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本文通过对北魏史料中“身备三仗”一词具体含义的解释，考察魏晋南北朝时代作战人员的武器装备系统。汉代以来，以往长期沿用的武器装备系统，经与边境族群战火洗礼，出现新的变化趋势。魏晋南北朝时代军队中，不同战术功能的兵种以下列武器作为区分：抛射性兵器弓弩、砍斫性武器刀（配檐）和击刺性武器稍。一部分技艺精湛的战斗人员，有可能复合装备稍一弓矢、稍一刀楣，或刀楣一弓矢。“身备三仗”即指精锐武装人员，身上同时复合装备以弓矢、刀楣和稍三种战术功能截然不同的武器。这种复合装备的现象，有可能是中古时代中国战争技术与内亚族群军事文化交叉影响下的产物。对以“身备三仗”为代表的多种兵器复合装备现象的分析，可以展现中古军人的装备系统和战斗技艺，而追溯中古时期军事审美传统，更是观察古代军事文化的独特窗口之·。

简介：北宋时期（960-1127年）有记载的疫灾年份59个,疫灾频度为35.1%。其疫灾多发生于春、夏季节,秋、冬季节较少发生。整个北宋时期,疫灾频度呈周期性波动上升趋势,除960-969年上接五代疫灾周期和1120-1129年下接南宋疫灾周期外,其余时间可以划分出3个波长为50年的波动周期,第一波（970-1019年）疫灾频度为10%-40%;第二波（1020-1069年）疫灾频度为20%-60%;第三波（1070-1119年）疫灾频度为20%-70%。疫灾主要发生在黄河中下游、江淮之间及长江中下游地区,华南地区很少有疫灾流行,且疫灾都与战争有关。长江三角洲和开封地区为全国一级疫灾中心,成都、西安、洛阳、长沙为次一级疫灾中心。这些疫灾中心的形成,既与其人口密度相对较高有关,也与其人口流动性相对较高有关。

简介：<正>刘备墓,史称“惠陵”(图一),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成都武侯祠里一重要古迹,位于祠内诸葛亮殿西侧。现存墓茔封土高20米,周长180米,陵墓占地约三亩。墓上绿草离离,陵边柏树森森,有砖墙绕陵一圈。陵前有“汉昭烈皇帝之陵”石碑一通(图二),清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立。另有康熙七年(1668年)石刻“汉昭烈之陵”横额一

简介：《吴兴备志》是明代学者董斯张所作的一部吴兴地区地方志书，当时的吴兴即为今浙江湖州，因此该书是记载湖州地区历史、地理、人文掌故等内容的重要地方文献，修于明天启四年(1624)。董斯张，原名嗣暲，一名广曙，字然明，号遐周，又号借庵，浙江乌程人，生于万历十四年(1587)，卒于崇祯元年(1628)。祖父董份，嘉靖间进士，官至工部尚书、礼部尚书兼翰林学士等，世宗时曾颇得重用

简介：据说宋代大文学家苏轼曾讲：＂平生当官有三乐：凶岁检灾,每自请行放数得实,一乐也。听讼为人真得情,二乐也。公家有粟,可赈饥民,三乐也。＂（赵德麟《侯鲭录》卷六）这三乐中,第一是讲遇灾减税,第三是讲遇灾赈济百姓,它们正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主题。苏轼将它们归入平生当官三种乐事当中,可见对此二事的特殊重视。遇灾减税必然使财政收入减少,而赈济则是财政开支的一个方面,我们将二者放在一起,是因为在宋代,二者是密不可分的。

简介：疫灾是由传染病大规模流行导致人类健康与生命损失的灾害。先秦两汉时期（公元前771～220年）见于记载的疫灾年份57个，疫灾频度5．74％。其中，春秋战国为1．64％；西汉为7．33％；东汉为15．90％；公元前二世纪为4％，公元前一世纪为9％，公元一世纪为12％，公元二世纪为15％。不排除疫灾记载有近详远略的可能，但从全国范围看，先秦两汉时期疫灾越来越频繁的趋势是客观存在的。疫灾发生的季节除秋季较少外，春、夏、冬季的概率差不多。在周期性规律上，该时期经历了2个大的疫灾稀少期和3个大的疫灾频繁期，第一个波动周期（公元前200公元前120年）约80年时间，波峰不很明显；第二个波动周期（公元前120~80年）长达2个世纪，其中公元前50～50年的疫灾频度高达17％，为两汉之际的疫灾高峰；第三个波动周期始于80年，东汉灭亡尚未结束，而是下接三国时期的疫灾高峰。在空间分布上，疫灾分布与入口分布有高度相关性，先秦时期仅黄河、长江流域有疫灾发生，西汉时期由于匈奴的介入，蒙新高原开始有疫灾记载，东汉时期南方入口大量增加，东南沿海开始有疫灾记载。总体来说，先秦两汉时期的疫灾是北方甚于南方，但随着时间推移，南方疫灾比重不断提高，反映了南方人口与经济的发展。

简介：民国时期的疫灾呈现出与历史上相似的特点,如成灾机制复杂,灾种多样,疫死率高,具有一定的时间性和地域性等.水旱灾害、战争和医疗卫生条件的落后是造成民国疫灾的主要原因.民国时期,政府在机构设置、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基础设施和医事人员的培养、疫灾防治的实践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民间疫灾防治也不逊色,成绩斐然.但存在的问题确实很多,值得思考.

简介：上世纪40年代初，爱国实业家赵雁秋先生收藏了清末重臣曾国藩、左宗棠等人致署皖南道姚体备的一批信札，其书写时间为成丰十年十二月至同治元年三月（1861年1月-1862年4月），时值湘军、太平军“安庆之战”及皖南拉锯战的关键时期，札中多涉湘军在皖南的军事部署、军饷筹措及安庆战况密报等机密。其书写大多纵横急就、妙契自然，寓性情、襟度、风格于楮墨之中，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与艺术价值。

简介：明清时期的江淮是个水旱灾害频发的地区。而其天下之中的地理位置和运河、盐业经济又事关国家的经济命脉。因此,水利治灾工程建设当然地成为当地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关键。明清两代官府和民间社会在继承前人水利治灾工程建设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形成了以河道整治为重点,农田水利、防潮御卤并举的水利治灾工程系统。这套工程治灾系统,尽管还存在一些疏漏和不足,但其防灾减灾的作用和效益却不可低估。

简介：１９４２年冬至１９４３年春，由于久旱之后的大暴雨导致黄河决堤，河南省遭受特大水灾，约有２００万人死亡，千千万万的灾民流离失所，真可谓哀鸿遍野、满目疮痍……其时中国抗战正处于十分艰难的非常时期，四面受敌的中国战区困难重重，国民政府救灾无力，加之吏治腐败，封锁灾情，河南的灾民得不到救济，情况十分危急。社会各界纷纷强烈要求：赈济豫灾！作为“陪都爱国爱民的一面旗帜”，宋庆龄挺身而出，领导着从香港迁到重庆的保卫中国同盟（１９３８年在香港成立，宗旨是争取国内外对中国抗战的支持。以下简称“保盟”）通过举办讲演、座谈会和开展捐款、义卖、义赛等活动，积极主动担负起了赈济豫灾的宣传、动员和组织工作。其中影响较

简介：

简介：习近平同志在担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期间，非常重视对地情的研究，重视读志用志，每到一地，都会调阅当地志书，从中了解古今概况，熟悉地情，并常常运用志书中的史料记载，分析问题，探寻规律。苍南县是2006年夏季“桑美”超强台风登陆的重灾区。

简介：“君不见，梅花十八峒旁，古蛟地名彰，均田立役法商鞅，积谷献军粮。丁壮心齐固国防，荷枪自动赴战场，里仁安谧匪类亡，管弦声扬扬。

简介：“钱赈”指灾赈中以小额通货为中心的资源调配与赈济机制，其思想源远流长，理应在中国荒政思想中占据重要一席，但一直为相关研究所忽略。清代“钱赈”经历了一个由临时举措到固定惯例，再到成熟制度的演变过程，成熟标志为同治九年“畿南钱赈案”中制定的《会拟办贷章程》。通过考察灾赈中赈款的调拨、运输、兑换、散放、消费、回流、沉淀的各个阶段，可以发现银钱兑换是灾赈中货币流通的核心环节，而钱赈则是该链条的主线。结合先前研究可知，灾荒对清代城乡货币流通具有双重性影响，一方面灾荒会引发灾区严重的钱荒危机；另一方面大规模的灾赈活动会推动外部赈钱输入灾区。实现小额通货从城镇向农村的流动与沉淀，从而引发城乡金融资源的重新分配。

简介：市地方史志办公室注重将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融入到实际工作当中。

简介：《洛阳市志·人口志》是《洛阳市志》18卷中的基本地情书之一，也是《洛阳市志》中写得比较好的部分之一。该志具有以下四个特点。

简介：四川省眉山市的三苏祠是苏洵、苏轼、苏辙的老宅故居。一家三父子，占据唐宋八大家三席，全国唯一。特别是苏轼苏东坡，对中国文化影响之广大、之深远，为世人景仰，堪称千古文宗、

简介：有关历史时期的数据大都有着复杂的生成过程，根据不同史料来源、计量标准、统计方法、估算依据所得出的结果千差万别。因此，进行量化历史研究时，有必要对基础数据本身进行一番细致的考察。已有的灾荒史研究中，由于对灾荒规律、文献特征、荒政制度等方面欠缺考虑，以及统计和估算方法上的粗糙与失误，相关的灾情、灾赈数据还有待进一步完善。在量化数据的获取过程中，不仅要充分考虑学术研究的现实需要，实现方法的科学化，更要注意把握研究对象的基本特征和文献记录的内在逻辑，实现方法的史学化。在数据的运用过程中，要特别注意数据之间的匹配关系及其适用范围。

简介：人们来到圆明园遗址公园,驻足于远瀛观断石残柱面前,都会有发自心底的感慨和赞叹。其实这只是长春园西洋楼景区十几组建筑中的一个。圆明三园包括圆明园、长春园、绮春园(万春园),习惯上统称圆明园。全园周围约三十里,共占地五千二百亩,有三分之一是水面。园中汇集全国名胜,纳中西风格,在世界园林史上享有盛誉。圆明三园中,珍藏大批文物、典籍,汇集封建文化艺术之精华,可谓物宝天华,应有尽有。它不仅是一座园囿,一座帝王起居、从事政治活动的离宫,还是一座巨大的博物馆。

简介：唐树备，1931年生，上海市人。早年从事新闻工作。1971年后，历任外交部领事司处长，中国驻日本大使馆领事部主任，中国驻旧金山总领馆总领事，中国驻美大使馆公使、临时代办。1988年任外交部台湾事务办公室主任。1989年任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副主任。1991年兼任中共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副主任、海峡两岸关系协会常务副会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八、九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第八届政协全国委员会祖国统一联谊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第九届政协全国委员会港澳台侨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先后被全国人大常委会任命为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委员。曾亲历“九二共识”达成、“汪辜会谈”、“唐焦会谈”、“汪辜会晤”等两岸关系史上的重大历史事件，见证了整个20世纪90年代大陆与台湾的曲折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