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摘要目的描述和分析中国10个地区近10万成年人随访10年间过早死亡（死亡年龄<70岁）的流行病学特征及其影响因素。方法数据来源于CKB研究基线调查（人口学特征、生活方式、体格指标等）及随访监测（截至2017年12月31日的健康结局事件），分地区、性别、基线生活方式等变量描述研究人群10年随访期间内的过早死亡，并分析其死因情况，并利用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分析过早死亡的相关影响因素。结果研究纳入99 993名研究对象（56~69岁），经过10年随访，每1 000人年的过早死亡率为7.15，死因别死因以癌症（36.9%）和心脑血管疾病（35.2%）为主，过早死亡率（/1 000人年）表现为农村高于城市（9.11 vs. 4.78），北方高于南方（8.46 vs. 6.41），男性高于女性（9.57 vs. 5.31），随基线年龄增加而降低（均P<0.05）。过早死亡风险随吸烟量增加而增加，既往饮酒者和重度饮酒者（饮酒量≥60 g/d）过早死亡风险较高［HR值分别为1.25（95%CI：1.16~1.36）、1.20（95%CI：1.08~1.34）］；过早死亡风险随体力活动水平增加而降低；相对于体重正常和非中心性肥胖者，低体重者与中心性肥胖者过早死亡风险更高［HR值分别为1.67（95%CI：1.55~1.81）、1.13（95%CI：1.05~1.21）］。结论我国56~69岁成年人10年随访过早死亡以癌症和心脑血管疾病为主，存在明显的社会经人口济学特征差异，且其风险受到生活方式及体格指标等多因素影响。

简介：摘要目的分析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病程和相关流行病学参数。方法利用对数正态、威布尔、伽马分布模型对广东省2020年1月1日至3月15日密切接触者中感染者的病程频率分布进行拟合，并对感染者基本特征和病程及相关流行病学参数进行描述性分析。结果11 580名密切接触者中515人被感染，续发率为4.4%，其中449例为确诊病例，66例为无症状感染者。确诊病例潜隐期、潜伏期、症状前传染期和无症状感染者传染期以对数正态分布拟合最优，确诊病例传染期和临床症状期以伽马分布拟合最优，而无症状感染者潜隐期以威布尔分布拟合最优。确诊病例的潜隐期、潜伏期、症状前传染期、传染期和临床症状期（95%CI）分别为4.50（3.86~5.13）、5.12（4.63~5.62）、0.87（0.67~1.07）、11.89（9.81~13.98）和22.00（21.24~22.77）d，无症状感染者的潜隐期、传染期（95%CI）分别为8.88（6.89~10.86）和6.18（1.89~10.47）d。结论所估计COVID-19病程和相关流行病学参数与既有数据相近。

简介：摘要目的评价无菌操作的严格流程对预防中心静脉导管相关感染的价值。方法对2015年至2019年期间行中心静脉置管术的非手术患者进行回顾性队列研究。按照中心静脉置管术中实施无菌操作的常规流程和严格流程进行分组，2015年至2017年期间患者为常规流程组(C组)；2018年至2019年期间患者为严格流程组(E组)。记录置管术后6 d内中心静脉导管相关感染(局部感染、血流感染)的发生情况。结果与C组相比，E组中心静脉导管局部感染发生率降低[1.79% vs. 0.48%，P<0.001；其相对危险度为0.27(在0.10~0.30范围内)]，而中心静脉导管血流感染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0.29% vs. 0.19%，P>0.05)。E组中心静脉导管相关感染累积发生率为0.67%(<1.00%)。结论中心静脉置管术中实施无菌操作的严格流程，可进一步降低中心静脉导管相关感染发生，具有显著的临床价值。

简介：摘要目的观察12年间胎龄小于24周早产儿的存活率和患病率。方法获取瑞典国家出生队列中2007年至2018年间出生、胎龄小于24周的早产儿医疗数据，按时间顺序进行评估。结果2007年至2018年间，共出生胎龄22周活产儿282例，23周460例。活产儿(胎龄22、23周)出院时存活率分别从20%升至38%(P＝0.006)、从45%升至67%(P<0.001)。胎龄22周婴儿剖宫产比例从12%升至22%(P＝0.038)。活产儿矫正胎龄40周(n＝399)时的总体患病率保持不变，而胎龄22周早产儿的坏死性小肠结肠炎发病率从0升至33%(P＝0.017)，支气管肺发育不良在男婴中更常见，男女发生率分别为90%和82%(P＝0.044)。总体来看，存活至矫正胎龄40周的婴儿数量较前翻倍。结论出生胎龄小于24周的婴儿存活率提高，导致未成熟儿数量增加、新生儿患病率增加，可能对远期预后有负面影响。

简介：摘要目的通过前瞻性研究设计明确血压控制不佳是否为痛性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DPN）发病的危险因素。方法本研究为前瞻性研究。自2014年起从上海5家社区卫生中心纳入年龄≥18岁未诊断DPN的患者。记录所有患者在基线纳入和随访结束时的基本资料、实验室检查和密西根神经病变筛查量表检查结果，并在随访结束时接受神经病理性疼痛问卷评估和神经传导功能检查。根据痛性DPN标准，将患者分为非DPN组、痛性DPN组和无痛性DPN组。比较非DPN组、痛性DPN组和无痛性DPN组患者基线及随访时临床资料，分析痛性DPN组和无痛性DPN组患者基线（收缩压、舒张压）、随访（收缩压、舒张压）以及随访和基线时血压差值的差异，并采用χ²检验比较血压控制不佳组（≥130/80 mmHg，1 mmHg=0.133 kPa）和血压控制良好组（<130/80 mmHg）痛性DPN发生率的差异，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进一步分析血压控制不佳与痛性DPN之间的关系。结果最终纳入315例T2DM患者，随访（5.06±1.14）年，将患者分为非DPN组152例、痛性DPN组74例和无痛性DPN组89例。与非DPN组患者相比，痛性DPN组和无痛性DPN组患者基线的年龄、腰围和空腹血糖明显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痛性DPN组患者基线时的糖尿病病程、收缩压和舒张压明显高于非DPN组患者（P<0.05）。痛性DPN组患者随访时的收缩压（P=0.030）和舒张压（P=0.007）明显高于无痛性DPN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基线血压控制不佳组患者132例，血压控制良好组患者30例，基线血压控制不佳组痛性DPN的发生率49.24%（65/132）高于基线血压控制良好组26.67%（8/3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25）。校正体重指数、糖化血红蛋白、年龄、性别、吸烟、饮酒、T2DM病程、总胆固醇、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服用血管紧张素转化酶抑制剂、其他降压药及二甲双胍后，血压控制不佳仍然与痛性DPN相关（OR=17.921，95%CI为1.497~214.593）。结论血压控制不佳为T2DM患者痛性DPN的危险因素。

简介：摘要目的分析克拉玛依市中心医院体检人群中，脂肪肝患者发生空腹血糖升高风险显著高于非脂肪肝者的时间点，分析影响脂肪肝患者发生空腹血糖升高的因素，及其危险因素聚集数量对发病的影响。方法对克拉玛依市中心医院2008年9月至2017年4月的体检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结合生存分析法，分析脂肪肝与非脂肪肝者发生空腹血糖升高的1、3、5、7年患病率，并用Z检验比较其各时间点的生存率差异，用Cox回归模型进行多因素分析，并分析危险因素聚集数量对发病的影响。结果脂肪肝组10 802例，发生空腹血糖升高的发病密度为61/1 000人年，1、3、5、7年患病率分别为2%、16%、28%、38%；非脂肪肝组29 579人，发生空腹血糖升高的发病密度为23/1 000人年，1、3、5、7年患病率为1%、7%、11%、16%。脂肪肝组发生空腹血糖升高的近期、远期风险明显高于非脂肪肝组（P < 0.001），脂肪肝患者发生空腹血糖升高的风险从第1年起就显著高于非脂肪肝者（P < 0.001）。≥50岁（HR = 1.954，95%CI：1.792～2.132）、身体质量指数升高（HR = 1.397，95%CI：1.198～1.629）、血压升高（HR = 1.284，95%CI：1.181～1.397）、甘油三酯升高（HR = 1.171，95%CI：1.077～1.274）是促进脂肪肝患者发生空腹血糖升高的独立危险因素；脂肪肝合并上述2个、3个、4个危险因素会明显增加空腹血糖升高的发病风险（P < 0.001）。结论脂肪肝患者发生空腹血糖升高的风险从第1年起就显著高于非脂肪肝者；≥50岁、血压、身体质量指数及甘油三酯升高是促进脂肪肝患者发生空腹血糖升高的危险因素，脂肪肝合并上述2个、3个、4个危险因素会明显增加空腹血糖升高发病风险。

简介：摘要目的前瞻性探讨和分析急性肾损伤（acute kidney injury，AKI）发生后进展至慢性肾脏病（chronic kidney disease，CKD）的临床表型特征和相关危险因素，初步建立AKI进展至CKD的临床风险预测模型，并评估其对AKI进展至CKD的预测效能。方法本研究为前瞻性、观察性队列研究，纳入2015年4月至2019年12月因AKI在南方医院肾内科住院且既往无CKD[估算肾小球滤过率（eGFR）<60 ml·min-1·(1.73 m2)-1]的患者。全部患者出院后随访至AKI发生后90 d，检测AKI发生90 d后的血肌酐值（≥2次检测），用血肌酐均值和EPI-CKD 2009公式计算eGFR。以AKI发生后90 d内新发CKD[eGFR<60 ml·min-1·(1.73 m2)-1]为研究终点，比较AKI进展至CKD和AKI未进展至CKD两组患者的临床特征，包括人口学特点、慢性并发症比例、基线肾功能、AKI严重程度、AKI时是否接受透析和其他实验室指标。通过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模型分析AKI进展至CKD的独立临床危险因素；最后，初步建立临床危险因素模型，用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下面积（AUC）评价临床模型对AKI进展至CKD的预测效能。结果共168例AKI患者被纳入本研究，男91例，女77例，年龄（44.0±18.4）岁；其中64例（38.1%）在AKI发生后90 d内新发CKD（AKI进展至CKD）。与AKI未进展至CKD者相比，AKI进展至CKD组患者年龄大、基线eGFR和血红蛋白水平低、合并高血压比例高、AKI时接受透析比例高、出院时的血肌酐水平也较高（均P<0.05）。两组间其他指标如合并糖尿病比例、血管紧张素系统抑制剂使用比例、尿蛋白水平及其他实验室指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AKI时接受透析（OR=2.516，95%CI 1.251~5.060，P=0.010）、合并高血压（OR=2.446，95%CI 1.124~5.324，P=0.024）、低基线eGFR（OR=0.975，95%CI 0.950~0.999，P=0.043）是AKI进展至CKD的独立危险因素。初步分析显示，由年龄、AKI时接受透析、合并高血压、低基线eGFR建立的临床模型对AKI进展至CKD的预测效能为中等（AUC=0.712，95% CI 0.634~0.790）。结论AKI住院人群是未来新发CKD的高危人群，由全身疾病状态和AKI严重程度组成的综合临床风险预测模型有助于筛查AKI进展至CKD的高危患者，但仍需进一步寻找能提高AKI慢性化风险预测效能的临床因素和生物标志物。

简介：摘要目的研究单侧胸椎旁神经阻滞（thoracic paravertebral block, TPVB）对胸腔镜纵隔手术麻醉及术后镇痛的影响。方法本研究为单中心回顾性队列研究。2016年—2018年共522例患者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接受纵隔或胸腺手术，根据纳入标准，共200例患者入选，分为未接受椎旁神经阻滞组（S组，81例）和椎旁神经阻滞组（P组，119例）。收集患者术中阿片类药物用量，术中升压药物使用情况，手术类型，术中出血量、尿量、输液量，术后1~3 d舒芬太尼用量，术后1~3 d静息及运动疼痛数字评分（Numerical Rating Scale, NRS），镇痛泵按压次数，恶心呕吐发生率，头晕发生率。结果P组术中舒芬太尼及瑞芬太尼用量少于S组（P<0.05 ），尿量、输液量多于S组（P<0.05 ），术中应用升压药比例高于S组（P<0.05 ），术后PACU停留时间短于S组（P<0.05 ），术后第1天镇痛泵按压次数少于S组（P<0.05 ），术后第1天舒芬太尼用量少于S组（P<0.05 ），术后第1天恶心呕吐发生率少于S组（P<0.05 ），术后补救镇痛药物应用少于S组（P<0.05 ）。两组患者术中出血量，手术时间，术后高血压、低血压、心律失常、中重度疼痛、恶心呕吐发生率，术后第1天、第2天、第3天静息及运动NRS，术后第2天、第3天舒芬太尼用量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胸腔镜纵隔手术术前应用TPVB能缩短患者PACU停留时间，减少术中及术后阿片类药物用量，减少术后第1天恶心呕吐发生率，但可增加术中低血压发生率。

简介：摘要目的探讨孕前BMI、妊娠期糖尿病（GDM）与儿童4岁时肥胖相关指标的关联。方法基于已经建立的"马鞍山市优生优育队列"，对2013年10月至2015年4月出生的单胎活产儿，随访至4岁。在孕期首次填写问卷调查孕前身高、体重，在24~28周接受75 g口服糖耐量试验进行GDM诊断。在儿童4岁时测量身高、体重、腰围和体成分。组间比较采用χ2检验、方差分析或t检验，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与广义线性模型分析孕前超重/肥胖、孕前患有GDM与儿童肥胖相关特征的关系。结果儿童4岁时超重、肥胖率分别为13.08%、6.03%。控制孕期和儿童人口统计学变量后，孕前母亲超重/肥胖者儿童在4岁时发生肥胖、腰围超标、腰围身高比超标的风险要高，其OR值（95%CI）分别为3.27（2.15~4.98）、2.32（1.72~3.14）和2.29（1.73~3.02）；且与体成分指标（骨骼肌、体脂肪、体脂百分比）相关（P<0.05）。孕期母亲患有GDM者，儿童4岁时肥胖发生风险要比母亲未患有GDM者高1.78倍（OR=1.78，95%CI：1.14~2.79）；但是孕期母亲患有GDM对4岁儿童腰围超标、腰围身高比超标发生风险并无影响，与体成分指标（骨骼肌、体脂肪、体脂百分比）无统计学关联。结论孕前母亲超重/肥胖、孕期患有GDM是4岁儿童肥胖的独立危险因素，且孕前BMI与儿童体成分的各项指标相关。

简介：摘要目的探讨老年人运动认知风险综合征跌倒、反复跌倒和跌倒后骨折的风险因素。方法招募2015年4月至2016年4月于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门诊接受研究共3 552人。记录每个入选个体的人口统计学，入选个体均通过简易智力状态检查（MMSE）评估是否存在主观认知主诉（SCC），通过测步速评估是否存在慢速度行走及是否有运动认知风险综合征（MCR）。根据评估结果将所有个体分成MCR组和非MCR组，非MCR组内再分为SCC亚组、慢速度行走亚组和健康亚组。比较2组基线变量，并比较亚组之间、亚组与MCR组的人口统计学。之后每4个月进行随访，共随访2年。记录随访期间跌倒、反复跌倒、并发骨折的人数。以所有人口统计学及SCC、慢速度行走、MCR为自变量，以随访期间出现跌倒、反复跌倒及跌倒后骨折做为因变量，做自变量与因变量的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结果MCR组受高等教育比例、抑郁情绪比例、使用拐杖比例、体质量指数、用药数量分别为10.2%（36/352）、22.4%（79/352）、44.9%（158/352）、（27.0 ± 4.3） kg/m2、（6.8 ± 3.2）种，非MCR组分别为22.9%（732/3 200）、12.8%（409/3 200）、22.8%（729/3 200）、（24.8 ± 3.8） kg/m2、（5.2 ± 3.1）种，2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值为29.93、24.98、82.71，t值为12.34、3.45，P<0.05）。SCC亚组受高等教育水平的比例、抑郁情绪比例、使用拐杖的比例分别为18.9%（289/1 531）、13.2%（202/1 531）、22.5%（344/1 531），MCR组与SCC亚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值为14.99、19.28、73.56，P<0.05）。慢速度行走亚组的高等教育水平比例为16.6%（34/205），与MCR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4.77，P<0.05）。健康亚组高等教育水平比例、关节炎比例、抑郁情绪比例、使用拐杖人数比例分别为27.9%（409/1 464）、12.9（190/1 464）、11.2%（164/1 464）、19.7%（288/1 464），SCC亚组分别为18.9%（289/1 531）、16.2（248/1 531）、13.2%（202/1 531）、22.5%（344/1 531），慢速度行走亚组分别为16.6%（34/205）、21.5%（44/205）、20.9（43/205）、47.3%（97/205），3个亚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值为13.08～78.28，P<0.05）。健康亚组体质量指数、用药数量分别（23.4 ± 4.4 ）kg/m2、（4.7 ± 2.8）种，SCC组分别为（25.2 ± 4.3）kg/m2、（5.1 ± 2.9）种，慢速度行走亚组分别为（25.1 ± 3.8 ）kg/m2、（6.7 ± 3.1）种，3个亚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值为2.68、7.21，P<0.05）。MCR患者出现跌倒、反复跌倒、跌倒后骨折的风险分别为1.22、1.47、2.54（P<0.05）。年龄对跌倒、反复跌倒、跌倒后骨折的风险分别为1.08、1.01、1.05（P<0.05）。结论年龄、MCR是老年人跌倒、反复跌倒和跌倒后骨折的高危因素，在临床护理中需要评估MCR，注意高龄老年人。

简介：摘要目的观察分析父母均存在家族性渗出性玻璃体视网膜病变（FEVR）相关基因变异的34个家系的临床和遗传学特点。方法队列研究。2010年1月至2018年12月在上海交通大学附属新华医院眼科及天津医科大学眼科医院眼科就诊并行基因检测的722例FEVR患者中父母均存在FEVR相关基因变异的34个FEVR家系（先证者34例67只眼，其父母68例136只眼）纳入研究。先证者及其父母均行适合各自年龄的全面眼科检查，包括BCVA、眼压、眼轴、裂隙灯显微镜、间接检眼镜、FFA或眼底彩色照相、广域眼底照相检查。根据疾病严重程度将临床表现分为严重表型和轻微表型。纳入34例40岁以上正常健康者作为对照组。采集家系成员及对照组受检者外周血样，对已知参与FEVR的基因FZD4、LRP5、NDP、TSPAN12、ZNF408和KIF11进行高通量测序分子遗传学分析。采用Kruskal-Wallis检验分析基因变异类型与临床表型之间的关系。采用χ2检验比较FEVR患者群和正常人群FEVR基因变异的差异。结果34例先证者67只眼中，严重表型48只眼（71.64% ），轻微表型19只眼（28.36% ）。先证者患者父母68例136只眼中，正常表型76只眼（55.88% ），轻微表型60只眼（44.12% ），未见严重表型。在34例先证者中共检测到FEVR相关基因65种变异，以LRP5突变最为常见（64.61% ），其次是FZD4 （12.31% ）、NDP （10.77% ）、TSPAN12 （6.15% ）、ZNF408(4.62%）和KIF11 （1.54%）基因突变。FEVR相关基因变异以错义突变最常见；但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变异类型与临床表型的严重性无显著相关性（H=1.775，P=0.620）。65种变异中，21种为已报道突变，44种为本研究新发现的变异。携带单个致病基因多个突变位点20例39只眼，携带2个致病基因突变13例26只眼，携带3个致病基因突变1例2只眼。先证者在LRP5、NDP、ZNF408、FZD4、TSPAN12、KIF11基因上的突变率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64.702，P<0.001 ）。结论父母均存在FEVR相关基因突变的家系，其突变基因主要以LRP5最为多见，其次分别为FZD4、NDP、TSPAN12、ZNF408、KIF11。FEVR相关基因突变类型以错义突变最为常见，但临床表型与基因变异类型无明显相关。大多先证者临床表型严重，而携带FEVR致病基因变异的父母大多表现为正常或轻微表型。

简介：摘要目的探讨学龄儿童维生素D营养状况与跟骨骨密度的关系。方法研究对象来自“儿童青少年心血管与骨健康促进项目”，于2017年采用分层整群抽样的方法在北京市对15 391名6~16岁儿童开展基线调查，2019年对其进行随访调查。进行问卷调查，测量血清25（OH）D和跟骨超声骨密度（BMD）。采用多因素线性回归和logistic回归分析基线维生素D营养状况与随访期跟骨BMD及其变化的关系。结果纳入分析的10 914名儿童的年龄为（11.5 ± 3.3）岁，男童占49.6%，基线25（OH）D水平为（35.4 ± 12.0 ）nmol/L，缺乏率为36.1%。多因素回归分析显示，校正年龄、性别、BMI、吸烟、饮酒、奶制品摄入、维生素D补充、钙剂补充、体力活动、青春期发育状态和基线跟骨BMD Z值后，25（OH）D每增加10 nmol/L，随访时点跟骨BMD Z值增加0.01（P=0.041），2年间发生跟骨BMD Z值下降的OR=0.96（95%CI： 0.93~1.00），P=0.030；相对于维生素D充足，维生素D不足和缺乏的儿童随访时点跟骨BMD Z值下降0.03（P=0.307）和0.06（P=0.046），2年间跟骨BMD Z值下降的风险分别增加15%（P=0.037）和21%（P=0.006），趋势P值均<0.05。结论维生素D营养状况与跟骨BMD密切相关，维生素D充足的儿童倾向于获得更高的BMD水平。倡导儿童青少年维持充足的维生素D水平，加强营养与运动，促进骨骼健康。

简介：无

简介：摘要：目的：研究脾虚型晚期胃癌化疗结合四君子汤加减疗法对患者预后的影响。方法：脾虚型晚期胃癌患者取样75例，双盲信封分组，于2019年10月至2022年04月给予单纯化疗（36例，参照组）和化疗联合四君子汤加减治疗（39例，联合组），对比生存质量评分、不良反应率。结果：治疗后，联合组身体活力（61.88±3.20）分，总体健康（63.05±3.18）分，身体疼痛（62.07±3.10）分，生理机能（63.16±3.21）分，比参照组高，不良反应率17.95%，比参照组44.44%低，P＜0.05。结论：化疗基础上联合应用四君子汤可改善脾虚型晚期胃癌患者生存质量，减少不良反应。

简介：无

简介：摘要目的通过临床回顾性队列研究分析引导骨再生（guided bone regeneration，GBR）对下颌后牙种植体边缘骨吸收的影响，以期为临床提供参考。方法选取2008年10月至2011年6月就诊于第四军医大学口腔医学院口腔种植科进行下颌后牙种植修复的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按是否进行GBR以及种植时间分为对照组（未植骨）、植骨同期种植组和植骨延期种植组。于最终修复后即刻和10年随访时拍摄的X线片上测量种植体近远中边缘骨高度，计算边缘骨吸收。修复后10年复查种植体改良菌斑指数、改良龈沟出血指数、探诊深度和龈乳头高度并进行组间比较。结果对照组、植骨同期种植组和植骨延期种植组分别随访到26、32、13例患者，58、76、26枚种植体；随访时年龄分别为（46.5±9.9）、（45.5±10.7）、（58.3±6.4）岁，随访时间分别为（11.2±0.7）、（11.1±0.8）、（11.1±0.9）年；种植体10年存留率分别为100%（58/58）、100%（76/76）、100%（26/26）；边缘骨吸收分别为（0.91±0.28）、（0.84±0.27）、（1.01±0.27）mm，植骨同期种植组与植骨延期种植组边缘骨吸收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但两组与对照组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3组改良菌斑指数、改良龈沟出血指数、探诊深度和龈乳头高度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下颌后牙区使用自体血混合颗粒状骨粉的GBR同期或延期种植对种植体边缘骨吸收的长期影响与未植骨者一致。

简介：摘要目的探讨抗苗勒管激素（anti-Müllerian hormone，AMH）对绝经前激素受体阳性的乳腺癌患者应用不同疗程的卵巢功能抑制治疗（ovarian function suppression，OFS）时卵巢功能的评价作用。方法本研究为双向队列研究，研究的主要终点事件是OFS结束后月经的恢复、激素的变化。选取2015年5月至2019年5月期间在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接受手术、化疗、OFS治疗24~60个月的绝经前激素受体阳性原发性乳腺癌67例患者为研究对象，因失访等因素剔除12例，最终纳入55例患者。根据完成OFS疗程的不同分为两组，分别为OFS 24个月疗程组（A组，n=32）、OFS 25~60个月疗程组（B组，n=23）。观察患者治疗后的月经恢复情况，检测完成OFS治疗后第1、第2、第3年患者AMH、促卵泡激素（follicle-stimulating hormone，FSH）和雌激素水平。结果两组患者随访时间为（42.0±12.3）个月，B组有1例患者复发转移，余均无复发转移，至随访结束全部患者生存。两组患者的年龄、身高、体质量、体质量指数（body mass index，BMI）、月经初潮年龄、病理类型、雌激素受体（estrogen receptor，ER）和孕激素受体（progesterone receptor，PR）阳性率、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human 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2，HER-2）阳性率、化疗与OFS治疗顺序的组间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两组患者的孕次、产次、病理分级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3，P=0.028，P=0.025）。与B组比，A组月经恢复时间略长，复潮率略低，月经规律率略低，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OFS疗程结束后，第2年与第1年比较，AMH、FSH的变化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3，P=0.004），第3年与第2年比较，AMH、雌激素的变化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45，P=0.003）；OFS疗程结束2、3年后AMH水平与结束1年后相比分别升高51.5%、72.1%，其中A组在疗程结束的第2、第3年的AMH水平与结束后第1年相比上升率分别是71.7%、101.9%，B组在疗程结束的第2、第3年的AMH水平与停药后第1年相比上升率分别是36.6%、53.5%；A组的雌激素水平在OFS疗程结束1、3年后在数值上均低于B组（P=0.238，P=0.213），疗程结束2年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9）；OFS疗程结束2、3年后雌激素水平与结束1年后相比分别下降14.8%和升高59.1%，A组在疗程结束的第2、第3年的雌激素水平与结束后第1年相比下降29.4%和升高67.6%，B组在疗程结束的第2、第3年的雌激素水平与结束后第1年相比下降4.4%和升高52.5%。OFS疗程结束2、3年后FSH水平与结束1年后相比分别上升44.7%、41.6%，A组在疗程结束的第2、第3年的FSH水平与结束后第1年相比上升41.1%、44.3%，B组在疗程结束的第2、第3年的FSH水平与结束后第1年相比上升48.6%、47.0%。结论AMH比雌激素、FSH更可能成为OFS治疗评价卵巢功能的指标；不同疗程的OFS对绝经前乳腺癌患者的卵巢功能无影响，戈舍瑞林使用24个月比使用25~60个月卵巢功能恢复快；在OFS期间定期监测雌激素水平是必要的。

简介：摘要目的探索户外时间对小学生近视发生的影响，并评估其在不同年级学生中的差异，为预防近视相关政策制定提供依据。方法本研究基于队列研究设计，在2019年调查了江苏、上海、福建、山西、河南、湖南、甘肃、重庆、广西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6 046名1~5年级小学生，现场对其近视情况进行检查，并在2020年对该群体再次进行随访，现场检测近视发生情况，并在2020年视力测量后一周内对近视相关行为进行问卷调查。采用χ2检验、Cochran-Armitage趋势检验比较组间差异，采用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检验户外时间与近视发生的关系。结果在2020年，基线时为1~5年级的小学生近视发生率为27.5%，其中，1~2年级小学生近视发生率为23.0%，3~5年级小学生近视发生率为31.7%。控制协变量后，在1~2年级小学生中，平均每天户外时间≥1 h学生近视发生风险是平均每天户外时间<1 h学生的0.76倍（95%CI：0.62~0.93，P=0.008）；而对于3~5年级小学生，平均每天户外时间≥3 h才对近视发生有显著保护作用，其近视发生风险是平均每天户外时间<3 h学生的0.75倍（95%CI：0.61~0.93，P=0.007）。结论1~2年级小学生平均每天达到1 h户外时间可以降低近视发生率，而3~5年级小学生平均每天需达到3 h户外时间可能才会有效降低近视发生率。因此，针对不同年级小学生预防近视的户外时间推荐应有差异，年级越高，户外时间相应增加，降低其近视发生率。但同时，还要关注其他因素对近视的作用，采用综合手段防控近视的发生。

简介：摘要目的分析免费营养午餐政策对农村青少年超重的影响。方法基于2013-2016年中国教育追踪调查4期数据，以农村初中生为研究对象，利用logistic模型分析免费营养午餐政策对农村青少年超重的影响，最终纳入3 453名研究对象。结果对于农业户口学生而言，初一开始接受免费午餐的青少年在初二和初中毕业后一年时发生超重的风险比不享有的青少年分别低35.8%（P<0.05）及31.6%（P<0.05），初二开始接受免费午餐的青少年在初三和初中毕业后一年时发生超重的风险比不享有的青少年分别低36.7%（P<0.05）及29.9%（P<0.05），而初三接受免费午餐的青少年其在初中毕业后一年时发生超重的风险与不享有的青少年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相较于女生，男生更能从中受益。结论总体而言免费营养午餐在较长期内都有助于降低学生超重可能性，且这一影响具有累积效应。这说明免费营养午餐政策对于促进青少年健康是行之有效的。

简介：摘要目的探讨孕期全程拟除虫菊酯类农药（pyrethroid pesticides，PYRs）暴露对2岁儿童神经发育的影响及其关键窗口期。方法2016年1月至2018年12月在云南省宣威市2个乡镇招募孕早期妇女建立出生队列。采用超高效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法检测482名妇女孕8~12+6周、20~23+6周和32~35+6周尿PYRs代谢产物水平，贝利婴幼儿发育量表-第3版评估2岁儿童神经发育水平。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模型和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模型分析孕期PYRs暴露与儿童神经发育之间的关联。结果共完成360个母子对孕期尿液PYRs代谢产物检测和儿童神经发育水平评估。孕早、中、晚期至少检出一种PYRs代谢产物的检出率分别为93.6%（337/360）、90.8%（327/360）和94.2%（339/360）。2岁儿童认知、语言、运动、社会情感和适应性行为得分分别为（102.3±18.9）、（100.2±16.3）、（102.0±20.3）、（107.8±23.3）和（85.8±18.6）分。调整其他混杂因素后，孕早期尿PYRs代谢产物4-氟-3-苯氧基苯甲酸暴露可降低2岁儿童运动（β=-5.02，95%CI：-9.08~-0.97）和适应性行为（β=-4.12，95%CI：-7.92~-0.32）得分，可增加2岁儿童适应性行为发育迟缓的风险（OR=2.07，95%CI：1.13~3.82）。结论农村妇女孕早期日常生活PYRs暴露可能会影响2岁儿童神经发育，孕早期可能是其关键窗口期。孕中、晚期同等水平PYRs暴露可能对2岁儿童神经发育影响不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