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清朝与哈萨克汗国正式交往,始于乾隆朝中期。本文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满文录副奏折为核心史料,结合其他相关史料,分析清朝与左部哈萨克首领阿布赉、右部哈萨克众首领间的首次使者往来,确定了哈萨克最早遣使表示归附清朝的时间,考察乾隆帝对哈萨克政策的转变过程。针对学界普遍公认的清哈间首次通使发生于乾隆二十年（1755）传统观点,在清朝与左、右部哈萨克首次通使时间、双方所遣使者各为何人以及阿布赉归附动机及清廷具体考量方面提出管见,以供同好。

简介：宋金汉文文献追述辽朝国号的涵义，一为锁铁说，一为辽水说，但均不足凭信。我们通过契丹大小字石刻则发现，“大辽”国号盖取资于“辽远”之义，并且有域外波斯语文献为证。根据藏文文献可以进一步论证“大辽·大契丹”双国号说成立，此种做法与金元国号“大女真·金国”及“大元·大蒙古国”相一致，这是辽朝根据不同族群和不同地域的社会政治文化传统而采取的治国策略，算作北族王朝特殊的政治文化现象，正是二元政治的具体实践。

简介：本文基于国家治理的理论,从中央与地方政府（民族地区）关系的角度,进一步论述了国家—民族关系。国家治理的理论是深化认识国家—民族关系的重要基础;中央对民族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是国家—民族关系的重要机制;项目则是中央处理国家—民族关系,促进民族地区发展的重要措施。国家通过财政支付和项目制,促进了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体现国家对民族地区的有效治理。

简介：學界一般認爲宋代爵的等級經歷了從北宋前期到神宗朝、哲宗朝以至南宋的變化。本文通過對宋代制告文書、碑刻墓誌等資料的研究,認爲制度條文所載爵的等級與實際行用的爵等並非全然一致,宋代爵等很難説存在時間上的變化。以往學者在處理宋代爵等問題時,未充分考慮到封爵授予對象上的區别,即宋代一般官員與宗室既使用同一套爵等體系,其中又存在一些差異。而唐宋時期有關爵等的省稱（省寫）現象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現代學者辨析宋代爵等的難度。

简介：杨慎的卒年卒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有过激烈的争论，但因为可据材料的有限和材料本身的真假难辨，一直悬而未决。本世纪初，随着董运来、丰家骅先生对《明文海》中游居敬《翰林修撰升庵杨公墓志铭》的发现，此讨论终告一段落。然仍存在个别疑问，如李元阳《升庵七十行戍稿序》记杨慎嘉靖三十八年冬由泸至滇，这就导致杨慎卒于昆明而非永昌、卒于嘉靖三十八年七月之说的可疑。本文在指出旧说不合理的同时，试补充三则材料，用以强化杨慎嘉靖三十八年七月卒于昆明高晓寓所的可信性和毋庸置疑。

简介：依据除授方式的区别,告身分为制授告身、敕授告身与奏授（旨授）告身。制授告身对应高层任命,敕授告身承载特旨除授,奏授告身则反映由吏部奏上的常规注拟与迁转。南宋中后期是告身制度的末期,告身书式高度精简、稳定。以武义南宋徐谓礼文书的发现为契机,结合其他存世告身文献,本文总结出这一时期的一般告身书式,并试图以政务运行的眼光,再次分析其文本所反映的政治结构与行政运作流程信息。告身盛于唐宋,作为当时普遍行用的除授凭证,其发展与唐宋间职官体系的变迁同步,是唐宋国家政治体制变化的反映。伴随选任制度的变迁与除授文书体系的调整,作为一种独立文书类型,告身的核心意义由凭证向象征转移。

简介：内养宦官是侍奉在皇帝身边,执行奉旨宣谕、出使和宫内杂务等的职任。一般认为内养宦官具有较强侧近性,是皇帝的亲信力量,其中内养宦官执行赐死任务被认为是最直接有力的证据。然而结合具体的政治环境考察其与皇帝的关系可知,赐死实则是内养份内之任,甘露之变后文宗身边的内养宦官与其说是近身侍奉人员不如说是监视皇帝的工具。加之内养宦官与权宦的关系以及内养职任的事务色彩,不能过高评价内养与皇帝的亲密关系。

简介：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发展,班班通多媒体设备作为一种现代教学媒体,它适应现代教学的需要,能迅速、有效地为学生提供生动形象、丰富趣味的感知材料。在现代数学课堂教学中,“班班通”已经成为最重要的教学辅助手段,它可以吸引学生积极主动地去看、去想、去探求;它直观、形象的特点,为学生提供了思维摩擦与碰撞的环境,它突破时空的特点为学生搭建了更为开放的平台,对实现数学教学过程的

简介：主要论述在护国运动发动和进行过程中，以孙中山、黄兴为代表的中华革命党人，以梁启超、蔡锷为代表的进步党人，以及在全国各地，特别是云贵川湘等地不断蓬勃高涨的追求民主、共和、进步的群众运动等形成为一个合力，正是这一合力，在运动中起到了决定性的推动和核心作用。

简介：20世纪90年代以来关于＂中国传统经济再评价＂的讨论是建立在＂反思＂西方学者对中国传统经济评价的基础上的。为深化相关认识,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于2001年、2002年,2004年5月和12月,先后承办了四届关于＂中国传统经济再评价＂的研讨会。历届研讨会对西方关于中国传统经济的最新研究理论、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标准、劳动生产率等西方学术概念等焦点问题都进行了深入讨论，在史学界产生了积极影响。2016年6月25—26日，由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中国史研究》杂志社、云南大学中国经济史研究所、东北师范大学亚洲文明研究院联合主办的“第五届中国传统经济再评价暨农商社会／富民社会”学术研讨会在北京紫玉饭店隆重召开。

简介：一般认为,1952年第一次反＂地方主义＂运动的直接原因是中央与地方之间对土改政策的认识出现分歧,用当时的术语来说,即＂土改右倾＂。不过,在广东省海南区,成为运动整肃主要对象的陵水县4位县级领导人并没有被指为右倾。尽管陵水县1951年上半年第一期土改较为温和,但到了第二期、第三期土改,频频出现过＂左＂表现——在1951年下半年,虽然经济斗争状况不佳,但陵水县政治斗争之激烈,使人们很难将其与同情地主、和平土改联系在一起;到1952年上半年,陵水县的斗争又呈现了更为＂左＂倾,或者说更为＂深入＂与＂放手＂的趋势。因此,在1952年夏海南区的反＂地方主义＂运动中,陵水县领导人并未被指为＂土改右倾＂。陵水县的情况实际上是整个海南区的缩影。在海南区一级的反＂地方主义＂整队中,土改并不是重点议题,被指存在＂土改右倾＂表现者更是寥寥无几,而海南区正是此次反＂地方主义＂的重点地区。因此,对于土改政策分歧与反＂地方主义＂之间的关系,似有反思与商榷的余地。