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在工程实践中,采空区不良效应对桥梁桩基风险影响的评估,需要有进一步的创新方法和更完善的措施,既能准确地评价风险影响,又可以为桥梁基础施工提供保障,成为施工阶段桥梁风险评估的一个新的研究方向。结合某高速公路采空区桥梁桩基的风险估测,采用基于MIDAS/GTS的有限元程序,建立有限元数值模型,通过对煤层未开采直接进行桥梁桩基加载状态沉降、煤层未开采直接进行桥梁桩基加载状态应力、自重应力作用下煤层开采状态采空区沉降、自重应力作用下煤层开采状态采空区应力、采空区注浆回填后桥梁桩基加载状态沉降、采空区注浆回填后桥梁桩基加载状态应力等的分析,得出不同条件下的影响结果,并提出了有效的风险控制策略。研究表明,该评价方法减少了影响桥梁桩基础施工的不安全因素。

简介：采用流式细胞术研究离子液体1-丁基-3-甲基咪唑氯盐（[C4mim][Cl]）和1-丁基-3-甲基咪唑四氟硼酸盐（[C4mim][BF4]）对四尾栅藻的毒性影响,测定了细胞增殖、叶绿素荧光、细胞膜完整性和酯酶活性的变化。结果表明,2种离子液体均可抑制细胞增殖,且抑制作用随离子液体质量浓度和暴露时间增加而增强。计算得到96h[C4mim][Cl]和[C4mim][BF4]的半数效应质量浓度EC50分别为49.61mg/L和42.22mg/L。测试期间发现,[C4mim][Cl]（质量浓度20~200mg/L）和[C4mim][BF4]（质量浓度20~150mg/L）对叶绿素荧光强度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对细胞膜完整性无明显影响,随离子液体处理时间延长,对酯酶活性表现为先刺激后抑制作用;经200mg/L[C4mim][BF4]处理藻细胞96h后,藻细胞叶绿素的平均荧光强度仅为对照组的20%,酯酶活性为对照组的5%,且95%细胞膜发生破裂。2种离子液体对四尾栅藻均有毒性作用,这表明离子液体一旦进入水环境,将会对水生环境带来一定风险。

简介：沉积物作为污染物迁移转化过程中重要的“源”和“汇”,与整个生态系统及人类健康有着密切联系。间隙水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水体沉积物的污染状况,同时可以真实反映生物的实际暴露情况,间隙水中关键致毒物质的鉴别是科学准确地评价间隙水及沉积物毒性与风险的重要基础。毒性鉴别评估（ToxicityIdentificationEvaluation,TIE）和效应引导的污染物识别（EffectDirectedAnalysis,EDA）技术作为致毒物质识别的主要方法,已在沉积物和间隙水的致毒物筛选中得到了初步的应用。本文介绍并比较了常用的间隙水提取方法,总结了TIE和EDA在间隙水致毒物质异位及原位鉴别方面的应用与发展,及鉴别过程中使用到的基本毒性量化方法与其适用条件。在当前间隙水关键致毒物质识别研究的基础上,指出了异位分析难以避免毒性损失和有机污染物鉴别方面的局限等问题,并提出应推广原位毒性试验技术且进一步发展有机物的精细分离技术和质谱识别技术等发展方向。

简介：近年来,挥发性环甲基硅氧烷（cVMS）在生产和生活过程中的广泛使用导致其环境和人体暴露风险日益增加,由于其具有持久性、潜在的生物积累性和毒性而被受关注。目前,人们对cVMS在全球各种环境介质中的赋存、行为及效应有一定的了解。排入环境中的cVMS大部分进入大气,在水体、沉积物、土壤和生物体中也有一定的含量。研究表明,希腊室内空气降尘中总的环硅氧烷含量中位数最高（1380ng·g^-1）,其次为中国（362ng·g^-1）;中国污水处理厂总的硅氧烷年人均通量（10g·y^-1）低于英国（D4-D648.3g·y^-1）和美国（D4-D693.5g·y^-1）,其中大连市一家采用CWSBR工艺的污水处理厂进水中cVMS的总浓度（1.05μg·L^-1）普遍低于希腊（5.14μg·L^-1）、西班牙（9.2μg·L^-1）、加拿大（44μg·L^-1）和一些北欧国家（17μg·L^-1）;我国大部分废水处理厂污泥中甲基硅氧烷的含量（0.1-lμg·g^-1dw）比一些北欧国家（26μg·g^-1dw）、希腊（20μg·g^-1dw）和加拿大（64μg·g^-1dw）等要低得多。中国普通居民吸入＋摄食D4-D6的PELs中位数（173ng·d^-1）远低于中国普通人群的皮肤暴露（中位数18.5μg·d^-1）,更低于英国成人日暴露量（1.875mg·d^-1）和美国妇女对总硅氧烷的日暴露量（307mg·d^-1）。环境中cVMS的行为和效应取决于其理化性质和具体的环境条件。进入大气的cVMS会与·NO3、O3和·OH反应,而与·OH反应脱去甲基生成硅醇是其主要的消除机制。污水处理过程中,大部分cVMS被污泥吸附固定,D6吸附污泥的能力最强,其次为D5和D4。挥发、吸附和非生物降解是cVMS在土壤中主要的环境行为。D4和D5可能存在生物放大作用。评估cVMS的TMF（trophicmagnificationfactor）研究结果相互矛盾,且与BCF、BMF和BSAF的评估结果相反。总之,国内外对污水处理过程中cVMS的赋存状态和迁移、转化行为的研究比较多,且�

简介：尘/土以及含阻燃剂产品的皮肤接触是四溴双酚A（TBBPA）重要的人体暴露途径。为研究TBBPA经皮肤亚慢性暴露毒性效应,选择无特定病原菌级别（SPF级）Wistar雄性大鼠作为受试生物,分别设空白对照组（K）、溶剂对照组（Z）,以及20mg·kg^-1（A）、60mg·kg^-1（B）、200mg·kg^-1（C）、600mg·kg^-1（D）共4个不同剂量的TBBPA暴露组,采用皮肤接触的方式连续暴露90d。暴露期间观察大鼠状态并称重,于第91天解剖大鼠,分离主要脏器称重计算脏器系数,并对暴露皮肤进行组织病理学检查。研究发现,经皮肤暴露TBBPA后,90d暴露期间不同实验组Wistar大鼠在表观形态、行动、进食方面无差异,TBBPA暴露导致大鼠体重略微降低,但各处理组间大鼠体重无显著差异;90d暴露后不同剂量组间大鼠的器官脏器系数没有显著的剂量-效应关系,不同剂量组大鼠皮肤暴露区域均有一定程度的炎症细胞浸润及部分组织胶原间隙增宽。研究结果表明,TBBPA90d亚慢性皮肤暴露对Wistar大鼠无明显毒性效应。

简介：作为一种中等毒性的有机磷杀虫剂,三唑磷在稻区的使用十分普遍。为弄清其对淡水生态系统的影响,选择5组浓度（0、0.35、1.75、17.5、52.5μg·L^-1）,在以藻类作为营养源的室内微宇宙系统内进行研究,采用多变量分析软件CANOCO5对数据进行分析。非限制性排序和多重比较的结果表明,给药后0-6d,三唑磷对于浮游动物群落的最高无作用浓度（NOECcommunity）和最低有效浓度（LOECcommunity）分别为17.5μg·L^-1和52.5μg·L^-1。给药后第9天,最高浓度组（52.5μg·L^-1）的群落结构开始恢复,此刻三唑磷在水中的实测浓度平均值为4.35μg·L^-1。对于单个物种种群密度做差异显著性分析和多重比较,结果显示浮游动物当中受影响最大的是绿色湖湾介Strandesiaviridis。给药30d后,该物种在52.5μg·L^-1处理组的种群密度明显下降,历时57d的试验结束时,种群密度仍未恢复到对照水平。对于藻类,非限制性排序和多重比较的结果显示三唑磷在群落层次的影响未达到能够明显区分NOECcommunity和LOECcommunity的程度。在单物种层面,在给药后9-12d,三唑磷对单细胞的羊角月牙藻Selenastrumcapricornutum种群有刺激作用。其NOECspecies和LOECspecies分别为1.75μg·L^-1和17.5μg·L^-1。没有迹象表明三唑磷的引入能够明显改变水体pH、电导、浊度和水体C循环状况。结合暴露评估软件GNEEC（Version2.0）输出的环境浓度（峰值为2.44μg·L^-1）,本研究结果显示三唑磷在正常使用剂量下有可能对稻田周边浮游动物群落的内部结构造成扰动,但是它不会对整个系统造成不可恢复的影响。

简介：孕激素和糖皮质激素的环境行为和生态毒理效应是即环境雌激素和雄激素之后近年来国内外环境激素研究的又一热点课题。由于广泛应用于临床医疗等,这两类物质通过污水处理厂不完全处理和人类农业或畜牧业活动的直接排放从而进入水体环境,进而对生态系统和人类健康产生潜在危害。环境监测数据显示,在地表水中,多种物质存在ng·L-1浓度水平;在污水处理厂进出水中,浓度水平更高,甚至达到数百ng·L-1。孕激素和糖皮质激素类物质主要通过激素受体途径发挥毒性效应,如孕激素受体（PR）,糖皮质激素受体（GR）和盐皮质激素受体（MR）。对水生脊椎动物的内分泌系统干扰作用是目前研究的焦点。这两类物质能够影响脑垂体性腺轴转录水平和相应激素合成,影响性腺发育以及导致繁殖能力损伤。这一毒性效应甚至发生在环境浓度水平之下。除此之外,随着组学技术的广泛应用,更多的潜在毒性终点不断被发掘,如对昼夜节律系统和免疫应答的干扰作用。这些研究引导着对环境孕激素和糖皮质激素生态毒理学效应更加深入的理解。

简介：抗生素在环境中的残留已引起广泛关注。随着对地下水污染的报道日益增多,抗生素对地下水系统的潜在影响不容忽视。本文系统地阐述了地下水中抗生素的来源、污染水平及迁移转化规律,总结了抗生素对地下水微生物群落的影响以及抗生素诱导产生的抗性基因的潜在污染趋势。因地下水赋存隐蔽,一旦污染难以及时察觉,抗生素进入地下水系统后易长期残留。目前,针对抗生素及抗性基因在地下水系统中的环境行为及生态效应研究还十分有限,本文据此指出了当前形势下开展相关研究的必要性,并对今后的研究方向进行了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