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张謇,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一个令人瞩目的名字。他是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先驱,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近代中国社会激烈变革期的几乎所有的重要事件他都参与过,而他本人却走了一条科举成名后辞官回乡办实业、兴教育的独特道路。这多

简介：在山西省旅游纪检监察暨行风建设会议上，几位领导同志都做了很好的讲话。他们的讲话从理论到实践，讲得非常深刻，非常具体，也非常内行，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我完全同意。

简介：明季夏允彝《岳起堂稿序》曰：“唐宋之时，文章之贵贱操之在上，其权在贤公卿，其起也以多延奖，其合也或贽文以献，挟笔舌权而随其後，殆有如战国纵横士之为者。至国朝而操之在下，其权在能自立，其起也以同声相引重，其成也以悬书示人，

简介：对学术风气史的思考是章学诚反省学风演变及流弊、寻找学术出路的关键环节。他认为三代道器合一、官师合一体制反映了知识自我满足的理想状态,由于官师合一体制的瓦解,人性的局限失去了原有的规范而奔竞好名,学术泥于三代经典内涵的义理、考据、辞章之一端迭起风气门户。章氏以为扬弃风气循环的最好途径就是史学经世,史学的优势在于它通过道器合一又一次提供了人性的规范,继承了先王的合道＂道法＂即＂史意＂,熔义理、考据、辞章于一炉,又是包含一切根据个人性情产生的著述之学的根源性学术。章氏的史学经世最终从《春秋》经世深化到《尚书》经世,完成了扬弃风气循环的理论。

简介：唐五代时期雕塑与绘制真容形成了广泛的社会风气,上自帝王将相,下至僧人道士,甚至在平民百姓中亦颇流行此风。其中雕塑真容多限于帝王。由于此风甚盛,在朝廷中出现了专门的机构与职官,有画直、写真官、画真官、写貌待诏、画院祗候等不同职级,民间亦有专门从事写真的画工。绘制真容的目的有四:即追思与纪念、表彰、供奉与祭祀以及一些其他用途。这种风气形成的原因,主要是受佛、道偶像崇拜的影响,因此帝王与将相公卿之像多安置在佛寺、道观之中,希望能像神佛一样长期得到供奉祭祀。至于民间,则是将其父祖之像供于堂屋,四时祭奠。这一风气对后世影响甚大,甚至在少数民族中亦有影响,实为我国流传至今的画像风气之滥觞。

简介：<正>明代中叶是一个“天崩地坼”的时代,整个社会的各个方面都发生了许多显著的变化。而作为这些变化的外在释放形式就是社会风气的变革。这种变革,虽然在农村也可以找到它的踪迹,但更主要的还是在城市和市镇中进行的。南京是明朝的留都,又是江南地区经济重地,因此明代中期这里的社会风气转变十分明显。生活在此时此地的顾起元在他的《客座赘语》一书中,详细地记载了当时南京的社会状况,为我们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历史资料。南京社会风气的明显转变是从正德、嘉靖年间开始的。顾起元借一长者之口说:“正、嘉以前,南都风尚最为醇厚。荐绅以文章政事、行谊气节为常,求田问

简介：祖籍梅州五华的客家学子戴恩赛，向以孙中山先生的女婿而闻名。戴恩赛出身于香港，留学美国，归国后从政多年，虽然他在政界和学界没有产生较大的影响，但戴恩赛的教育经历却能明显反映出晚清民国时期中国教育界的新风气。文章以戴恩赛为中心，将具体人物置于历史大背景之下，提纲挈领，希冀对晚清民国以来中国教育界有更为直观的认识。

简介：当摄影人以群体汇集,集体向着一个地方举起镜头,你就再也不是只身前行的孤独行者或玩家。组织就是力量,力量就是摄影俱乐部的一声令下:走,到桦甸去!在聚焦魅力桦甸的过程中,我们每一个摄影人不仅是那个地方的美丽天使,也注定是具有规模效应的美的采撷者和传播者。我们来了,迎着桦林,迎着枫叶……

简介：本文对汉晋时期作为器物的“表”进行了系统考察，指出表具有标记、测量和旌表等多重用途，并重点论述了表在“标志”和“旌表”两种含义上的使用与演变。现存汉代“表”的实物显示出表在应用上的复杂性和多样化，尚未形成统一标准。此外，与表功用相近的还有榀、碣、膀、神道、阙等，本文对它们之间的关系亦进行了辨析。另一方面，受到上冢墓祭的影响，在表彰者与接受者的合力作用下，表墓的风习渐在汉代流行开来，助长了“表”的旌表意义。碑兴起後，由於表、碑在起源和功用上有着密切关联，碑逐渐成为旌表的主要载体，这使得表、碑在汉晋之际有趋於混同之势。但二者仍有差别。总之，汉晋时期的表处在其意义、形制和功用拓展的关键阶段，梳理这一演变过程对理解後世志墓器物的形制和使用亦有着重要参照意义。

简介：德国在1897-1914年对青岛进行了为期17年的殖民统治,对青岛这一时期的社会风气和民风民俗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德国殖民当局对胶澳区域内的西方人和华人实行＂华洋分治＂,对华人的管制涉及社会生活的广泛层面。在法令规章和司法惩罚下,青岛区的中国人生活在限制与监视下,开始学习适应新的生活环境。同时也尝试进行反抗,华人社会保留下了一些民俗传统、获得一定程度的参与政治管理的机会。青岛华人社会在德国殖民统治下的改变和反抗,使得青岛华人社会呈现出不同于中国内地其他地区的德华生活方式合流的态势,也使得青岛在今天呈现出不同于其他中国城市的面貌。这种影响,既作用于德国统治的17年,也持续发挥影响于德国殖民统治结束后的各个历史时期。

简介：李兆洛作为清代中后期的著名学者，对明清以来江南特别是常州地区频繁的宗族活动多有关注。面对宗族传统的时代异变，他往往给予正面的指导，阐明道理，提供范本，试图廓清认知迷乱，引导时人正确追溯家族历史，重建宗族的合理秩序。剖析李兆洛的宗族观，小宗理论是其评判、指导如何确认族分关系、开展宗族活动的基本依据。由于受其家世的深刻影响，以父系血缘为统绪的姓号标志的伦理意义，也在李兆洛的宗族观中起了一定作用，并直接影响了他对民间宗族活动所持的态度。

简介：<正>丧服制度包括亲属间的丧服、政治等级间的丧服、一般无亲、政关系成员间的丧服三大类。亲属间的丧服,又分宗亲丧服与姻亲丧服。宗亲丧服直接显现宗法等级关系的亲、疏,远、近,是宗法制度具体表现方式之一(最主要的表现方式是宗子祭祀权);姻亲丧服从属于宗亲丧服,它是宗亲丧服的派生物,无独立存在价值。本文着重研究宗亲丧服、研究宗亲丧

简介：周代“昭穆”是表示字辈的概念。父子之有昭穆，犹兄弟之有伯仲，伯仲用以区别同辈之长幼，昭穆意在辨别异辈之尊卑。昭穆依附于宗法而存在，在宗庙祭祀制、宗族伦理和继承制中产生作用，是宗法诸制度中的一项位序标准，其意义在于明确由辈分所决定的族人的地位尊卑，使宗族人伦关系明晰化、有序化。昭穆不是宗庙制度，也不是墓葬制度，是辈分概念却不是行辈标志“制度”。“昭穆”概念的产生与原始氏族社会及其婚姻形态毫无关系，也与所谓“母系分宗”无涉。昭穆是循环字辈，适应宗法强调区别尊卑长幼的需要而产生，虽与宗法有关，但与传子制或祖孙父子关系的亲疏毫无联系。

简介：当年机关干部理论学习和党的组织生活特别严格，规定每周四上午为理论学习。学习分为两个组别，科以上干部为中级组，学习内容是《联共（布）党史》的第几章至十二章，列宁、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著。一般干部为初级组，

简介：和我们今天一样，古代节日放假也分长短假期。《汉律》算是西汉的“红头文件”了，它明文规定：“吏员五日一休沐”，即官员每五天可以有一天不办公，称为“休沐”。到了东汉，休沐的内容更具体为“每五日洗沐归谒亲。”放假洗澡更衣，修发刮脸，然后回家看望老小、夫妇团聚什么的。汉以后，历代官员的假期基本分为两种。

简介：政教合一，并非西藏自古就有，而是蒙古征服大军压境的形势下元世祖与萨迦派帝师八思巴结盟联手的权宜选择。旨在建立蒙元皇帝与萨迦教派共同凌驾于西藏诸部之上的新统治体制，对结束分裂局面和西藏进入中国版图具有特定功用。活佛转世，也不是古来就有。自元后期噶玛噶举黑帽系率先实施，明中叶格鲁派被迫效仿推广，活佛转世又成为化解教派领袖继承纷争的通行办法。它与佛教追求来世的基本教义照应，在供奉释迦牟尼之外，增设了另一个独立的“活佛”崇拜系统。政教合一与活佛转世的偶然结合，构成了相互支撑、俱荣俱损的西藏神权政体的两大支柱。

简介：刘勰在《文心雕龙·辩骚》篇里评价楚辞为＂雅颂之博徒＂,博徒只能解释为赌徒,但六朝时赌博成为士族任诞风气的一种标识,而任诞作为魏晋以来个体自觉的最极端形态,社会评价总体上趋于肯定,故＂雅颂之博徒＂虽然是以雅颂为标尺对楚辞的贬低,但贬低的程度是很轻微的。任诞意味着个体的过度自觉,突破了名教之约束,刘勰正是在此意义上使用博徒一词,其真正指向的是滥觞于楚辞而大行于六朝的任诞风气在文学领域所造成的无序状态。为此刘勰在文之枢纽的前四篇中重建了一个道、圣、文三位一体的以经典传统面目出现的新的文学秩序,但由于六朝圣人观念的影响这一秩序并不能真正落实于具体的文学创作,于是有《辩骚》之作。指出六朝文弊的根源在于个体自觉的过度,同时指出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不在于取消个体自觉,而是使个体自觉接受一般秩序的规整,便是《辩骚》篇的枢纽意义所在。

简介：(续)　　二、部族的统治机关第一,最高行政机关在辽制中,部族最高行政统治机关叫北枢密院。《辽史》卷四十五《百官志一》中有这样的记载:契丹北枢密院。掌兵机、武铨、群牧之政,凡契丹军马皆属焉。以其牙帐居大内帐殿之北,故名北院。元好问所谓“北衙不理民”是也。据此,全部契丹人即游牧民都属于这个机关统治之下。《百官志》还载:　　契丹南枢密院。掌文铨、部族、丁赋之政,凡契丹人民皆属焉。以其牙帐居大内之南,故名南院。元好问所谓“南衙不主兵”是也。这样,也可以理解为属于北枢密院的契丹人也属于南枢密院。史籍记载的是文武两政由这两院分掌。然而,这实际上是错误的。所谓南枢密院,在《百官志三

简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围绕着君主或权威这根主轴运动，一切制度建立和修订，总是以在位君主和权威的统治利益和运用方便为取舍标准，尽量体现和扩大君主与权威的权势。这种高度集权于上的制度，显然不能应付复杂而不断变化的社会。尤其是，当社会发生变乱时，更显得力不从心。因此，在特殊情况下授予一些地方官吏及军事将领一定范围的专断乃至专杀的权力，就显得十分必要。“赐尚方剑”制度是明王朝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采取的临时措置，被赐予尚方剑，意味着拥有者具有专杀、专断及便宜行事的权力。虽然君主不愿意将这种权力授出，但迫于形势需要，又不得不放权，是一种无奈之举。该制度既反映出君主心理的矛盾，又关系到实行时复杂的政局，是颇有特色的制度。

简介：鄂西自古以来就是土家族聚居的地区之一。从战国时期开始,历代封建统治者都在这里推行“以夷制夷”的羁縻政策。元朝开始发展为土司制度,历经明朝,至清雍正13年,鄂西土司全部纳土,改土归流顺利完成。鄂西土司制度的历史沿革鄂西地区山高水深,气候多变,交通闭塞,语言风俗与内地不同,历来就被称为溪峒蛮夷之地。《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载:“秦惠王并巴中,以巴氏为蛮夷君长。”唐王朝对“溪峒蛮酋归顺者,世授刺史,置羁縻州县,隶于都督府,为授世职之始”。①唐朝曾在鄂西设立“清化郡”(即清江郡——引者注),辖清江、建始二县。②“宋参唐制,析其种落,大者为州,小者为县,又小者为峒,其酋长皆世袭。”③乾德三年(公元965年)施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