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正>目前公安、司法实践中,有时会遇到证人不愿意提供证言这种情况,究其原因,终是涉及到法律上证人的权利和义务问题。因此,有必要就证人的权利和义务问题展开讨论:1.关于证人的义务《刑诉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所谓义务,是法律规定人们应履行且不能放弃的某种责任。《刑法》第一百四十八条只规定证人故意作虚假证明意图陷害他人或者隐匿罪证的,予以刑事处罚。但是如果证人不是故意作虚假证明,而只是不愿作证呢?作为

简介：权力清单制定主体多元的特点决定了权力清单是行政规范性文件。尽管理论上规章制定主体制定的权力清单可以是规章,但是从体现党和政府文件精神、有利于实施监督、实现'治理目标'、清单制定程序特点看,权力清单更适宜定性为行政规范性文件而不是规章。在定性权力清单基础上发展和完善权力清单制度,需要解决三大重点问题:行政权力设置的正当性问题,行政权力与行政职能部门的科学配置问题,实践中权力清单不符合程序法治和实体法治的问题。

简介：传媒与司法就其内容而言有三层关系，其实质是公民的社会权利与国家的司法权力之间的关系。权力来源于权利，当权利和权力发生冲突的时候，一般情况下权力应当让步于权利。我国的媒体局部有些畸形，媒体影响司法有直接和间接两种途径，间接影响要远大于直接影响，但切不可过高估价传媒对于司法的影响力。在传媒和司法各自应持的态度上，传媒要自律、要维护司法的尊严和司法机关的形象；司法要宽容、要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简介：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的高度自治在制度设计背景、历史传统、权力内容和行使方式等方面具有其特殊性，不应从西方国家地方自治的角度解读特别行政区的高度自治权并将其归结为一种权利。港澳居民所享有的权利与自由和特别行政区的高度自治权是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不能简单划上等号。应当明确，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的性质属于权力而非权利，否则将扭曲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混淆特别行政区权力的来源。

简介：本文认为,传统法理对审判解释的内涵界定过于狭窄,应缔造严格的确认程序肯定具体审判解释的补充功能;审判解释的价值目标不仅在于维护法律之安定性,还在于促进立法和执法的完善以维护法律的妥当性;由于解释者本身的缺陷、制度环境的不理想以及解释技术的落后,实践中,背离审判解释价值目标的解释异化现象繁多;为确保社会正义不致受损,有必要从四个方面设计和建立解释异化的阻却机制。

简介：权力是一种政治资源，国家的权力来源于民众的授权。由于资源所固有的稀缺性，导致了权力所有者和权力行使者的分离，从而使现今的民主演变为选举精英的民主；另外由于人的有限理性，使国家这一“大家长”有可能过多地干预权力。为了防止这一恶果，法治和道德因素成了限制精英权力的重要保证。

简介：在传统媒体时代,对公共言论的特殊保护,在诽谤法上形成了基于言者的公共身份和基于言论内容涉及公共利益减轻名誉权侵权责任的两种不同路径,其代表分别为美国公众人物理论及其真实恶意原则和英国的“公共利益抗辩”。在网络媒体时代,随着传统公众人物理论的正当性基础面临巨大挑战,美国理论界和实务界均对公众人物理论进行了反思及调整,开始依据言论内容是否涉及公共利益设定不同的诉讼规则,英国在2013年诽谤法改革中进一步明确了诽谤法上的公共利益原则,法国、日本也对涉公共利益言论给予特殊保护。公共言论特殊保护路径出现的融合趋势,对我国建立诽谤法上的公共利益原则具有一定启示。

简介：2011年1月2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郑重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这或许标志着一个长达三十年的由法学专家和政府官员主导的“法律移植运动”的落幕。一个通过超前立法、不断修法来带施法学研究的时代，或许正在走向终结。在此之后，法学研究新的增长点在什么地方呢？

简介：刑事政策是公共治理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长期以来，刑事政策并不为公共政策领域所接纳。一方面是由于刑事政策的外延过宽或过窄，与公共政策的外延相冲突；另一方面是由于公共政策体系的局限性，现有的建构无法为刑事政策提供存在空间。要明确刑事政策的公共政策定位，必须从上述两方面着手：协调刑事政策与公共政策概念的外延，调整公共政策体系的建构。

简介：公共秩序保留本是国际私法中的一项重要制度，是主权国家捍卫其根本利益而针对外国法的最后一道防线。引渡则是现代国际司法合作的一种重要方式。当一国以公共秩序保留为由拒绝引渡时，即将二者联系在一起。从国内法的角度讲，一主权国家有权以引渡请求有损其本国公共秩序为由而拒绝提供引渡。而从国际法的角度讲，公共秩序保留则是国际刑事司法合作的一个阻力。如何协调二者的关系，保证国际刑事司法合作的顺利进行，是理论上和实践当中急需解决的问题。本文以此为切入点，就该问题与国际法优先原则的关系，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协调等问题浅抒管见，以资商榷。

简介：改革开放以来的市场经济发展和重大社会转型,促进了中国公共领域的兴起,它不仅为公共权力和国家制度提供了合法性根基,也形成了开放的民主均衡机制,促进了公民性社会资本的生成,推动了多元兼容的公共精神的确立,从而促进了民主和法治进程.尽管中国的公共领域还存在自主化和法律规制等问题,但其发展前景可观,意义重大.

简介：吴学安在《法制日报》撰文说，我国文化领域立法步伐进一步加陕。公共图书馆法日前首次提请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这意味着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将纳入法制轨道。

简介：我国东北某省的地方性法规明确规定“气候资源归国家所有”，这一规定引起了社会公众的广泛质疑，认为国家权力不合理地剥夺了公民的私权利。这涉及国家权力边界的问题。现代国家权力的设置以保障公民私权和社会公共利益为宗旨，因而国家权力不得侵犯不涉及他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的个人自由，并须具备充分的目的合理性；国家权力的设置与运行还应当遵循“权力法定”的法治原则和正当法律程序；最后，国家权力的行使还应当与义务和责任相对应。气候资源相对于人类目前的开发和利用能力而言仍然是缺乏竞争性的无限资源，在无限资源之上设置所有权制度不具备合理性；由地方性法规规定气候资源的国家所有权制度，直接违反了《宪法》、（《立法法》、（（物权法》、（（行政许可法》等法律的规定，立法程序也不够公开、透明。此外，“气候资源归国家所有”的规定还意味着政府需要对气候造成的人身和财产损害承担赔偿或补偿责任，为政府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总之，“气候资源归国家所有”的规定超越了国家权力的边界，是一项不合理的立法规定。

简介：儒家＂灾异谴告＂说认为,人间权力主要由君主行使。君主为政若违背＂天道＂,上天将通过自然灾害向君王示警,若君主漠视上天谴告,上天会革除其统治权。在基督教＂上帝审判＂理论中,人间权力由君王、祭司、先知乃至百姓等分别行使。任何权力主体若违背上帝＂律法＂,上帝就会降灾,但最终审判前上帝会差遣先知传达＂上帝之言＂,权力主体若悔改,有时会免遭刑罚。两种超验的权力制约理论具有相似之处：均认为人间权力最终来源于天或上帝;天与上帝都是具有感情和意志的超验生命存在体;都以自然灾害警告来制约人间的权力行使。这种制约权力的目的,都是让权力运行回归上天设定的轨道。两种权力制约观也有不同之处：＂天＂与＂上帝＂的内涵有异,权力超验制约的对象范围也不同。权力制约的方式,前者为＂天—王＂纵向式单线型制约,后者为纵横复合型制约。直至当代,中西方信仰＂灾异谴告＂与＂上帝审判＂者依然众多;对人间灾难的起因解释,除了科学性解释外,神学性解释也值得关注。而这,可赋予权力制约及权利保障等法治理念以更深的文化心理基础,也有益于一个民族、国家乃至世界道德的建立和维系。

简介：问题的分析研究可有许多侧面和角度。中国的劳动教养本身就是一个“场”，它复合了当代中国的多种因素。由此，它就为我们分析中国的某些问题提供了一个角度、一种方法，透过它，我们可以对中国当代史的价值作出一些判断；在权力和技术的层面上对当代中国的宪政理念作另一种诠释；它也能对中国法律制度的结构、功能和价值作出不同的说明。它本身或许就

简介：市场监管的正当性源自市场运行存在内生性缺陷及其安全风险并需要外力矫正，在法治理念指导下，市场监管的本质是一种法律监管，而不是权力监管。尽管市场监管法可能含有具有行政法属性的法律规范，但市场监管法的调整对象是市场结构利益关系，这些规范不能改变其秩序性规则的整体性质。

简介：经济法作为因应市场内生性缺陷的现代法，其对市场的规范、引导、扶持、限制和禁止在本质上属于法律治理。传统的经济法以国家与市场关系为分析框架，折射出的是一种权力干预经济的思维。经济法视野下治理市场失灵的根本手段是法律约束，政府作为国家授权的经济调节组织，在市场治理过程中的角色定位只能是法律的执行者。经济法践行的是法律作为社会关系调整手段的法治理念，它的产生与发展是“权力经济”向“法治经济”进化的过程。

简介：我国政府已于1998年10月15日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并承诺将于近期批准加入该公约，这就使我们不得不从《公约》的角度，来重新审视我国与《公约》相关的法律制度，其中，劳动教养制度由于和《公约》第8条款“任何人不应被要求从事强迫或强制劳动”之规定不相符合，因而成为我国法律制度同《公约》接轨的障碍之一。如何使劳动教养制度既发挥其预防犯罪、保卫社会的积极作用，已使其与《公约》协调接轨，是法学界需要着力研究的一个问题，将劳动教养制度刑事化，似不失为解决这一难题的可行方案。

简介：股票发行注册制的改革已成必然趋势，但注册制并不等于不进行实质审核。合规审核本身包含有实质审核的内容，而且，证监会不能对持续盈利能力等商业判断事项作出判断是一种误解。中国实行注册制后，证监会的权力会发生结构性重整。注册制并不意味着“权力型”证监会的完全隐退，相反在某种意义上意味着我们需要一个更强大的证监会。

简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