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一号和二号基址位于洹北商城的"内城"中心。其形制布局与陕西岐山凤雏西周宗庙基址基本相同,都有多房间的主体建筑"大室",而且还有程度不同的祭祀遗存。因此,一号和二号基址的性质不是宫殿而是宗庙。本文进一步证明一号基址有9个房间的主体建筑"大室"内所奉祀的神主,应是自大乙(成汤)至祖丁的九位直系先王,即武丁卜辞的"九示"。二号基址有4个房间的主体建筑的"大室"内所奉祀的神主应是阳甲、盘庚、小辛、小乙等武丁的"四父",也称"四示"的宗庙。根据一号基址"大室"东西两侧通道对一号基址的打破关系,证明一号宗庙是盘庚时期始建的,二号宗庙是武丁时期续建的。洹北商城即"盘庚迁殷"的都城"殷",年代下限为武丁早期。证明盘庚和武丁时代不仅没有始祖居中、昭穆分列左右的昭穆制度,也没有五庙、六庙。
简介: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有一幅表现了48个义民的竹笔长卷,这就是近现代著名画家司徒乔创作的《义民图》。它是画家的代表作品,也是中国近现代美术史上最富时代特征和感情色彩的作品之一。作为一名极具特色的画家,司徒乔在油画、色粉画、竹笔画等领域都有极高成就。受鲁迅先生影响,司徒乔更多将目光投向了当时中国人民的真实生活。他以纪实的手法,用独特的竹笔绘制了多幅广为流传的灾难画。这些作品凝结着作者的深切情怀和时代的悲情声音,向人们讲述着战争时期穷苦大众血泪,既控诉日本帝国主义的滔天罪行,也斥责了国民党统治者的无能。本文从画家的成长历程、创作工具、创作的时代背景,作品的内容介绍、历史地位及灾难画在中国近代美术史上形成的原因等多个方面对《义民图》做了系统梳理与研究,使人们在全面了解《义民图》相关信息的同时,深刻认识到创作者的伟大人格。
简介:迄今中国境内至少发现有13件塞伊玛—图尔宾诺式倒钩铜矛,依据骹与叶结构的不同可分为A、B两型,与典型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同类矛在形制特征上是有着一定的差别的。推测年代上属于齐家文化晚期及龙山文化末期阶段,绝对年代大概在公元前1800年~1600年之间。塞伊玛—图尔宾诺倒钩铜矛经天山北麓三大河流通道约公元前2000年左右进入新疆,向东传播,经河西走廊中转,以齐家文化为中介,逐渐作为文化因素的代表器物继续向东影响,北达晋陕高原包括鄂尔多斯地区,东南经关中以至中原腹地及丹江流域。中国境内发现的此类铜矛显然已不具有武器的功用,很可能属于仪礼用品。中原地区史前文化及社会对于传入的欧亚草原青铜文化并非简单的"拿来主义",而是创造性的发明了铸造"青铜容器"的技术,并把这类青铜容器加入了"礼制"的内涵,成就了辉煌的夏商周三代青铜礼乐文明。
简介:绘制于莫高窟唐代观音画像中的净瓶,数量庞大,造型多样,有着明显的地域和时代特点。本文通过大量取样、分类,以及与文献和出土实物相互印证,深入分析了莫高窟唐代观音画像中净瓶造型的发展、变化及成因。得出结论:一、净瓶造型主要分无盖、有盖、圆盘小颈和罐四大类,每一类中又有多种型、式;二、净瓶造型与文献记载和出土实物之间既有一致性,又保持了自身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三、净瓶造型除受印度早期净瓶造型和佛典描述的净瓶造型影响外,还受到唐代瓷器、金银器以及萨珊、粟特、拜占庭、吐蕃等地金银器的影响,充分体现了多元文化环境下中外工艺美术的发展、交流,及其在佛教美术中的反映情况。
简介:晚清以来,美国新教在华南积极拓展传教事业,与当地社会牵涉日深,在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下,领事对其辖区内的教士负有保护职责,相关教务教案便成为广州美国领事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时至庚子前后,美国提出“门户开放”,以保全中国居功,广州美国领事标榜对华“亲善”,活动更趋积极,不仅与两广地方当局密切配合以保护教士,从而奠定双方教务事宜之合作基础,更借此推动出台《两广教务章程》以限制法国对天主教的庇护,抗衡法国在华南之势力。在中美关系陷入低谷时,美国领事利用自身职位,借助连州教案为其施行的“炮舰政策”鼓动舆论,预设调查立场,罔顾调查事实,苛刻索赔,尽显帝国主义本色。上述行动以起伏的中美关系为背景,领事在其中发挥着极大的推动作用,并对近代中美关系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
简介:自20世纪60年代后期以来,动物考古学成为考古学研究中发展最为迅速的分支学科之一,利用动物骨骼遗存研究复杂社会显示出动物考古学的特殊魅力。本文利用旧大陆西部和新大陆的动物考古学研究案例,首先讨论了动物和动物产品在贸易和交换中的作用,接下来又探讨了动物遗存的差异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用来重建社会不平等,最后,则批判地考察了动物遗存在辨认史前和历史时代早期族群差异方面的作用。不仅如此,作者还讨论了从事复杂社会研究的动物考古学家所使用的方法,以及这些方法的局限性。作者认为,动物群分析可以作为研究复杂社会经济基础的一个有效方法。动物考古学除了为饮食和生存活动提供有价值的信息之外,动物骨骼分析还可以用于重建过去的交换系统,辨识人们的社会地位和族属。但要做到这一点,动物考古学家必须把分析建立在大量精心收集且出自合适的考古学遗迹单位的动物遗存之上。这意味着动物考古学家必须首先是考古学家,他们应当少花一些时间担心最小个体数、可鉴定标本数以及其他计算生物分类单元丰度的方式的优劣上,而应把更多的时间放在考虑怎样能把动物资料与其他考古学和历史学证据整合起来。因为只有把动物群资料和其他证据结合起来,我们才能理解复杂社会的经济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