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一、法国传统的危险责任形态《法国民法典》以简洁著称，其侵权行为法领域为第1382—1386条这5个条文所囊括，其中四条很短且自1804年以来一直未变，[1]至今仍是法国侵权责任的“普通法”（droitcommun），也是实质规范法国侵权损害赔偿问题的主要依据[2]。

简介：应法国公证人高等理事会的邀请，以中国公证协会理事、湖南省公证协会副会长、湖南省司法厅公证管理处处长何忠禄为团长的中国公证协会赴法培训团一行20人于2011年9月4日至9月23日在法国进行了为期三周的学习考察。

简介：《法国民法典》中存在一个特殊的合同——和解(transaction)合同,即"当事人通过相互让步解决或预防争议的有名合同"。鉴于其标的的特殊性——争议或纠纷,法律赋予和解合同终极的既判力。和解合同呈现出合同起源和裁判效力的混合性质。一方面,它在救济途径上不同于生效裁判,采取合同无效救济途径,并非诉讼上的再审程序;另一方面,它在合同无效事由的追究上,体现出与一般合同的特殊性。和解合同随着ADR的推广从民法典领域进入纠纷解决领域:当事人一方可以向法院提出申请,要求法官直接赋予和解合同执行效力。此程序正好与我国新确立的诉外调解协议的司法确认程序相似;因此,通过与法国和解合同的比较法研究,可以寻求完善我国诉外调解协议的司法确认程序之借鉴经验。

简介：法国早在1978年就确立了行政司法重过错赔偿原则。2000年以来，法国最高行政法院通过“马吉拉案”、“博潘女士案”、“盖斯塔斯案”等一系列案件，回答了行政司法赔偿责任归属与归责原则问题，超期审判被定性为一般过错并成为行政司法赔偿的归责原则之一，大学、行业协会的纪律委员会等专门行政法院在行使审判权过程中造成的损害也统一由国家承担。

简介：在法国的法律体系中．公证制度可谓独树一帜．法国民事领域的诸多立法规定颇具特色，与此不无关系。法国公证传统由来已久．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渊源．13世纪就已形成了类似当今的公证业．早在1270年法国就建立了公证制度．当时就有60名公证人．以后公证人逐渐扩展到全国，公证人最多时曾达到4万人。经过长达几百年历史的洗礼与积淀．如今“公证业是法国法律界的第一大职业．它占有45％的营业额”，在法国社会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简介：陪审制度具有重要的政治意蕴与司法功能。在法国，对于法定刑较重的重大案件，实行以随机方式抽选一般国民担任陪审员，由陪审员与职业法官组成合议庭，共同审理案件，一起决定定罪量刑的制度。法国重罪陪审制度对于完善我国人民陪审员制度，如构建重罪、复杂案件由陪审团审理的制度，取消对陪审员学历的要求、确立科学的陪审员遴选程序与陪审团评议表决程序方面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简介：对于采取法典化模式的商事立法而言，法典总则的内容布局以及总则与分则之间的关系协调机制，涉及到一部商法典的整体容量和规范原理的取舍，历来是商法典建制所需考虑的重要环节，1807年《法国商法典》[1]首先进行了尝试。但随着法国社会的变迁、商业环境或商业运行规律的新陈代谢，《法国商法典》也处于变化发展之中，近些年更是做了重大的结构性调整。本文拟结合《法国商法典》总则的历史演进，对现行商法典总则部分进行述评，试图明晰法国商事法的规范理念，揭示法国法典化的基本观念。

简介：法国既严肃又活泼的课堂、既有亲和力又有公信力的警察、既有分工又有合作的执法力量，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时，法国的警察体制和制度、警察教育训练工作、警察执法规范化工作的这些特色和长处，也正是我国公安机关和人民警察，以及警察教育训练工作和执法规范化建设值得学习和借鉴的地方。

简介：一、法国刑事拘留改革之促因法国刑事拘留的改革不是一蹴而就的，关于刑事拘留的讨论从未停止过，尤其是刑事拘留中涉及的被拘留人人权问题、律师的地位以及司法机关职权等问题一直是学术界及实务界关注的焦点。自2009年起，法国宪法委员会、欧洲人权法院以及法国最高法院刑事法庭通过的一系列决定、判决及判例，加快并促成了2011年4月14日第2011—392号有关刑事拘留法律改革的出台：

简介：法国未成年人刑事程序法成型于二战后，系意大利实证主义犯罪学影响的产物。与普通的程序法则相比，法国未成年刑事程序法奉行独特的原则体系和制度框架，旨在强化对未成年罪犯的教育改造、促使其尽快回归社会。但近些年来，随着未成年刑事人案件的急剧增加，具有重大社会影响的恶性案件也时而有之，法国开始弱化未成年人刑事程序的特殊性，包括增设了程序速决机制、强化了强制措施和刑罚体系。制度的演进显然已超越了某些技术细节的调整，而可能动摇长期以来以未成年人利益保护为核心的刑事程序原则和体系。

简介：通过对软法国内化演变的追溯可以发现，软法理论的特点在于强调软法的实效性。软法论者以能否运用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这一标准将扩展后的法范畴划分为软法和硬法，其实质是从保证法实效实现的要素角度对法进行的一种新的划分。但这种划分造成了保证法实效实现中的二要素——认同与强制的机械分离，特别是在软法的触角从社会法领域延伸至国家法并导致国家法领域“一分为二”之后，更引发了软法理论与既有的国家法理论之间的冲突。在目前我国法治环境质量不够好的情况下，不适当地提倡软法对我国法治进步容易产生始料未及的负面影响。如何真正推进法治，包括真正实现“软法之治”，是目前软法研究首先绕不过去的重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