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随着我国民主法制建设进程的加快和社会各方面的发展，现行《刑事诉讼法》又出现了一些亟待修改完善的问题。在《刑事诉讼法》再修改的过程中要坚持理性的要求，具体而言包括：由以斗争哲学为指导转向以和谐哲学为指导；由国家本位转向国家、社会与个人本位并重；由一元化价值观转向多元化价值观；由权力治人转向权利保障；由有罪推定转向无罪推定；由口供本位转向物证本位；由客观真实转向法律真实；由重实体轻程序转向两者并重最终转向程序本位；由高压从重转向宽严相济；由国内优位转向国际优位。

简介：嫖宿幼女罪从其设立之初到现在，经过十余年的司法检验，该罪不仅造成立法的自相矛盾，违背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而且不能起到保护幼女身心健康的作用；所谓“嫖宿幼女”的行为可以通过强奸罪和猥亵儿童罪进行规制。虽然贵州习水官员嫖宿幼女案的司法处理具有适法性，但是该罪在立法上不具有合理性且也没有存在的必要性。

简介：国际海上货物承运人责任基础规则并非完全来自于实然,来自于基于效益的目的理性,若根本不以正义为目的,未经法律价值评价,纯粹基于效用与发展国际航运经济的目的理性,不可能得到一个国际航运秩序的＂应然＂法律规范,亦即表达一项＂应然＂的航运法律概念。而纯粹脱离国际航运实践效用目的,仅依凭法律价值的＂应然＂本身,亦不可能创造出能够有效调整国际航运实践的法律秩序。只有把价值与航运事实目的,应然与实然,彼此相互对应,即把基于效用的目的理性的构成同确保基于正义的价值实现,这两方面协调起来,才能产生真正实际有效的和相对符合正义的国际海上货物承运人责任基础法律体系。

简介：类推制度存在的合理性主要包括弥补法律漏洞和维护国家、社会利益。我国1997年《刑法》取消了有关类推制度的规定,其原因主要是对司法擅断的防范及认为其与罪刑法定原则相冲突。我国重建类推制度是基于完善我国罪刑法定原则内容的必要和规制类推实践的必要。在重建类推制度时应注意处理好其同罪刑法定原则的关系和其价值取向的调和,重建的类推制度的内容涉及适用主体、条件和程序。

简介：司法鉴定人执业资格是其独立承担鉴定工作的准入条件,是对已获得从事相关行业的专业技术资格的人员,经过一系列的考核或者实践经验的规定,授予的执业资格。我国对于司法鉴定人制度方面的研究层出不穷,但大多都是建立在宏观层面的分析,对制度建构的合理性却鲜有论及。相关概念的界定、我国关于司法鉴定人资格的有关规定、司法鉴定人执业资格的合理性分析是研究的几个重要方面。

简介：一、引言1999年颁行的合同法大量地借鉴了西方发达国家的立法经验,吸收了其较为成功的立法成果.这一方面体现在合同法中新添加的诸如履行抗辩权、根本违约及可预见损失规则等具体新制度上,另一方面体现在对西方尤其是英美国家的合同法观念的采纳上,如作为本文研究对象的合理性术语的大量采用.在适用合同法的司法实践中,使我国的法官们感到困惑的主要是与后一方面相关的规定.前一方面的规定虽然也可能使法官们感到陌生,乍一适用很不顺手,但随着时间的流逝,陌生自可变为熟悉,渐达卖油翁名言"只不过手熟罢了"之境.

简介：作为劳动者获得工伤待遇的必经之路,工伤认定不仅牵涉到错综复杂的事实判断与法律评价,更紧密关联于被灾劳动者的生存之权,认定之责可谓重要而且艰巨。但行政机关却出于对效率、成本的考量,而一直坚守着封闭、神秘的程序设计,当事人既无从参与,更无从知悉认定的原委与真相。从程序正义角度观之,难免遭疑。此时,问题被卡在程序本身的正义性与经济性这两难之中,前者要求充分参与,后者则力求简约。在二者之间,真正的出路并不是某个极端,而应是一种平衡。在公正面向上,当以正式听证保障参与之权;在成本面向上,则以简易设计促进效率提升。二者既相互界分又相互连结,力求在平衡与互动中实现整体效益的最优。

简介：全球一体化和区域一体化的并趋发展，要求现代国家不仅要有较高水平的经济实力和政治形式，同时还应具备应对国际事务及他国文明的国际理性。为共同有效打击国际性犯罪、加强国际人权保护、建设和谐世界，也为维护现代国家的安全、稳定和发展，国际社会应扬弃现实的“契合”范式的国际警务合作，在全球和区域两个层面构建新型的“和合”范式的国际警务合作——国际警务一体化。因此，现代国家应具有立足于自身和全人类长远共同利益的、富于责任感和建设性的国际敏感、国际态度、国际观念和国际政策，在平等、规范、程序化的对话交往中，寻求共意，形成共识，不断推动国际警务一体化进程。

简介：司法之政治性与其技术性一样，都是司法本身所固有的基本秉性。其中，技术性体现管司法的职业理性，它构成了司法过程的客观方面；政治性折射出司法的价值关怀，它构成了司法过程的主观方面。任何司法过程都包含主客观两个方面，因而也是政治件与技术性的有机统一、基于此，中国司法改革既要避免“泛政治化”倾向，又要反对“去政治化”主张。

简介：

简介：现代法治的基本品格是形式理性与形式正义。有学者认为，法治的形式方面的要求本身并不包含价值评判。这种理解是不正确的。法律的普遍性、至上性和运作的可靠性这些“形式主义”的特征不仅仅是现代法治的外部特征，而且它们与形式平等、形式主义这种价值取向是相统一的，是形式正义这种价值倾向的体现与表征。形式理性的法虽然有其不足之处，但它仍应为我国法制改革与发展的基本价值取向。

简介：立法评价方法是创立良善法律之科学工具,关注的是立法者内在的科学立法思维。立法评价的对象是法律规范所依据的价值关系。立法评价的基本内容包括：法律规范价值关系的范围确定,价值关系信息的全面总结与要素提炼,价值关系信息的类型描述,不同价值关系之间的比较和选择。经过立法评价而选择的＂行为事实＂、＂社会需求＂类型将会成为法律规范的初步内容,而立法评价所得到的价值判断也会成为该法律的规范目的之基础。整体上看,立法评价方法的操作过程,呈现出一种＂立法评价之循环＂特性,包括评价环节之反复与评价过程之循环两个方面。

简介：熙宁变法在现代历史视野中长期被关注的焦点是变革与保守的冲突,而本文提出,理性法制诉求是其变革求新的方向和内容,因而是其更本质的特征。这一本质特征呼应着北宋时期出现的各种现代特征,是中国历史内部自生的现代性内驱力,是现代法治文化的重要客观内容。关注和讨论这一问题,旨在反对一个普遍成见,该成见认为现代法治文化只根源于现代西方国家,将中国历史笼统称为人治的、反现代的历史,因此法治建设只能简单复制西方现代经验和模式。本文的核心观点是法治文化研究应重视中国经验。

简介：2015年7月26日至8月i日，国际法哲学与社会哲学协会（IVR）第27届大会在美国华盛顿特区的乔治城大学法律中心举行。本次大会由美利坚大学华盛顿法学院、乔治城大学法律中心、乔治华盛顿大学法学院、巴尔的摩大学法学院、美国国会图书馆共同举办。作为两年一度的世界法哲学盛会，来自世界各个高校和科研机构的近500名学者出席了本次会议。包括国家“2011计划”·司法文明协同创新中心、吉林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四川大学、山东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大连理工大学、苏州大学、澳门大学、浙江财经大学等中国高校和机构师生代表参加了本次会议。

简介：法律是什么？法律有效性的条件是什么？道德能对法律的有效性进行审视吗？这些问题在理论上尚存争议。作为新分析实证主义的创始人和20世纪英语世界最伟大的法学家,哈特不仅认为法律从实践上应当独立于道德之外,具有规范性和可操作性,而且认为法律从形式上应当独立于道德之外,在法律的承继上自身应当设计独立于道德之外的审视标尺,以保证法律的有效性,这无疑是一种理性的思考,因此,从哈特的形式理性观分析＂道德对法律的审视＂这个问题颇有价值,一是从理论研究的角度无疑是对法律与道德关系研究在广度上的一种有益的尝试,二是对于我国的立法和司法实践工作具有借鉴的价值。因此,对法律形式理性的内涵作进一步阐释,运用哈特的形式理性观对法律保持对道德的独立性进行论述,从法律的渊源效力、多样性效力、适用范围效力、连续性效力、基础效力等方面对法律的有效性条件进一步论证很有必要。

简介：法治中国的本质，是经过理性选择和契约规定而形成的治理，是以规则为基础的理性规制。在这样的法治背景下，依然包含着基于德性的身份。法治需要理性规制意义上的契约，更需要建设基于德性认同意义上的“契约式身份”，而不能仅仅按照“从身份到契约”的既有路径以契约取代身份。“契约式身份”可以为法治提供区分、名分和本分，它们与通过契约建立的“绝对一真实身份”和“相对一虚假身份”有关，也与德性有关。

简介：被害人救助制度作为司法领域关注民生、服务民生、保障民生的重要举措，对于化解矛盾、维护稳定、构建和谐社会有着突出的作用。在检察职能中融入被害人救助制度具有正当性，有必要对被害人救助制度进行功能性反思，选择最优的检察实践模式，加快立法进程．以利于被害人权益的真正实现。

简介：一、问题的提出刑罚变更执行中的不端行为，严重侵蚀公平正义，阻却刑罚目的的实现，损毁司法公信力。为此，立法针对刑罚变更执行进行实体与程序设计的同时，引入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通过权力制约的方式，保障司法权行使的及时性、正当性、合法性。然而，要真正实现对刑罚变更执行的有效监督，还有赖于立法、体制、机制三者的良性互动。

简介：修订后的《民事诉讼法》第209条规定：“人民法院驳回再审申请、人民法院逾期未对再审申请作出裁定、再审判决裁定有明显错误的．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检察院申请检察建议或者抗诉。”这是《民事诉讼法》对法院再审制度和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制度的重大修改。本文通过对该法律条文实施一年多来的实证研究发现，《民事诉讼法》第209条的合理性、科学性值得怀疑，它带来的负面效应十分明显。为此。有必要采取一系列的积极措施来进行弥补，从而完善我国的民事诉讼法律监督制度。

简介：—、导言柯文(Cohen)曾注意到中国研究中某种以家庭为中心的研究倾向,而此种倾向足以导致对其他重要研究维度的忽视,〔2〕尽管柯文似应知道这一倾向恰是中国人与家庭之间的紧密关系所致。这种紧密关系不难理解,梁漱溟先生就曾言:“家庭在中国人生活关系里特见重要,尽人皆知;与西洋人对照,尤觉显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