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从康熙二十三年(1684)清政府开始在台湾设置府县,直至光绪二十一年(1895)台湾被迫割让给日本,这两百多年间,正是中央政府对台管理制度形成和完善的重要时段。这一时期中央政府对台的治理观念几经变动,在台官员的设置和职权也都频繁发生改变,情况纷繁复杂。在此期间,台湾道台一职虽始终存在,但其管辖范围、职权、作用等方面都呈现出了复杂多样的变化,对台湾社会也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基于台湾道的复杂性与特殊性,庄林丽的《清代台湾道、台湾道台与台湾社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一书从制度史的角度解读了台湾道的设置与变迁、台湾道台的基本情况以及台湾道台的管理制度。在此基础上,该书还从台湾道台与台湾社会关系的角度讨论了台湾道台与清代台湾的社会秩序维护、台湾的开发、台湾文教事业的发展方面的关系和作用。庄林丽深厚的考证功底以及对于资料的全面搜集、梳理、分析均予人以深刻的印象。
简介:在日韩合并100周年的2010年8月10日,日本民主党首相菅直人,表明日本将诚实面对历史,对日本殖民统治朝鲜半岛所带来的莫大损害与苦痛,痛切地反省及由衷地致歉,并且将日本宫内厅所保管的“朝鲜王室仪轨”等朝鲜半岛的贵重图书,归还韩国。日本首相的道歉谈话,仅对殖民统治36年的朝鲜半岛而发,对殖民统治长达50年的台湾,则没有任何道歉之意。日本人对台湾,趾高气扬地认定:台湾的“现代化”或“资本主义化”,是日本的殖民统治奠基的,是日本“苦心经营”台湾的结果。既然日本是台湾“现代化”的功臣,就没有必要对台湾道歉,反而乐意接受“台湾人”的感谢。台湾与朝鲜半岛,都经过日本的殖民统治,后来都经历了内战,而陷入“分裂国家”的状态。本文尝试分析何以“朝鲜人”能拂拭日本殖民统治的伤痕,让日本人肃然起敬,痛切地反省和致歉;而“台湾人”经过日本50年“皇民化”“同化”之后,成为世界上最“媚日”的人群。
简介:面对“台海危机”发生后两岸关系紧张局势和“总统直选”后岛内政治力量新变化,为下一阶段“修宪”做准备,台湾当局决定援引“国是会议”先例,以政治协商形式,于1996年底召开“国家发展会议”,讨论“宪政体制”、“经济发展”与“两岸关系”三大议题,但在新党退出后,成为国、民两党利益交换的“分赃会议”,引起社会各界不满。从会议达成的结论来看,以“总统扩权”交换“冻省”共识,显然背离“一个中国”的原则,是“独台”与“台独”的合流,不仅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制造了障碍,也造成台湾地区政治体制新的混乱。
简介:台湾原本没有贵重的物产足以吸引外国资本家和帝国主义者的注意。1861年《天津条约》议定九口通商,淡水是其中的一个港口。最初选择淡水开港的原因不明,事后却证明,茶是淡水开港后最亮眼的出口产品,台湾于是登上现代国际贸易的舞台,这也造就了台湾经济发展的基础,更因为台湾取得这种成就,引来日本人的觊觎,而有乙未割台之惨事。茶如何与台湾人民的祸和福相连,是本文的重点。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把眼光放大到近代世界贸易史上,如此才能看出相关的各种联系。本文首先说明英美人民如何喜欢上喝茶,再谈英国人如何找茶,再谈台湾的洋行和茶叶外销。从中,我们可以发现乌龙茶、包种茶和红茶各自代表不同的政体、政商关系及营销策略和管道。
简介:日本政府在1895—1945年间于台湾施行强而有力的殖民政策,使台湾的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各层面都出现空前的明显变化,此变化甚至影响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台湾。其中,在战后初期仍为台湾最重要产业的制糖业,则是于日治时期成长茁壮的。当时为了推动新式机械糖厂的顺利运作,对于蔗农的措施有欠慎重,因此在1920年代先后发生了二林事件和凤山事件。二林事件中蔗农的抗争对象是林本源制糖会社,凤山事件则因陈中和新兴制糖会社的处置佃耕地而爆发,两个事件促使农民分别组织“二林蔗农组合”和“凤山农民组合”,后来扩大成为台湾农民组合,此组合之所以能出现,其推手则是李应章和简吉。他们当初所力争的不是传统中国常见的抗租、抗粮等租佃制度上的不平等,而是争取既有的耕作权与较合理的原料交易权,这是因为近代台湾新式制糖工业的出现,以及官方强力实行“原料采取区”制度,所导致的糖业资本家与蔗农之间的土地权益纠纷,使势力薄弱的蔗农警觉到团结的重要性。他们之所以能够警觉应该是地方精英极力呼吁的结果,并且也多多少少获得“胜利”,就此意义而言,简吉和李应章在1920年代确实扮演了领导台湾农民运动的角色。
简介:国民政府在大陆国共内战中日趋劣势后,于1948年12月开始,将上海国库的黄金、金银硬币及有价票券,陆续迁运至台湾,决意以台湾作为今后反攻大陆的基地。然当时台湾在经济方面,二战后的损害尚待恢复,“二二八事件”的影响及大陆经济状况的连累,造成“国府”迁台初期台湾通货膨胀严重。大陆方面,虽然国民政府在南方尚控制几座大城市,但在大陆已全然失去税源收入,军政所需全由台湾方面支持。随“政府”迁台的数十万军队及公教人员,也需“政府”供养。本文利用台北“国史馆”档案和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藏相关档案,尝试探讨“国民政府”在迁台初期如何运用这批迁台黄金进行金融改革,稳定台湾经济,在此过程中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与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