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俄罗斯人和波兰人拥有同一血脉，属于同一语族，拥有全斯拉夫种族的特性，却又如此不同，近乎对立，从鄙视到仇恨，也不排除莫名其妙的互相吸引，但始终互不信任。俄罗斯和波兰两个国家形成了两种对立的政治制度：俄国沙皇专制制度和波兰贵族民主制度。俄罗斯人在专制制度和东正教会的熏陶下，养成了忠于沙皇、热爱祖国的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精神。波兰人在贵族民主制度和天主教会的培育下养成了酷爱民主自由与桀骜不驯的民族性格和宽容开放的文化传统。普希金和密茨凯维奇是俄罗斯和波兰两个民族的伟大诗人，他们个人间的相互钦佩和对立，折射出俄罗斯和波兰两个斯拉夫民族间的文化关系。

简介：史学研究的拓展和进步除了仰赖新材料的发现，还有赖于新方法、新视角的探索，以及由此实现的新领域拓展。近年来，不少明史学者试图在明代政治史研究中探索出不同于以事件、人物、制度沿革、政策得失为中心的传统政治史的新的方法和路径，也是这种努力的表现之一。2013年7月，东北师范大学亚洲文明研究院与故宫博物院故宫学研究所联合举办了“故宫学与明清政治文化学术研讨会”。会后，本刊邀请参会的几位学者就“明代政治文化”做了一组笔谈，希望可以一定程度上展现此次会议在方法、视角方面的收获。其中，赵轶峰教授的《明代政治文化研究的视阈》对政治文化的定义，政治文化的4个维度——政治制度、政治价值、政治思想、政治生态——进行了系统阐述，并结合明代政治史研究实际，指出了适合从政治文化视角解析的论题。王剑教授的《政治文化：传统政治史研究的新增长极》提出，应将政治学研究中的一些理论、范式、核心概念引入中国政治史研究，从政治学与政治史的交集点即政治文化角度对传统政治史进行创新性的研究。该文还讨论了政治文化研究方式可能遇到的质疑问题。吴艳红教授的《关于明代的政治文化建设》认为，人们大多偏重强调政治文化作为状态、传统的传承性特点，较少注意政治文化被人作为主体加以建设的性质。文章以明代朝廷祭礼和公案小说中折射出来的司法官员形象两个情况为案例，阐释了其对政治文化的主动建设性的看法。希望三位学者各自对明代政治文化的理解有助于读者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研究做更多的思考。

简介：文化概念纷杂不一，大多隐含将文化视为一种既存状态的倾向，包括政治文化这一概念也一样。赵轶峰先生在他的文章中引用了美国政治学家阿尔蒙德（GabrielAbrahamAlmond）对政治文化的定义，阿氏将政治文化看做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制度、

简介：关于三星堆文化与金沙文化的关系问题，我在电视里先后听到俞伟超和林向两位教授所提出的观点。其大意是：两者应属于同一文化，即蜀文化，但有先后之别，是后者紧承于前者且有所变化。我同意这一观点。本文仅就这次蜀文化大转移的政治意义，谈点初步的看法，以求教于同行的方家学者。

简介：方诚峰副教授《北宋晚期的政治体制与政治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是近年有关北宋哲宗、徽宗朝政治史研究的重要著作。本书以政治体制-政治文化互动为视角,重新讨论这一时期的政治事件、群体和体制,涉及北宋晚期政治的多个方面,不少问题久为学界所关注。

简介：毋庸置疑，在近20年的中国史研究中，传统政治史的研究，无论是内容，还是方法，抑或代表性的研究成果，都式微了，与似乎已成为显学的社会史研究相比，更是如此。

简介：戊戌辛亥间文化思想与政治汤志钧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灾难深重的旧中国，由维新变法到推翻帝制，波澜壮阔，风发潮涌，留下了光辉的篇章。戊戌维新，报刊流行，教育改革，冲击了封建传统，促使知识分子的思想解放，虽然仅仅走了第一步，却是很值得重视的一步。那么，戊...

简介：俄国学者卡拉-穆尔扎所谓“葛兰西的悲剧”凸显思考文化领导权问题的新维度。文化冷战背景下苏联文化领导权丧失反面印证了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揭示出文化领导权在文化阶级政治之外的文化国际政治维度。信息技术与全球化语境只能使文化领导权的对抗性质更为隐秘，而对抗本身却更为激烈，这使传统革命政治文化背景下的当代文化领导权建设更具现实紧迫性。

简介：本文论述李石曾的文化浪漫主义核心内容之一的“留法教育活动”，尤其凸显其“文化政治意义”，进而追考其理念之后的法国文化渊源。他虽不为官，但政界影响却不容忽视，而除了日后的“清党有功”之外，他自身通过文化／教育活动累积的政治资本其实也应当予以足够重视。文化政治的意义，就在于两者间的相辅相成。而李石曾之所以能成就现代中国别具一格的“石僧范式”，则与其在20世纪初年的留法时代及对法国文化的自觉汲取和创造意识关联密切。

简介：本文引证雍正朱批奏折等资料,试图揭示杨名时案背后隐藏的委曲情节,并通过比较研究官方与民间两种不同文本系统的杨名时传记,对雍正蓄意制造这一冤案,不仅从政治角度作出解析,而且把它放在满汉文化冲突的背景下加以透视.

简介：桐城派与清代文化、政治的关系问题是目前学术界争议较大的一个问题，从总体上来看，又以持否定意见的居多，如认为桐城派“基本上是和统治阶级一个鼻孔出气的”是“从属清朝政治，维护清朝政治的”，或认为他们是清王朝的“御用文人”，他们的文论是“以清廷的统治思想为依据，以清廷的文化政策为准绳”的等等。我们认为，对于桐城派这样一个历时二百余年，前后共有作家六百余人，影响波及大半个中国的文学流派，(刘声木《桐城派文学渊源撰述考》)不能简单地予以肯定或否定，而应该坚持一分为二的观点，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下面，我们拟从三个方面来谈一下自己的看法，并就教于各位专家。

简介：在元朝政坛上，始终活跃着一个汉人世家，即京兆贺氏，其势力差不多在整个元朝一直上升。本文从怯薛与元代用人特色、汉人上层的蒙古化和文化中介角色等几个方面，揭示了贺氏的兴盛与元王朝作为人主中原的一个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关系，进而分析元代政治文化的若干特点。

简介：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国家统一领导下，民族地方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这是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也是民族自治地方加快发展的政治优势。充分利用这一优势，民族自治地方可以灵活地贯彻执行国家的各项法律、政策；可以得到国家在财政、税收、金融、投资、人才等方面的一系列优惠和帮助；

简介：文化因素在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有着重要作用，在世界的现代化历程中，儒家文化、天主教文化、基督教新教文化分别对东亚地区、拉丁美洲地区、欧美地区产生了重要影响。不同的文化对一个国家的现代化会产生不同的作用力，既有可能阻碍国家的发展，也有可能推进国家的发展。日本、新加坡等部分国家在现代化道路上利用政治手段对本国文化进行了改造，使其与国家的发展相适应，从而实现了国家的快速崛起。因此，文化是可以被政治力量改造和重新设计的，并为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服务，而文化的改造方式和程度取决于政治决策者的意图和改造能力。

简介：理解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一统”理念，对认识中国的民族问题非常重要。“大一统”构成了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中最深厚的内涵，反映出中国社会文化的深层结构。“大一统”的理念使延续了两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具有一种“超稳定结构”，同时体现出“制度循环”的特点。费孝通先生的“多元一体格局”理论是基于中国历史和社会特点做出的概括性归纳，是继承传统理论基础上的超越和升华，可以用来解释历经几千年的“大一统”理念。“大一统”理念在社会阶层增多、文化多样化的今天，其重要性表现于在尊重民族差异性的同时，又通过国家政权调整差异性。我们必须遵循科学发展观的原则，在维护“大一统”核心价值的基础上，充分考虑民族自治主体的利益，同时兼顾其他社会群体的利益，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从“大一统”的传统智慧中汲取营养。

简介：茅盾与周恩来的交往，可以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大革命时期的广州。1926年1月在广州召开国民党二大时，茅盾与周恩来都在当时中国革命的中心广州。茅盾在1926年1月中旬以上海代表的身份到广州参加国民党二大后，留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工作，

简介：本文力图从政治文化的角度来论证、分析冷战时期即社会主义阵营时期苏联东欧关系的历史演变。本文认为,苏东既有相同或相近(斯拉夫文化、基督教一东正教文化、社会主义文化)又有很多不同的(基督教世界内部、斯拉夫文化内部的东西之分)政治文化,迥然不同的民族性格和历史传统,构成了苏东关系中的一个重要的、深层次的因素。

简介：政治大统一是中国历史的第一前提。秦始皇统一天下，创造了人民生存发展的平台，但是，他在治国价值理念上却选择了法家思想，导致了剧烈的文化冲突。汉初选择黄老思想，提倡清静无为，促使社会度过了大乱之后百废待兴的短暂的特殊时期。当这个大一统的国家过渡到正常状态时，必然要寻找新的立国之魂，确立远大的治国指导思想，汉武帝担当了这个历史转型的艰巨任务。董仲舒的天人三策主张“大一统”和“尊六经”，与汉武帝达成高度共鸣。确立儒家经学为国家的最高意识形态。汉武帝“置五经博士”对经学走上中国政治舞台开了先例。汉武帝的政策核心是“举贤良、明教化”和“尊儒”，但是他也“尚法”，所以，汉武帝时期的政治还算不上是“王道”政治．而被定位为“霸王道杂之”，但历史已经向前推进了一大步。纵观秦汉之际，“秦皇”解决了“以武定天下”的问题．而“汉武”则解决了“以文致太平”的问题，后来中国历代的朝野都基本认同这个“文治武功”“文韬武略”的大逻辑，成为高度的共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简介：1819年,美国出现严重经济衰退。这场经济危机在全国范围内引发了各种争论与抗议活动。在市场不断扩展的19世纪初,商业化与工业化加速了对美国传统生活的冲击,人们对于国家政治经济的理解趋向于多样化与复杂化。相当多的人开始进入市场,渴望获得平等机会,这个过程推动了精英与民众关系的变化。从这个角度来看,美国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进程推动了政治生活的民主化。而19世纪中后期政治民主化的进程,反过来也在推动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改变。

简介：印度社会精英对英国统治态度的改变是20世纪上半期印度群众性民族运动兴起的一个关键性政治变量.但是,在印度这样的农民社会里,农民(包括农村手工业者)一直是主导的社会群体,他们的政治态度不能不影响整个印度政治社会的发展.传统上的印度农民是政治冷漠主义者,他们对村社之外的全国性政治过程并不关心,但是在英国的统治下,一系列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变迁却使印度农民和全国性政治过程有了密切的利害关系,他们和印度的社会政治精英在反对英国统治方面具有了共同利益.这正是使得他们积极响应以甘地为首的印度政治精英的号召,参加印度现代民族运动,为印度民族独立和解放做出巨大历史贡献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