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马克思在他的经济学巨著《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的序言中指出：“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经济运动规律”，所要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①。据此，在俄国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在第一章都开宗明义地写道：政治经济学是关于生产关系的科学，它研究人们的社会生产关系即经济关系。然而，政治经济学是对特定经济制度中经济现象与经济活动规律的揭示，它总是与一定经济制度中的社会实践活动紧密相联系，并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的，脱离现实背景的政治经济学是没有生命力的。在今天，马克思主义理论仍然是我们进行经济建设的理论指导。不过，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其主旋律是和平与发展，社会主义

简介：建立在马克思＂经济哲学＂或＂财富哲学＂基础上的＂新艺术政治经济学批判＂,将艺术置于社会财富流转总体过程中来加以考察,批判性地反思艺术在当代人类社会生活中的负面影响。资本及其当代新形态＂符号经济＂的无度扩张,＂向上＂阻碍＂剩余财富＂流转向＂自由王国＂及包括艺术在内的＂自由的精神生产＂,从而挤压＂每个人的自由发展＂的超越性的自由空间,＂向下＂则挤压底层大众由＂必要财富＂维持的生存空间,从而再生产贫困。＂新艺术政治经济学批判＂从＂财富流转＂的角度将曾被认为是非功利性的艺术跟似乎与其距离很远的贫困连接起来考察,这会使美学获得多方面的现实批判力量。

简介：人类社会从私有制出现以来，由于有以授权关系、商品交换为核心内容所构成的政治经济基础的客观存在，使腐败犯罪的产生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社会主义不能消灭授权关系、根除商品交换，也就不能因其根本制度的先进性和优越性布自动免除腐败犯罪的侵害，只能最大限度地遏制和减少腐败犯罪的发生。

简介：毒品作为特殊商品的劳动二重性以及毒品市场不同于一般市场的畸型发展,如果从经济学理论的角度出发,或许可以找出毒品犯罪的内在根源,或许禁毒工作会更加强调经济因素的考虑.其具体措施是:加大禁毒经费投入;讲求禁毒工作效益;应用经济惩罚手段;加大反"洗钱"力度以摧毁贩毒集团经济实力等.

简介：<正>随着社会主义国家管理经济职能的进一步发挥,法律与经济所固有的内在必然联系将日益明显地表现出来,作为法学与政治经济学之间的边缘学科的法经济学也必将应运而生。恩格斯在论证科学分类时指出:“每一门科学都是分析每一个别运动形式或一系列互相关联和互相转化的运动形式,因此,科学分类就是这些运动形式本身依据其内部所

简介：无交易成本的科斯定理，并非科斯经济学的精义。科斯是说，以法律明确财产权，减低了交易成本，既可促使市场交易，又可直接一步到位分配资源。但确保市场交易可能的财产权明确，不能靠每一独立个案纷争解决来支持，而必须靠法律规范的系统性，此包括了判决先例或成文法，法学方法因此大有功用矣。而一步到位的法律，由于其是市场交易之取代，因此仍受“制度竞争”的约束，则法律内部控制机制，例如程序或预算监督等，必然存在。科斯的交易成本之提出，使得法律制度有了根基，但也往往为人误用，令庇古式外部性分析借尸还魂了，其症结在于忽略了法律的规范性（来自互蒙其利的减低交易成本），而只看到法律的诱因性（来自由上而下的行为强制）。

简介：资源的极大浪费和生态环境的极大破坏，支撑着传统经济的增长模式，我国经济增长付出了昂贵的资源环境代价，从经济学角度审视，环境问题的根源在于“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因此，必须用经济的手段解决环境问题，建立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良性循环机制，促进21世纪中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简介：威廉姆森是法律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他对法律经济学理论的创造性贡献,在于把组织理论引入法律经济学,从而形成了一种新的＂法律—经济学—组织＂范式。这种新的研究范式强调法学、经济学、组织理论三大领域的彼此交叉、相互融和,使法律经济学理论走出了以往的经济学对法学单向入侵的阶段,为法律经济学打上了浓厚的交叉学科的色彩,拓展了法律经济学的一个分支：＂法和组织经济学＂。梳理＂法律—经济学—组织＂研究范式,有助于全面把握威廉姆森法律经济学的理论旨趣及其思想贡献。

简介：新旧制度经济学一直存在方法论上的争论，一般认为旧制度主义者使用的方法论是整体主义的或集体主义的，新制度主义者使用的方法论是个体主义的或个人主义的，但随着它们之间的相互碰撞，二个制度学派互相承认了对方的存在，方法论也随之发展到以哈耶克为代表的方法论二元观，并最后被Agassi等制度经济学家整合为制度个人主义。

简介：法律经济学试图把实证与规范结合起来,通过科学设计的法律规则实现法律规范所要实现的目标,追求法律规范的实际效果。三十年来农村土地改革中最重要的制度安排是有意的制度模糊,其后果是强者攫取了模糊产权中的财富。下一步的改革应该是明晰产权和强有力的弱者保护,以及分别通过财产规则、责任规则和不可让渡规则来实现农村土地产权流转中的法律目标。

简介：在中国社会大变动背景下,各种权利冲突此起彼伏,法学界也从不同视角热议其解决方略,科斯法律经济学方法逐渐崭露头角。不过,国内法学界往往将法律经济学的效率观,当作可以直接裁判具体法律争议的普适性原理原则,从而得出似是而非甚至有悖常理的错误结论,既贬损了法律经济学的声誉,又阻碍了法律经济学本土化的进程。要想正本清源,关键在于反思冲突权利配置的效率观,尽可能避免借用权力强行配置冲突权利,更不可突破受损合法权利应当得到救济的法治底线,而在救济方式、救济程度上可以进行利益衡量,重构科斯法律经济学本土化的路径,将其作为促进权利有效配置的便捷工具,而非推行弱肉强食逻辑的借口。

简介：科斯（RonaldHarryCoase，1910—2013）生于英国。1932年自伦敦经济学院毕业后，科斯曾先后任教于邓迪经济学校、利物浦大学、伦敦经济学院、布法罗大学、弗吉尼亚大学。1964年，科斯担任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教授，同时出任《法律经济学杂志》的主编——这是他特别看重的一个职务。1991年，科斯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理由是：揭示并澄清了经济制度结构和函数中交易费用和产权的重要性。

简介：政府特许经营作为一种政府监管的手段,是与中国公用事业＂市场化＂这一背景紧密相关的。但至今,对为何要施行政府特许经营,中国法学界和实务界仅从其优于原有公有制企业垄断经营的作法来解释,很少进一步分析政府特许经营是否也优于自由竞争的市场体制以及发挥该优越性所需的条件。本文采用法经济学的方法,对上述问题进行了详细分析,并对我国现行的关于政府特许经营使用的相关法律规定进行了评析。

简介：尽管我国最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正式将“排除合理怀疑”作为证明标准，但我国法学界对如何设定证明标准仍存在较大争论，如最高法院沈德咏副院长“宁可错放、也不可错判”的观点引起的巨大争议。本文采用法经济学的分析框架，详细阐述了证明标准的设定应使行政成本和错误成本之和最小化，并比较分析了刑事、民事和行政诉讼的证明标准。国内对证明标准的传统法学分析在系统一致性、全面性和可解释性上存在不足，而法经济学的比较分析可以弥补上述不足，并提出被传统法学分析忽视但却影响证明标准设定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举证责任人为达到证明标准的要求需付出的成本，即行政成本。将该分析框架运用到最高院公报案例廖宗荣诉交警案中，可以得到不同于原判决的新结论，即该案证明标准可以进一步提高，法院有充分理由判交警败诉。

简介：如何在保护产权的规则——财产规则与责任规则之间进行选择?Calabresi和Melamed(1972)对这个问题做出了初步的回答,指出当交易成本低时适用产权规则、交易成本高时适用责任规则。后继研究放松了Calabresi和Melamed(1972)完全信息和成功交易的假设,继续深入研究了不同的交易成本、信息不完全、事前投资效率等因素对财产规则、责任规则选择的影响。这些研究体现了认为责任规则是更优产权保护规则的理论趋势。

简介：传统上法律的作用是定分止争,与经济效率没有直接的关联。但受科斯定理的启发,法学界出现了一种对于法律与经济效率之间关系的全新理解,认为法律可以通过"有效率的"初始权利界定实现有效率的资源配置结果。这种效率取向的权利观与传统的基于规则的权利观形成了尖锐的冲突。本文通过对科斯定理的深入分析表明,效率取向的权利观是法学界人士对于来自于经济学领域的科斯定理错位解读的结果;只有在美国这样非常特殊的法律背景下它才有可能对司法实践产生有益的影响,对世界上大多数国家而言,其影响只能限于学术领域,而不可能真正具有实践价值。

简介：法律经济学上的“卡一梅框架”，是从法益保护的效果模式出发，对法律规则做出的一个类型划分。其原初结构是以法益的转移自由和定价意愿为标准划分的“财产规则”、“责任规则”和“禁易规则”。通过引入法益的初始归属和限价方式两个新的划分标准，可以增添“管制规则”和“无为规则”两个新的类型，扩展和重构“卡一梅框架”的救济分类和规则结构。这五类规则构成了法律经济学上可供选择的一个“规则菜单”。一个社会在特定领域的规则选择，对应着国家权力干涉社会生活的不同程度，体现了法律背后的观念变化和权力博弈。对于法律救济规则分类与效率比较的理论研究，有助于深化对中国现行法律的学术理解和制度完善。

简介：

简介：经营判断规则已逐渐为两大法系众多国家所采纳，这种制度安排的背后隐含着深刻的经济逻辑。对董事等管理层只存在轻微过失的不当行为的责任规则是没有效率的，而经营判断规则的存在则符合人的有限理性，有助于节约交易成本。该规则无论是作为一种推定规则，还是作为法院特定情形下审理案件的依据，都是有效率的；但其不适应用于董事等管理层违反忠实义务及存在重大过失的行为，以减少外部性行为的发生，促进资源的有效利用。

简介：众所周知,经济学研究的问题是如何使有限资源得到合理配置,通过充分利用各种资源,实现收益的最大化。这就是说,做每一件事情都要有投入,要付出成本,有投入才会有产出,有成本才会有收益。合同的订立和履行同样如此,通过履行合同实现合同目的,获取最大的收益是订立合同的双方当事人的共同愿望。同样,一旦出现合同违约,双方当事人必将竭尽全力去考虑如何以最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