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按照传统的思路,把适量的放权让利作为改革的基本指导思想。这种思路并没有找出旧体制弊端的根源所在,所以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早在50年代中期,当人们意识到高度集权的命令式经济体制的重大缺陷需要加以变革时,就把这种传统体制的种种弊端简单地归结为'权力过分集中'。认为只要在原有的体制框架内适当分权便能解决问题。1958年的改革给地方下放了许多权力,如企业管辖权、计划管理权、基建项目审批权、信贷权等,大量减少统配部管物资数量,也扩大了企业的人财物和供产销权。结果引起国民经济秩序的混乱,随着'大跃进'的失败,又重新回到集权体制。究其原因,原有体制基本上是一种产品经济或实物经济管理体制,这种体制客观上要求高度集权管理,一旦实行地方分权、企业扩权,只能造成混乱。在60年代中期、70年代中期的改革中,也都在原有体制的框架中进行集权或分权的'加减'反复,结果形成了一抓就死,一死就叫,一叫就放,一放就乱,一乱又抓,一抓又死……这样的循环局面。很显然,当时的改革思路受着经济学传统理论认识局限的制约。
简介:费用粘性是一种常见而且合理的费用习性,然而由于代理问题导致的费用粘性却会对企业长期价值创造产生不利影响。本文将终极控制人的代理问题引入费用粘性研究,证明了产权性质的不同,会导致终极控制人股权结构时费用粘性的影响存在差异:民营上市公司终极控制人的现金流权越大,激励协同作用越大,从而导致费用粘性减小;其两权分离度越大,控制权成本就越小,这会使得以终极控制人为主导的经理人的“帝国构建”动机增强,从而增大费用粘性。而在国有上市公司中,由于所有者虚位,现金流权的增大并不能够有效抑制费用粘性;其两权分离度增加会同时减少政治干涉以及增强国企经理人控制,这两股力量的此消彼长导致两权分离度对费用粘性并无影响。
简介:分离是为了最后的辉煌。——题记2005年10月12日,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指挥大厅。点火!起飞!抛掉逃逸塔!助推器分离!一二级分离!整流罩分离!船箭分离!一次次令人激动的成功分离,终于迎来了最后的辉煌——飞船准确入轨。于是,才有了9时39分,北京航天飞控中心中国载人飞船发射总指挥陈炳得的郑重宣布:“神舟六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