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环境刑事立法应坚持科学的立法方法论,在重视对环境犯罪事实特征考察的基础上,树立科学的环境刑事立法理念,在观念与事实双重层面为环境刑事立法提供科学指引。环境刑事立法应在坚持人与自然相和谐的科学理念下,重视对环境自身价值的保护,将环境法益确立为环境犯罪的保护客体。另外,我国环境刑事立法的具体制度构建应在借鉴域外经验,增设环境危险犯、行为犯,引进严格责任时,注重自身的本土化实践。

简介：背信罪是伴随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化的高度分工而出现的罪名。我国《刑法》分则中存在众多而零散的背信犯罪条文,但条文设计却具有相当的随意性,而且偏向于对国有公司、企业的特殊保护。我国已经进入市场经济时代,为有效保护法益,增设背信罪势在必行。通过条文的合理设计,完全可以避免背信罪成为新的口袋罪而侵犯人权。在增设背信罪之前,我们应当充分运用竞合论原理,将背信犯罪行为作为侵占罪、职务侵占罪、诈骗罪、故意毁坏财物罪等相应犯罪处理。评价背信行为造成的财产损害,应采取经济的财产说,原则上不处罚背信犯罪行为的片面对向犯。

简介：刑事立法政策，是指在刑事立法领域中所奉行的基本刑事政策和具体刑事政策的总和，其构成要素包括刑事立法政策客体、刑事立法政策主体、刑事立法政策行为、刑事立法政策环境四项。我国现阶段刑事立法政策价值权衡的基本立场，可以概括为“三大一小理念”和“两个至上理念”。刑事立法政策在国家整体刑事政策的整合功能、导向功能与调节功能三者之间必须进行某种功能整合。刑事立法政策能直接指导刑法立法和刑法修正。刑事立法政策的具体内容在基本层面上具有综合指导刑事司法政策的意义，且能间接校正刑事司法和刑法解释的具体活动。

简介：刑事和解作为一种新型的冲突解决方式，具有提高诉讼效率，预防犯罪，保护被害人利益，构建和谐社会，取得良好社会效果等方面的积极意义。然而目前我国各地对这一新型方式的操作上还具有很不规范性，因此建议尽快对刑事和解进行制度化和法律化的构建与完善，避免刑事和解被异化为“以钱赎刑”，以便更有效地解决刑事犯罪带来的各种纠纷和矛盾，最终有助于促进社会和谐。

简介：以刑法修正案为研究视角,纵览金融领域刑事立法的过程,金融领域刑事立法资源的积极投入主要表现为金融犯罪罪名的新增、原有罪状的细化和既有法定刑的调整,使金融犯罪圈呈扩大趋势。究其原因是,金融经济发展的需求、金融监管部门的推动以及刑法依赖思想的根深蒂固,使金融领域刑事立法一再扩张。然而金融刑事立法评价应属于＂二次评价＂,在将某一行为纳入犯罪领域之前,应以该行为首先违反前置性法律为前提,实现刑事法律与非刑事法律的有效衔接,从而建立有层次的金融法律评价体系。

简介：现代信息社会,电子证据在刑事诉讼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取证是电子证据进入刑事诉讼并发挥作用的关键环节。我国刑事诉讼法对电子证据取证的规定极不完善。其他国家、国际组织的立法有许多先进经验,对其进行研究对完善我国电子证据取证制度有重大的借鉴意义。

简介：人们在享受网络的迅速发展带来便利的同时，也时常面临着随之而来的困扰。作为专门针对和利用网络进行的犯罪，网络犯罪的本质特征是危害网络及其信息的安全与秩序。伴随着计算机网络在社会生活中各个领域的不断普及应用，网络犯罪日益成为严重危害公共秩序的一类犯罪，并受到了社会各方面的广泛关注。本文在借鉴了国内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根据网络犯罪的最新动态，试图以不同的视角对其若干刑事立法的问题进行研究探讨。

简介：由于我国刑法中虐待罪的犯罪主体仅限于家庭成员,所以对于家庭成员外主体的虐童行为存在法律上的空白。实践中,公安机关通常以侮辱罪、故意伤害罪或寻衅滋事罪等＂替代罪名＂予以追究行为人刑事责任,但这些＂替代罪名＂都难以将家庭成员外主体虐待儿童行为准确归罪。因此,应该完善刑事立法,单列＂虐待儿童罪＂,以保障儿童的合法权利。

简介：调高数罪并罚总和刑期，其主要立法价值就是要协调数罪并罚的总和刑期与最终确定的数罪并罚总和刑期两者间的合理关系，这首先应当遵循刑事立法政策的合理性原则。虽然不能完全排除数罪并罚刑期的调高与“死刑过重、生刑过轻”存在直接关系，但也不能由“死刑过重、生刑过轻”的缺陷直接得出数罪并罚刑期总和应当调高的必然结论。《刑法修正案（八）》修正数罪并罚总和刑期的结果，可谓是“重刑化”和“轻刑化”折衷的适中，是刑事立法政策在数罪并罚立法条款上的体现。

简介：金融刑事立法与司法错位的表征有：金融刑事立法积极扩张,而司法适用谨小慎微,立法含混而司法解释有僭越刑事立法之嫌,司法自由裁量空间过大以及刑罚预防效果甚微等。主要原因有：刑事立法理念的导向、刑事立法新旧罪名衔接断层、司法系统金融专业素质薄弱以及金融犯罪刑罚配置不合理等。革新金融刑事立法理念,提高刑事立法的逻辑性和协调性,提升司法队伍的金融专业素质以及完善金融犯罪的刑罚配置将有利于金融刑事立法与司法错位的矫正。

简介：日益凸显的侵犯商标权犯罪对我国商标权法律保护体系发出了挑战.由于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法律制度及国情,美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走在了世界的前列,将其与我国的商标权刑事保护制度进行多方面的比较研究,可以获得许多有益的启示,对发展、完善我国的商标权刑事保护法律制度具有积极的作用.

简介：刑法如何面对现代社会风险，已成为当今的一个热门话题。把谦抑主义的根本内涵融入到对危险犯的规制中去，把握处罚危险犯的正当性，使刑法的改革和进步更有力地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风险刑法成为传统刑法与时俱进的重要补充，而作为风险刑法的主要立法模式，抽象危险犯已成为刑法处罚的对象，成为应对风险社会的重要手段。但是，还必须对风险刑法的适用进行严格的规制。为此，需要对风险控制和谦抑原则在法律价值上协调，引入“反证”制度限制抽象危险犯的扩张，以及强调处罚危险犯必须具备其紧迫性的特质’，坚持不得已而为之的主旨等三个方面对风险刑法的运用做出规制。

简介：<正>一、"软法"在商事活动中的适应力"软法"的概念与机制主要形成于公共治理的领域,那么"软法"在商事活动中是否具有运行的可能性与必要性呢?下文对这个前提性的问题予以阐明。(一)软法倚靠的利益导向机制与商事活动的营利性相契合商事主体通过商事活动追求营利,这是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而商事规范正是认可并保障这种营利活动的制度规则。前文已经论证,无论是硬法还是软法,其约束力的根本来源是利益导向机制,而软法因为缺乏国家强制力的支持,显得更为依赖利益导向机制。在不同的法域中,这种驱动当事人行为的利益可以是精神或物质利益、经济或政治利益等各种形式,尤以经济利

简介：2012年3月14日，全国人大通过了修改《刑事诉讼法》的决定，其中亮点之一即增加了四种针对特定案件的特别诉讼程序，但其中并未包括恐怖主义犯罪，此为一大遗憾。恐怖主义犯罪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在反恐立法格局中应当针对恐怖主义犯罪构建特别的刑事诉讼程序。在安全优先兼顾自由的价值定位下，构建刑事特别程序应注重在管辖法院、侦查权及侦查措施、反恐司法工作人员与证人的保护等方面进行完善。

简介：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作为特别程序在修订的刑事诉讼法中予以规定，是修法的一大亮点，也是对我国诉讼制度的重要完善。最高人民法院起草未成年人刑事诉讼解释的宗旨是立足实际，确保解释符合立法精神，同时吸收少年法庭成熟的工作经验，有效解决审判实践中的具体问题，细化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完善对未成年被告人、

简介：村民委员会、村党组织、村经济组织的成员和村小组长、村民委员会下设各委员会委员等在农村基层组织中担任一定的职务、履行一定的职责的人都是＂村民委员会等农村基层组织人员＂,其构成贪污贿赂犯罪必然发生在协助人民政府从事行政管理工作的过程中,具有时间性。而对如何认定协助行政管理行为的完成,论文提供了一种路径,即假设不存在村基层组织的协助管理行为,由人民政府直接完成现实中由村基层组织协助完成的行政管理工作,那么在假设条件下,认定人民政府某些具体行政管理工作完成所采用的标准,应适用于村基层组织人员协助管理工作完成的认定。

简介：探究刑事政策与规范刑法之间关系的历史发展与自身逻辑，需要将刑事政策作为规范刑法外的顶层设计，并将规范刑法视为刑事政策外的微观治理看待。随着当代社会日益成为风险社会，作为规范刑法最活跃部分的刑法司法解释日益成为规范刑法工具理性延伸的领域，刑事政策需要能动发挥目的理性，化解体系性困境。刑事政策进入社会治理的微观路径日益依赖占据主要比例的刑法司法解释，刑法司法解释具有联系刑法立法与司法适用的位阶特质、扬弃立法解释与个案解释的属性特质、完善刑事政策与刑法体系化的结构特质，将在刑事政策与规范刑法之间发挥现实的实践纽带作用。

简介：<正>一、从李杏英案看思维差异:在思考法条之前先要思考事实许多年前著名的李杏英诉上海大润发超市存包损害赔偿案中最核心的一个争点是:双方当事人就使用自助寄存柜形成的是保管合同关系,还是借用合同关系。①法院最终认定两点:1.双方当事人就使用自助寄存柜形成的不是保管合同关系,而是借用合同关系;2.李杏英既不能证明其确曾将所称钱款放入自助寄存柜内,也不能证明其所称物品的遗失是自助寄存柜本身存在的质量问题造成的,更不能证明其所称物品的遗失是大润发超市在提供寄存服务中的故意或重大过失行为所造成。因此,李杏英要求大润发超市和被告大润发公司承担其所称物品遗失的赔偿责任,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难以支持。

简介：0引言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简称两高）《关于办理盗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3]8号，自2013年4月4日起施行。

简介：保险合同具有形式上公平而实质上并不公平的特质,决定了难以通过传统的合同解释理论来有效平衡占据优势地位的保险公司和处于弱势地位的投保人或被保险人之间的利益失衡。我国目前有些法院的司法实践应对是：通过疑义解释原则的扩张适用来对投保人或被保险人提供有效救济。司法实践中这种疑义解释的嬗变背后,体现的其实是合理期待原则的法律理念,或者说与美国保险法上的合理期待原则殊途同归：突破形式正义的外衣,指向了实质正义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