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摘要农民工市民化的一项重要衡量指标是城镇居民和农民工工资收入的均等化。为此,樊明教授带领本文作者及团队就城镇居民与农民工工资及相关因素组织了问卷调查。调查涵盖全国24个省市区,其中城镇居民的有效样本为7133个,农民工的有效样本为3164个。数据显示,城镇居民的工资明显高于农民工。为了分析导致这一差距的个人因素,本文采用Oaxaca-Blinder分解法对导致城镇居民和农民工工资差距因素进行分解,发现拉大这一差距的因素依其贡献大小分别为受教育程度、技术职称、工作层次、婚姻状况和性别;缩小这一差距的因素依其贡献大小分别为城镇打工技能、健康状况、工龄和行业。
简介:摘要城市贫困不是单纯的经济概念,涵盖了经济、政治、社会、心理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是“一种生活环境”,贫困包含了极复杂的内容。借鉴农村扶贫成功经验,结合运用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模式,是当前科学有效解决城市贫困问题的重要手段之一。
简介:基于时变参数状态空间模型,利用1999—2016年的季度数据测算了我国住宅价格对城镇居民消费影响的时变特征。结果表明,我国住宅价格对消费的影响整体上呈现微弱的财富效应,住宅价格的MPC位于0.0543到0.1155之间。2004年之前住宅价格上升对消费的影响波动剧烈,2004年后大致呈现先上升,2013年后开始下降的"倒U"型趋势。这说明近年来房价上升对消费的挤出效应迅速增强。鉴于此,从挤出效应传导机制入手,政府应该谨慎平稳调整房价、增加保障性住房供给,并提高城镇化进行中外来人口收入。
简介:在传统生命周期理论和持久收入假说的基础上,通过放松理性人和完全信息假设,引入非完美预期与其导致的不确定性,可以从行为经济学的心理预期与财富幻觉的角度分析其对消费的作用机理,并结合效用理论,建立涵盖上述因素的非完全预期生命周期模型。将该模型运用于中国房地产市场,针对2000—2016年31个省区面板数据,实证研究房价波动的非完美预期以及其导致的不确定性对消费的影响。结果显示,东部和中部地区居民的非完美预期对其消费具有显著抑制作用,西部地区居民的非完美预期对其消费具有促进作用;不确定性对居民消费具有抑制作用,中部地区最强,东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最弱。由此提出因地制宜调控房价、合理引导预期、降低不确定性的政策建议。
简介:将消费金融研究范畴界定为保险、消费信贷、储蓄、投资四个方面,认为消费金融通过配置效应、融通效应、财富效应、流动效应促进消费结构的转变与消费质量的提升,在消费结构与质量的多重响应中居民消费得以升级。在理论分析基础上,选取2000—2014年境内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对消费金融促进城镇居民消费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从消费结构看,消费金融较为明显地促进了我国城镇居民消费结构由低级的食品、衣着向高级的交通通信等发展;从消费升级率看,对消费升级贡献由大到小依次是投资、保险、储蓄、消费信贷,但消费信贷的统计结果不显著;分区域的实证结果显示,保险和投资对东部发达地区的居民消费贡献最大,对西部欠发达地区居民贡献最小,呈现东中西的"阶梯式差异",欠发达地区消费升级较发达地区更依赖于传统的储蓄这一金融活动。
简介:在中国社会,人情支出是大部分城镇居民日常消费开支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它已成为衡量中国居民社会网络关系、社会地位、社会互动乃至经济交易等社会事实的重要指标。不过,随着社会生活水平的提升,诸多研究发现人情支出的数额逐年增长,成为家庭负担,不利于社会的良性运行。围绕"人情支出负担"假说,本研究通过使用五期重复横截面调查数据,分析人情支出在过去十年的变化趋势,结论表明,人情支出逐年增长,呈现"棘轮效应",其在家庭总收入中的占比增长明显,家庭人情年支出的增长速度相对快于家庭总收入增长速度;人情支出与主观幸福感、生活满意度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但有部分受访者认为人情支出已成家庭负担并呈现较低的主观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人情支出存在显著的城乡二元差异,与城镇户籍或居住在城镇地区的居民相比,农村户籍或居住在农村地区/社区的居民具有更低金额的人情支出,但却有更高比例的人情——总支出占比。随时间发展,人情支出成为家庭负担的可能性在减弱,同时它还受到人情——总支出、家庭总收入、居住社区类型、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家庭规模、年龄、性别、是否为党员等多因素的共同影响。
简介:为了深入了解河南省城镇居民不同收入群体消费结构及其发展变动趋势,借助扩展的线性支出系统需求函数模型(ELES),对2016年河南城镇居民消费结构、消费倾向和消费收入弹性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河南省城镇居民各种类别的消费支出与人均可支配收入均呈高度线性相关;在收入方面,不同收入群体间收入差距较大;在消费弹性方面,各类消费需求的收入弹性系数均为正值,表明各收入群体消费需求随着收入的提高而增加.拉动不同收入群体的居民消费水平,应用活用好精准扶贫政策,缩小不同收入群体的收入差距;降低失业率,提高中低收入群体居民可支配收入;拓宽消费领域,提高城镇居民中高等收入群体的边际消费倾向;创新消费理念,创造消费供给,提升城镇居民旅游和健康消费倾向,培育城镇居民享受型消费市场;通过消费导向引领高收入群体投资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