程度，常人只能认识“相”，而圣人却能认识到“实相”。“相”相当于现象，“实相”相当于本质，它们是一物之两面。主体与客体的关系随认识层次的深入可分为三个阶段：主客二分、主客统一、主客同一。在主客同一阶段主体与客体的差别消失了，人达到了“物我俱一”的境界。

简介：继2013年在全国宗教界开展了以“教风”为主题的和谐寺观教堂创建活动以来，在各地政府宗教事务部门的领导安排下，通过各地伊协、清真寺、阿訇、穆斯林的积极参与努力，伊斯兰教界对教风建设重要性、必要性的认识得到明显提高，教风方面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得到重点解决，改进教风的制度建设得到有效加强，“教风年”创建活动取得了阶段性重要成果。2014年1月，国家宗教局发出《关于2014年继续以“教风”为主题开展和谐寺观教堂创建活动的通知》，要求宗教界继续以“教风”为主题，开展和谐寺观教堂创建活动。

简介：波普的客观知识论和波兰尼的个人知识论针锋相对。势若水火。哈克对波普的“没有认知主体的认识论”的批判，是对波兰尼的一个强有力的支持，但是她的“具有认知主体的认识论”和波兰尼的个人知识论又有很大的不同。三人在认知主体问题上的差异．对应于他们时知识概念的不同理解：波普专注于知识的内容义．哈克兼重知识的内容义和状态义，波兰尼则将知识的内容义、状态义和能力义统一在个人知识的概念之下。

简介：在胡塞尔现象学伦理学中,先验自我具有意向性之指向性与构造性特征,一切价值和意义都是出自先验自我之意识之授义活动,先验自我成为了一切行为之极点,胡塞尔现象学伦理学中展显出的主体性是一种＂先验主体性＂。海德格尔将＂此在＂作为突破口从三个方面对胡塞尔先验主体性性理论作出了发展改造。海德格尔从本质上把此在归结为与他人在世界之中的＂共在＂。因此,海德格尔现象学伦理学中展显的主体性是一种＂共在主体性＂。海德格尔的现象学伦理学是一门源始伦理学。共在主体在源始伦理中的本真生存即是领会良知的召唤、切近存在之真理以及诗意地栖居。

简介：倪培民先生是以西方哲学开启其学术研究的,但在留学并任教于美国（格兰谷州立大学）以后,反而走出了一条向中国传统的回归之路.自20世纪90年代起,倪先生即转向了东西方比较哲学,并在西方传统哲学框架之外开辟“功夫论”的领域,即从传统所谓“功夫论”的角度来阐发儒家学说.21世纪以来,倪先生又撰文倡导《将“功夫”引入哲学》,并积极参与、评骘大陆学界关于中国哲学的“合法性”讨论,认为中国哲学不仅应当肯定自己的“合法性”,而且应当从“合法性”讨论走向具有“立法者”意义的自觉;而其英文著作《孔子：人能弘道》一书,自然可以视为倪先生以中西双语对孔子思想的言说与阐发.至于其新近刊发于《南国学术》的《儒家的精神性人文主义之模式：如在主义》与发表于《孔学堂》的《阳明心学的功夫伦理与价值重建》,则无疑代表着倪先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儒家人文主义精神之一种新的阐发.倪培民先生的这一走向,既对“留洋”之士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同时也值得本土学者认真咀嚼.

简介：国有企业和技术创新是两个不同的领域，但在改革中却把二者结合起来思考并加以运作。本文依据近现代市场规则以及国企性质和特征，阐述了国企作为公益性社会组织与作为竞争性经济组织的矛盾，分析了国企作为历史和现实中的社会存在是否具有作为技术创新主体的合理前提与条件。认为，国企虽然具有作为公益性社会组织存在的必要，但在实践中维护国企的技术创新主体地位，在逻辑上仍然要求国家或社会直接承担创新投资的风险和收益，这不仅不利于积极吸引民间资本投资，形成以民间资本为投资和收益主体的技术创新的格局，而且有悖于改制的初衷，进而指出了国有企业作为技术创新主体的风险和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