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一、社会人类学空间理论与实践在社会学研究领域,一种新的叙事方法和理论转向发生于20世纪60年代,在社会学界被称作空间转向,代表人物有福柯、大卫·哈维、烈斐伏尔、爱德华·索亚、安东尼·吉登斯等社会学者。自此,有关空间的研究超越了哲学上的对其本体论的探讨,人们开始关注空间的社会实践,关注人们在空间中的主体性行为和空间的生产与再生产。空间转向,实际上表达了对传统社会学知识范式的某种修正,因为在以往的社会学研究中,似乎很少关注空间问题。“社会学经典确实探讨了空间,但探讨的方式却很不明晰,很不充分。”事实上,社会空间涵盖了丰富的话语场域、经验性事实,其观察角度为社会人类学提供了一种新的理解社会的角度。
简介:一、苏联时期的社会史概念时至今日,“社会史”这一术语并非公共概念,而只有透过社会生活才能体现其内涵。在大多数史学家的意识中,仍充斥着以马列主义阶级和经济理论为基础的社会经济史的旧观念。在此背景下,社会史一直是对固定的一系列公式化题目和内容进行研究,其中相对独立的研究方向是:对社会发展的主要力量——工人阶级的研究、对农民(包括苏联的集体农庄农民)的研究、对社会中坚阶层——知识分子的研究,以及在更广泛意义上对社会阶级结构变化的研究。透过苏联工人阶级史的内容很容易理解上述研究方法。苏联时期出版了一类著作,涉及苏联工人阶级在俄罗斯的形成、苏联工人阶级为夺取政权而进行的斗争、参与无产阶级革命并取得胜利的运动、苏联工人阶级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建设中的领导作用、生产潜能的增长、职业技术人员技能的提高、改善物质和文化技术水准、提高组织性和社会政治积极性等内容。
简介:“文革”运动使社会局势和状态处于“非常”之中,但人们的日常生活还得进行,以至在总的“非常”态中,实际上还包含着“顺应之中的正常”和“应对之中的正常”。前者附着于“非常”,是“非常”的调节机能的显示和表达,故会产生“正常中的扭曲”;后者拉扯着“非常”,是“非常”的制造功能的扩展和延伸,故会产生“正常中的妄为”。所以,不管是非常中的正常(顺应与应对);还是正常中的非常(扭曲和妄为),正是这两个方面的交汇和兼容,构筑了“文革”社会史的复杂面相和精彩题旨,以至它既说明了时代的错乱,又在本质上证实了生活的逻辑不容篡改。立足在这个判断上,以非常与正常的交错关系,将“文革”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串联起来,不仅可构建一个有血肉、有灵魂的研究文本,更能从中看到血肉躯体之伸缩,读到灵魂归附之挣扎。
简介:面对“台海危机”发生后两岸关系紧张局势和“总统直选”后岛内政治力量新变化,为下一阶段“修宪”做准备,台湾当局决定援引“国是会议”先例,以政治协商形式,于1996年底召开“国家发展会议”,讨论“宪政体制”、“经济发展”与“两岸关系”三大议题,但在新党退出后,成为国、民两党利益交换的“分赃会议”,引起社会各界不满。从会议达成的结论来看,以“总统扩权”交换“冻省”共识,显然背离“一个中国”的原则,是“独台”与“台独”的合流,不仅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制造了障碍,也造成台湾地区政治体制新的混乱。
简介:林丹汗在25岁时就被明朝称做“名王”,并且开始同明朝建立了宿愿已久的邦交,取得了与明朝的市赏。然而在蒙古部族中却还未能取得太大的统治权。《明实录》万历四十六年九月甲子(京都大学本)的一条记载中写道:虎墩免憨以东,则米少花火爱免宰赛卜儿亥等酋,以西,则拱兔扌著臣台吉歹青黄台吉等酋,或以十数营称,或以二十四营称,皆拥强聚众,反复无常。而乃蛮兄弟之七营又在东西诸虏之中,正负广宁锦义之背,未款而屡逞者十三年久矣。无年不三四入犯,无犯不杀掠人畜,盖称雄黠,而最难制驭。从上文可知,就是在整个蒙古部族中也只有几个首领。其中有的与明朝建立了和平邦交,有的对明朝进行侵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