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女娲救灾神话考《淮南子·览冥训》往古之时，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载，火煜炎而不灭，水浩洋而不息，猛兽食颛民，鸷鸟攫老弱。于是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杀黑龙以济冀州，积芦灰以止淫水。苍天补，四极正，淫水涸，冀州平，狡虫死，颛民生。

简介：黄志强教授的(香港新风出版社2002年11月出版),是一部系统研究佛家逻辑的学术专著.该书是作者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佛教逻辑的现代研究"的重要成果.在因明研究中,作者坚持历史分析、实事求是和比较研究相统一的原则,摒弃陈见,大胆探索,提出了许多启人颖思的新观点、新思想和新方法.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说,作者的许多观点富有创见,值得因明研究者予以关注和重视.

简介：<正>中央研究院是中华民国最高学术研究机关,1928年创设于南京,直隶于国民政府(1948年改隶总统府),以实行科学研究及指导、联络、奖励学术研究为任务.依据不同学科,该院分设若干研究机构,历史语言研究所(简称史语所)就是其中之一.一、史语所组织沿革1928年春,中央研究院有感于历史与语言研究之重要,命傅斯年为筹备员.在广州设立历史语言研究所筹备处,负责进行安阳、泉州、川边等处及云南人类学知识的调查.10月正式成立历史语言研究所,计划逐步设立史料、汉语、文籍考订、考古等组.因北平史料最为丰富,故一部分整理及研究工作,即在北平进行.1929年6月,除少量带有地方性的工作,仍留广州外,其余全部迁往北平.“九·一八”事变后,外祸日迫.平津危急,史语所遂于1933年春南迁上海.与此同时,在南京鸡鸣寺着手兴建所址.1934年秋,南京新址落成,史语所迁至南京鸡鸣寺路1号.抗战爆发后,中央研究院奉命西迁重庆,史语所则经长沙迁往昆明,1940年冬再由昆明迁往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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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敦煌本文选注》的断代上限可划至武德三年到七年之间，下限可划至贞观年间，可能是现存最早的《文选》注本；《敦煌本文选注》多有常识性错误、体例随意，应属於大众知识份子的普及性注本；以《敦煌本文选注》为起点的佚名注综合研究有助於解决佚名注的研究争议，重绘唐代的选学图景；《敦煌本文选注》可以证明：一，在俄藏敦煌φ242号《文选注》的断代问题上，“撮钞”说可能难以成立；二，俄藏敦煌φ9242号《文选注》不是曹宪的《文选音义》，而是大众知识份子的普及性注本；三，《文选钞》的着者可能不是公孙罗；四，唐代的选学发展应由精英＋经典和大众＋普及这两部分交互发展而成。

简介：卫所是明朝主要的军事制度,明中后期开始＂民化＂。入清以后,清政府逐步对其进行改制和裁并。学界对清代卫所制度的研究著述颇丰,但现有研究多集中于区域性的局部探讨或个案层面的微观分析,缺乏全国层面与贯穿整个清代的宏观研究以及整体的理论概括。对于清代卫所裁并府厅州县的数量统计及具体卫所的列举上,虽然也有一些先行研究成果,但这些研究大多集中于少数几个史料记载比较丰富的区域和时段,重复研究较多,而对于其他一些卫所裁并资料相对欠缺的地区和时段则少有问津。因而从全国范围和整体角度来看,这些数量统计都不彻底和完整。未来,需要更多的宏观研究,通过研究清朝裁并卫所的整个过程,分析中央与地方对待卫所裁并的不同态度,探讨其对于清朝的行政区划、行政管理、财政税收、屯田经济、文化教育、边疆发展和民族融合等产生的影响,评价其整体的意义。

简介：回回国子监的创办是元代统治集团权力斗争的产物。元廷中的色目官僚为了培植自己的势力，巩固色目人的社会地位，在朝廷中与蒙古势力、汉人势力一争高下，直接促成了回回国子监的创办这一性质也就决定了回回国子监的发展命运始终伴随着元廷的政治斗争而浮沉。回回国子学以亦思替非文字为教学内容，它与当时元代社会流行的波斯语并不是一回事。它是当时西域诸国经济文书中通行的一种文书符号和计算方法，是与西域诸国经济交往的一项专门技术。

简介：长期以来，吴汝纶研究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薄弱环节。在相关研究中，学者比较关注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吴汝纶的总体评价问题；二是关于吴汝纶对桐城派古文文风的影响厦在桐城派中的地位问题；三是关于吴汝纶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贡献与地位问题；四是关于吴汝纶的政治倾向问题：五是吴汝纶对西学传播的贡献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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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正>葩经正丽,亘古诗宗.两千数百载来,传注万千,孕育亿兆,而古本难觏,真貌但堪意象.版刻以前,传世者唯开成石经暨孟蜀《毛诗》残宇拓本二卷,早不过晚唐巳.清季鸣沙山莫高窟密室启开,始得六朝写本及唐写本《毛诗故训传》、唐写本《毛诗正义》等残卷,已称瑰宝,视同珍薮.顾地不爱宝,天之不丧斯文,一九七七年八月,皖北阜阳城郊双古堆进行考古发掘,一号汉墓中得竹简文籍无数,《苍颉篇》、《周易》、《刑德》外,《诗经》一百七十余枚赫然在焉.墓主为

简介：日本研究蒙古、中亚简史［日］山田信夫（续三）四、第二时期的考古学、历史学研究（１）考古学（含古建筑研究）前文谈到的关于鸟居龙藏的东蒙古地区石器时代的研究，完全是先驱性的。其后，在朝鲜、满洲考古学研究发展期间，日本人就没有接触蒙古了。不过，关于热河蒙古...

简介：自19世纪末以来,李维史学的研究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世纪末至20世纪60-70年代,对李维史学的研究主要是对他所用史料的比对、考证,以及写作体裁的考察。这些基础性的研究成为后来李维史学研究的基石,但同时,李维作为历史学家的地位受到质疑和挑战,其著作的历史价值被质疑。第二阶段从20世纪70—80年代至今。研究的特点是回避对李维史料的研究,着重探讨李维写作的政治、社会象征意义,特别是与奥古斯都时代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学者们在李维的写作具有现实暗示意义方面达成共识,但是,李维是否完全服务于奥古斯都政权则有不同观点。

简介：一、峒丁的定义和兴起背景峒丁，亦称溪洞壮丁，史书中多有记载。宋周去非在《岭外代答》卷3《外国门下·峒丁戍边》中记载：“羁縻州之民，谓之峒丁，强武可用。”《桂海虞衡志》中志蛮条目亦记载：“羁縻州洞，……国朝平依智高，析其种落为州县，小者为洞，凡五十余所，即其长者为首领，籍其壮丁号田子甲者为峒丁。”由此可知，峒丁是由羁縻地区土著的非汉民族组织而成的地方武装。

简介：<正>《楚辞·九歌》是一组意象清新、情致深婉、语言优美的诗篇,凡读《九歌》者,无不被它的巨大艺术魅力所打动,所惊服。但同时也为围绕着它的许多问题所困惑。例如关于《九歌》的文体,就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问题。历来楚辞研究者,一般均承认《九歌》与楚国的宗教祭祀有关,但对《九歌》文体的性质缺少明确、一致的说法。通常认为,《九歌》是供祭祀典礼用的祭歌。虽然有民间祭歌说和郊祭歌说的不同,但都认为是“祭歌”这是一致的。所谓祭歌,就是供祭祀典礼上演唱的歌词。如最早注楚辞的王逸,他在《楚辞章句·九歌叙》中说:“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屈原放逐,窜伏其域,怀忧苦毒,愁思沸郁,出见俗人祭祀之礼,歌舞之乐,其词鄙陋,因为作《九歌》之曲。”这就是说,《九歌》原是楚地民间“乐

简介：本文首先探讨了扬州在唐代、特别是唐中叶后的空前繁荣.在此背景下才开始谈及伊斯兰教传入扬州.在对伊斯兰教唐代传入扬州的一些证据进行评价时,笔者又特地再赴扬州进行进一步核实取证.在对扬州伊斯兰教历史文化进行具体研究时,本文将重点放在仙鹤寺和普哈丁墓两个点上,而更着重其文物古迹的介绍和文物古迹研究意义的揭示.接着对扬州的几位重要人物、特别是对关系中国伊斯兰教全局的人物,进行了初步材料梳理.最后附带列举了扬属高邮菱塘和仪征两地的碑文名称,对仪征进行了一点介绍.

简介：当今世界性的国际化潮流里，跨国文化比较研究颇受重视。本论文基于中国人和韩国人之间的文化比较视野，将中国人与韩国人对祖先的祭祀礼仪作一比较。韩国人非常重视祭祖，几乎每家每户都保持着祭祖活动，可以说是非常普遍且典范的一种文化现象；相对地，如今在都市中一般中国人的家庭里很少看到祭祖活动，但中国地区宗祠的庙祭颇为普遍，个别家庭的祭祖活动（忌日祭）也能考察到，也可以说是中国文化的重要一环。

简介：1935年11月,中共中央颁布《西北中央局审查肃反工作的决定》,对＂陕北肃反＂进行处理,认为＂陕北肃反＂是＂必要的＂和＂正确的＂。这使＂肃反＂受难幸存者继续遭受政治歧视和组织排挤,造成＂陕北肃反＂长期存在争论。延安整风期间,中共中央领导召开西北高干会重新审查＂陕北肃反＂问题,出台《中共中央关于一九三五年陕北（包括陕甘边及陕北）＂肃反＂问题重新审查的决定》,指出＂陕北肃反＂不仅＂完全错误＂,而且是＂革命的罪恶＂,处理了对＂肃反＂负有重要责任的朱理治、郭洪涛等人。但是,西北高干会并未能平息当事人关于＂肃反＂的争论。七大后,中共中央又召开西北历史座谈会重申和再次肯定西北高干会关于＂陕北肃反＂的结论。＂高饶事件＂后,西北高干会关于＂陕北肃反＂结论受到冲击。随后,中共中央对＂陕北肃反＂结论做了修订,减轻了朱理治、郭洪涛等人在＂肃反＂中的个人责任。＂文革＂后,＂陕北肃反＂争论再次爆发。1983年,在＂五人小组＂的主持下,通过《五人小组对于解决西北历史争论问题的分析和方针》,进一步解决了＂陕北肃反＂存在争议的具体问题,基本上肯定了西北高干会关于＂肃反＂的定性和主要结论。纵观从西北高干会到中共中央＂五人小组＂历时近半个世纪处理＂陕北肃反＂的历史,虽然在某些具体问题上,＂陕北肃反＂相关当事人和研究者等至今仍然存在一些分歧,但从总体上看中共中央对＂肃反＂的处理结论已经越来越接近历史真相。＂陕北肃反＂长期存在争论与中共党内不同时期现实政治斗争,尤其和高岗问题有密切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