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扩张解释是法的解释，而类推解释是法的创造。刑法中类推解释的典型逻辑就是以价值判断代替语义判断，以目的法益的重要性来论证突破语义的正当性。扩张解释与类推解释在界限上并非泾渭分明，如果没有文义最远射程和国民预测可能性的约束，扩张解释对语义的扩充进行到一定程度后就演变成类推解释。在疑难刑事案件的审判中，基于法理念的三个基本价值，可以构造出一种在文义最远射程和国民预测可能性双重框架内的符合规范目的的扩张解释的思维路径，从而指导案件的推理过程。

简介：现行法律规定对刑事诉讼中少数民族语言翻译人员的权利义务与监督机制的缺陷导致少数民族语言翻译人员在诉讼中司法中立性不足,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对翻译活动无法起到监督作用。在翻译人员资格认证上对聘请条件缺乏具体的专业要求、资格考试、专业培训等,对违法违规操作的翻译人员惩戒机制威慑作用不大,造成诉讼过程中翻译无限制,当事人权利不能得到充分保障,诉讼目的无法实现的后果。因此明确少数民族语言翻译人员在诉讼中的各项权利和义务,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例如：进行翻译资格考试、建立翻译人才库等,加大对翻译人员违法违规翻译的惩罚力度,最终通过少数民族语言翻译人员的各项权利义务的规范更好服务于刑事诉讼中的少数民族群众的权益保护。

简介：山东省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理事会暨2005年度学术年会于7月30日在邹平县召开.会议由山东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承办,主题是"刑事法治中的人权保障".与会专家学者从刑事法律一体化的立场就刑事法治领域中的人权保障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讨,具体观点分述如下:

简介：一个世纪以来,美国在知识产权刑事法律领域里修法频繁、建树颇多、影响较大,已经走在世界的前列。2008年10月13日生效的《2008年资源和机构为知识产权优先法》,是近年来美国知识产权刑事法律的最新发展和最高成就,它标志着政府的知识产权保护观念实现了由＂民法中心＂向＂刑法中心＂的历史性转变。在保护观念、立法模式、保护范围、刑罚处罚、立法技术等方面,美国知识产权刑事法律表现出了其突出特点,值得我国参考借鉴。

简介：近些年,刑事诉讼领域内的冤案错案屡屡出现。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之后,国内外学界对于辨认制度在基层司法的实践问题一直鲜有研究。湖南省Y市H区、北京市M区基层司法的实地调研表明,侦查措施程序制度的规范和完善对提高辨认结果可靠性显得尤为重要。基于此,我们不仅需要加强严格执法的力度,也需要借鉴引进国外优秀的证据排除制度和辨认制度,加快引进国外的先进人像识别技术和面貌复原技术,进一步完善有关刑事辨认的立法,从而从程序上添加刑事辨认的一般性步骤规定,与此同时,更要审慎对待错误辨认的救济途径。

简介：党中央提出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我国当前打击犯罪、应对犯罪战略策略的理性选择。《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和《治安管理处罚法》对引诱、容留、介绍他人卖淫等行为都作了具体规定，可处罚标准存在着差异，属于责任竞合问题。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对法条竞合的违法行为、犯罪行为，如何处罚是十分值得探究的。

简介：实现不枉不纵任务的重要保证——学习《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的心得陆良民我国的刑诉法是１９７９年７月１日颁布，１９８０年１月１日施行的。这部基本法总结了建国以来几十年司法实践的经验，吸取了林彪、“四人帮”破坏我国法制的惨痛教训，具...

简介：对于快递公司员工偷拿客户财物的行为，存在着职务侵占罪说与盗窃罪说之间的不同认识。学说上试图从涉案财物的归属、财物由谁占有以及是否“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等几个方面予以区分，但却无法清晰、彻底地将二者区分。应该承认，同属侵犯财产罪的职务侵占罪与盗窃罪之间存在交叉式法条竞合的关系，一行为同时符合两罪的定量标准时，应按照重法处理；如不符合特殊法条的定量标准但符合普通法条的要求时，完全可按照普通法条定罪。在肯定构成犯罪的前提下，实务处理上是否一定起诉、定罪同样考验司法者的智慧。同时，在争议案件中，如何确定“酌定不起诉”意见的归属，似应侧重“酌定不起诉”的法律效果而非适用前提。

简介：案例教学法是一种能有效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实效性的教学方法和手段。在思政课教学中案例教学的应用要秉持体现正确导向、贴近社会现实、反映最新成果、注重能力拓展的原则；要针对教学实际科学地安排教学进程，增强课程的吸引力、感染力，提高教学实效。

简介：根据我国刑法,“违反国家有关规定”是判断行为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前提。为了明确“违反国家有关规定”的含义,侵犯个人信息刑事案件法律适用司法解释第2条将部门规章与法律、行政法规一并纳入其中,该司法解释的这一扩张性规定虽然契合了惩治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现实需要,却背离了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为此,应当对该司法解释第2条的内容作限缩解释,即“违反国家有关规定”仅限于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关于公民个人信息保护的规定,部门规章只有在对法律、行政法规中的规定予以明确、细化的情况下,才能与法律、行政法规一起作为判断行为是否“违反国家有关规定”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