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伯里在1903年就任剑桥大学近代史钦定教授的演讲中,提出了"历史是一门科学,不多也不少"的著名论断。另一方面,伯里也清醒地意识到,历史学应有自己的独立性。他以历史偶然性为切入点,探讨历史偶然事件与因果规律之间的关系,以揭示历史思想与自然科学思想之不同。伯里认为,神学和思辨哲学逻辑演绎的路数,无法运用于史学实践。他采用"历史综合"的路数,从历史经验中提出一个具有普遍性意义的假说1(历史思想具有独立性),然后归纳大量的史事来验证。由于体现人类自由意志的极为复杂的历史现象,存在无数的偶然事件,存在无数断裂的因果链条,所以伯里没有也不可能完成对其假说的证明。伯里的历史偶然性研究,对于思考史学理论研究的不同路数及其局限性,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简介:夷夏观念形成之后,在历史的延续过程中也发生着转变.作为边疆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政权,并在后期遭遇西方列强入侵这一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影响,清朝统治者对夷夏观念认知的延续与转变历程复杂而多维.清朝统治者对云南边疆民族的认知及其调整,既是清朝统治者夷夏观念在具体区域的实践与表现,同时也丰富或增强了其变化与调整的典型性.清朝前期管控边疆蛮夷是为了防御邻邦蛮夷,而1840年后对边疆蛮夷的管理与对邻邦蛮夷政治形势的关顾,主要是为了抵御西方夷狄(列强),彼此之间又相互交织、渗透;尤其是在1840年之后的转变,促进了云南边疆民族对王朝国家认同感的强化,对近代中国国家疆域的稳定及构建产生了重要影响.
简介:抗战时期,是中共在28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对于"国家统一"目标和模式问题的理论探索与实践之非常重要的"过渡时期":一方面,中共仍然没有放弃二大以来确定的以"民族自决"和"地方自治"为基础建立"联邦制"共和国的政治主张;但是,另一方面,中共在全面推进马克思主义民族和国家理论与中国"国家统一"实践相结合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已经逐步认识到教条主义地照搬"苏联模式"有违中国历史传统和基本国情的弊端,因此在处理实现"国家统一"中的中央与地方关系问题、少数民族问题、国家结构和国家形式问题等方面,开始逐步扬弃客观存在的导致中国四分五裂、导致中华民族离心离德隐患的"民族自决"的理念和概念,开始明确提出并日益强化"民族区域自治"的理念和概念并付诸实践——当然,此一时期中共"民族区域自治"的理念和概念还是被置于"复合制"之国家结构、国家形式——"联邦制"的大框架内,有其自身不可解的逻辑矛盾。但是,也正是基于此一"两难"因而难以"两全"之"困境",中共这一重大的理论与实践突破和创新,为中共在其后的解放战争时期及新中国成立前夕,彻底摒弃"联邦制"之"国家统一"的国家结构、国家形式,而全面代之以具有鲜明而突出的中国风格和气派,以民主集中制为原则,以"中央集权"为主导,以"民族区域自治"为特色的"单一制"共和国之"国家统一"目标和模式,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和内驱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